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情结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四日,我父亲七十周岁,十八年的刑期已满释放。重获自由的第一件事,就是回老家——湖北红安,看望生他养他的那块土地和乡亲。在此,我把父亲写的“旧地重游——访天台山”献上。
旧地重游——访天台山
一九九0年六月十日,在副县长江绍宜同志和县轻纺局长王维乐同志陪同下到天台山看望了我一九三四年在这块山区打游击的部分地方。当汽车停在天台山主峰下,登高环顾五十六年前所住过的破落村庄和深沟密林,所走过的羊肠小路,所爬过的高山峻岭,真实百感交加!想起当年这里的人民为了坚持革命斗争,高举红旗,誓死不下山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而壮烈牺牲的惨景——有的人以水充饥,却死在井边,溪沟边;有的老太太头泡在水缸里,身子在缸缘上;有的年轻妇女躺在床上,婴儿含着乳头同归黄泉;有的青年口含未成熟的谷穗倒在田边。当我们把他们掩埋后,无不泪下,甚至泣不成声。可是他们的精神却鼓舞了我们坚持斗争的决心。看到现在的高家岗,刘家湾,杜家大湾王家湾的新瓦房,就想起当年这片山区绝大多数的山庄,没一件完整的房子,想起了我们住草棚山洞得情景。
当我们在刘家湾王维乐局长岳父家进丰富午餐时,不由的想起我们当年吃野芹菜,灰汗菜,地皮,地菜,竹笋,葛根的滋味。当我和大家在天台山主峰照相留念时,眼前又浮起当年在一起熬过那艰苦岁月的六位战友。除了风烛残年的我以外,有两位被敌人杀害,有两位被敌人掳去(女同志占以德,刘汉民)不知下落,还有一位大姐罗崇观前两年也仙世了。想到他们的命运,我虽然一生碌碌无为,但比起几位难友,战友来还算幸运。我还活着,亲自参加了争取革命胜利解放全中国的斗争;亲自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亲眼看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我还有个儿女成群的美满家庭,虽然生活很清贫,还能在晚年享受天伦之乐。而他(她)们呢?除了罗大姐外,其它的同志数十年来无声无息,不知流落在何方,葬身何地?!他们又何所得?
当我看到刘家湾房屋一新,人口兴旺,家里电灯电话,电视机,沙发一概俱全时,不免想起当年,我们住在那座残恒断壁的半间破瓦房的惨景!茅草垫地座床,月亮做灯,三块石头,半截破缸,烧烟驱蚊,口嚼野菜般的野人生活。当我看到老君山(880米高),提起洪家岗,洪家坳时,自然又勾起一些往事:一九三四年初,红25军离开苏区,(当时以老君山,天台山,茅草尖,仰天窝,灵应寺为中心,包括湖北红安,大悟,河南罗山,光山各一部在内的一块无人山被称为老苏区)向皖西行动时,我因病被留在洪家岗。我当时所在的单位是红25军手枪团一分队。因为艰苦环境,共同战斗的阶级感情,在生离死别的关键时刻表现得最强烈,最鲜明。在留下我,部队要离开时,分队长反复耐心的向我解释留下我的原因:一方面上级指示凡是伤病员不能随队的都必须留下,交地方同志安排。另外说明他和分队的同志们不愿意把我这个年不到十五岁的孩子一人留在这深山野林的心情。甚至向我流露了这次部队可能要到皖西区的军事行动,不然决不会把我留下,背也要把我背走。他和司务长亲自安排给我留下了两袋约四十斤大米,留下了一包盐,留给我四盒火柴,一个大瓷缸,一个大磁脸盆。并告诉我,领导上已同红安县五区的同志讲好了,他们会安排我的。我从参军后就没离开过部队,这次被留下,心情当然很复杂!实在不愿留下,又不敢说什么,更害怕的是如果没有人收我怎么办?