出生于中国的我，到了日本后的头八年里，都还是中国国籍。后来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升级，我加入了日本国籍，一直到战后。

到了1946年，突然有一天，一些在日华侨来到我家，并且拉着我去了我所住的杉并区的派出所。他们强迫我放弃日本的国籍。因为他们是让我等在另一个房间里，所以他们是怎么具体操作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后来，他们交给了我一本中国的临时护照。

当时正好是我和桥本宇太郎先生的第一次十番棋开始的时候。第一局我输了后，那些华侨又来了，说“输得这么难看，像你这样的人要了也是没用的”，结果他们又把临时护照从我手上拿走了。

后来，拿到正式护照已经是1949年以后了。那一年，中国的国民党在内战中战败，去了台湾。我去了在横滨的中华民国领事馆办手续，终于拿到了护照。在此之前，我三年没有国籍。

妻子和我一样在1946年失去了日本国籍，实际上一直也处于无国籍的状态。而我们是1952年才发现这个情况的。当时正好刚赢了和藤泽库之助先生的十番棋，就收到了台湾来的邀请函。

妻子去申请护照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竟然是没有国籍的，便一边找律师商量，一边办手续，终于又恢复了日本国籍。失去日本国籍的真相是，1946年那些华侨冲到派出所，杉并区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不是本人的话，是不能办理退国籍手续的。”对此，华侨们怒吼道：“战败国的国民说什么呢!”然后就强词夺理地将我和我妻子的日本国籍都退掉了——那是日本刚刚战败后十分混乱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拿到了护照，决定去台湾。这时周围有人开始担心我会不会是一去不复返，不再回日本了。因为在战时，加入日本国籍的我是曾被人贴出了悬赏告示的，所以这次如果去台湾，很有可能会和我算旧账。

在东京举行了饯别会，作家川端康成先生和村松逍风先生都来了。席间，川端先生还对我说：“吴君，还是不要卷入政治的好。”看得出他很为我担心。

再加入日本国籍

我于1979年再次加入了日本国籍，时年65岁。战前，从中国国籍转为日本国籍，是因为当时是战争年代，受形势逼迫不得已。再次加入日本籍，较之我自己，更多的是考虑到孩子。

小儿子昌树在考高中的时候，碰上了这样的事情——在考场里只有小儿子一个人被叫到一边，不和大家排一个队。具体的原因不知道，但估计是国籍的关系才会这样吧。这件事对小儿子的打击很大。

我和妻子都为孩子的将来着想。在找工作的时候，可以想像如果没有日本国籍，情况会更糟糕。所以我们决定再次加入日本国籍，这也是小儿子的希望。

但是，要说再加入日本国籍，并不是马上就能被认可的。日本是不允许双重国籍的，如果我没有退出中国台湾籍的证明就拿不到日本国籍。为这事，我还去了原法务大臣稻叶修先生那里去找他帮忙。因为这个手续十分麻烦，花费的时间相当长，所以我连母亲的葬礼也没有去。

国籍问题解决了，小儿子从早稻田毕业后，在“日本电气”工作。长子信树庆应大学中途退学后，进了桐朋大学，立志成为音乐家。女儿佳澄从成蹊大学毕业后教初学围棋的启蒙班。

抚养孩子长大都是交给妻子费心的，因为我受的是中国四书五经的教育，所以对日本的教育一窍不通。围棋已经牵扯了我全部的精力，甚至连教孩子们学棋的时间也没有。甚至有孩子说：“非常想到父亲的房间里去，那是个特别的房间。”

大哥在我母亲去世后去了美国，因为大哥的三个孩子都在美国。大哥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学的都是物理学，小儿子成为时装设计师。大儿子在航空宇宙局(NASA)工作，后来因为NASA缩减了规模，改学了农业，听说和生物有关。

大哥最后是在美国去世的。我和大哥的孩子们一直有圣诞贺卡的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