即使有人收下也没熟人,谁能照顾我这个只能吃饭不能做事的小病号呢?内心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特别是我坐在路边的土堆上,部队从我面前向北行军的时候,分队的同志每个人都要说声:“小勤务,养好病,我们回来一定接你!”韩先楚同志走到我面前,低下头来说:“你年纪小,千万不能一个人乱走,一定要跟一个单位。”临别时,他眼含热泪的又叮嘱我:“千万要小心,听我的话!”部队走完了,他是最后离开我的。此时,我再也抑制不住痛别的感情,泪水夺眶而出,恨不得拉住他的手去追赶部队。同志们的身影已消失了,他们走远了。但我还是坐在土堆上。两眼向北眺望着,真希望能看到突然回来一个人把我接走。
天快黑了,我一切的幻想都破灭了,我失望的站起身,把条米袋左右肩各挂一条,在我身上成十字型,拿起缸子和脸盆,向洪家岗有灯火的破屋走去。那里驻的就是红安县五区的同志,一见到我就知道是25军留下的一个小病号,有个同志对我说:“你先到前面那个村子去住下,明天我们去找你。”我又往前走,到离洪家岗一里多路的那个村子,看到有两三座破墙框里用枯树枝燃烧的火堆,周围坐着男男女女,有一座房子,还有半间没被敌人烧完的瓦房,里面住着人,听到有说有笑的,而且还有女同志的声音。我也效法他们的样子。就近抓了些枯草燃起火来,在火光的照明下,我发现有几截还没有烧完的粗大些的枯树枝,收集收集放在火堆内。然后抓了些草垫在地上。打开自己的被子,头枕包着两套换洗衣服,一双布鞋的小包袱躺下。当时也不感到饿和渴,更不想睡。心里乱想,并不是想我目前的处境和今后可能遇到的一切,而是在想部队已经走了多远,想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我什么时候病好了他们来接我归队。夜已经很深了,大概是人们都已入梦乡了,一切都平静了。我突然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女同志的声音,很像过去在陂南少共县委工作的王国香。我沉不住气,立即起来顺着声音寻过去。看到几个男女共睡在一个地铺上,我又不敢进去,仍回到自己的火堆边躺下。不知不觉一觉睡到第二天太阳升起很高很高了,我带上全部东西下到河边,洗完脸,顺便在河沟边上拾些枯枝,煮了一大缸子干巴巴的粥,放了点盐,吃完了。又回到庄子来,一则等五区的同志来找我,另则想找那位熟悉的声音。果然看到几个人,坐在半截墙边晒太阳,我走近一看,果然是王国香,这种意外的相遇,使我高兴的跳起来,国香同志也飞跑过来,把我搂在她怀里,一手摸着我,一边问我怎么到这来的,这些年都在那里,干什么?同时把我拉到附近的石头上坐下,我们互相都谈了别后三年的经历,特别说到被“肃反”那件事,我们都是用同样的方式死里逃生的,说到这里,我们又感到很幸运。最后她问我做何打算!我说:“五区今天有人来找我,不知道他们要我到哪里去。”她说:“他们有么安排,现在凡是在这山里的人,身强力壮的男同志好办,参加哪部分队伍人家都要。女同志和身体不好的男同志,不能跟大部队到敌占区背粮回山的,哪个部分也不要。你是个细伢,又有病,更难办”。我问她现在在哪个队伍里?她明白我的意思,叹了口气说:“我自从河口县保卫局放回家后,一直在家生产,结了婚。四次围剿来了我们就逃出来了,跟着桃区政府,一次通过敌人封锁线,丈夫被打死了,我就一直跟着桃区的同志。”她说完用手指了指那边的七八个人,“他们对我很好,我们两个女同志不下山打粮,为他们缝缝洗洗,也是段人的碗,受人管呗。”
上午十点左右,红安县五区的两位同志真的来找我了。
"你叫江腾蛟?"
"是"
"你在手枪团做什么工作?"
"勤务员"
"你得的么什病,不能走路?"
“我两条腿长满脓疱疮,流的黄水,水流到哪里就长到哪里。”
他们两人互相看了一眼摇了摇头,其中一人又问了句:“你有十几岁?”我回答:“十四岁多不到十五岁”。他们笑了笑说:“怎么十四岁,不到十五岁?”“我不说假话,今年九月初十过生日才满十五岁!”他们接着问:‘你是哪里人,以前在那里做什么事,这里有什么熟人没有?”我答到:“我是红安八里区官木塘乡江家湾的人,以前在陂安南县少共县委儿童局当过巡视员,以后又在陂南县少共县委儿童局当书记,后来陂南县和合口县合并时,被抓起来说我是“第三党”坐了半个月牢放出来到保卫局特务队当勤务员。河口县特务队跟鄂东北特务四大队合并,四大队又编到红25军手枪团,也是当勤务员.”像连珠炮似的,一口气说完了.。五区的两位同志耳语了几声,对我说:“河口县便衣队就住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叫区背尖,你去找他们吧!”“那他们能接收我吗?”我不安的问。他们说:“我给你写封介绍信,一定能接收。”并用手指着小水沟那边的一条盘山小路“从那条小路一直顺着走,过一个小村子后,第二个庄子就是他们住的地方。”听他们这么一说,我很高兴。王国香同志也为我高兴,但她又愁容满面看着我,代我问了一句:“这里到河口便衣队住的地方有多远呢?”“我们也没走过,大概有六,七里路吧”“这么远,他一个小伢走,不放心。万一碰到狼怎么得了。”“白天走不要紧”王国香同志不同意我当天就走,而我又急着要走。看我走意已定,国香同志只好说:“那你就乘早走,在路上万一碰到了狼,就猛敲磁盆。狼怕火,放火也行,我们看到火就去救你。”我答应两声背起东西就走了。要说不害怕不可能,我一边走一边拿树枝敲着脸盆大声唱,可喜的是,很顺利的找到了河口县便衣队,而且把我收下了。
我当时那种意外的高兴心情,就像失去很久的孩子找到了家,有了自己的队伍就等于有了自己的家,有了组织就等于有了母亲。司务长给了我两件衣服,要我洗澡后,把原来的换下来烧掉,以免传染,被子也要用开水煮煮。我的一件白色毛皮小背心,舍不得丢,想把虱子抓干净留着冬天御寒,但怎么也抓不干净,气得我把皮背心摊在石板上,用小铁锤子锤完了,白毛变成红毛了。一气之下烧堆火把他烧掉了。司务长雷学福用民间偏方,每天早晨用三号搪瓷碗热一碗猪油,倒在意碗大米干饭里拌了让我吃下去,大约吃了二十几天,我的黄水疮就完全好了,奇怪的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复发过,这件事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没有一天忘过。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一九三四年夏天,我们住在老君山下的王家湾,,这里有一人家,我们来到时,房子里有三具死尸。我们把他们抬到山沟里埋了,把房子扫干净,用艾叶熏了一阵。砍了些树枝搭起床,用枯草垫着,又在房子里的墙四面都挖了洞,以防敌人突袭时逃跑,这里虽是土砖墙,但瓦还很完整,没有遭到破坏,不怕雨雪。在房子北面有颗老白果树,南面紧靠房子长了颗高大的枝繁叶茂的槐树,房子被它遮掩了一大半,住在这里很凉快。
住的条件不错,但它不能充饥,时值六月,周围能用来填肚子的树皮,滕根,野菜等都被我们搜刮尽了,连山沟的大小池都被淘干了,把能吃的小鱼,细虾,都脚鱼,王八都“扫荡”一空,实在再难找到充饥的东西了。大家把最后的一点财产拿出来了------每人身上的一元白洋,拿在手上翻来覆去还是看着白洋饿肚子。徐司务长提议翻过山到徐家冲去找红安县五区便衣队,请他们帮助我们买点粮食救活这几条生命。五区的同志不同意代我们买,只是告诉我们熊家河附近有两个小村庄的老百姓靠得住,即便是不卖粮给你们也不会害你们,可以下山到那两个庄子去试一试。徐司务长(四十多岁的一位老实人)回来和大家商量,我们都同意快下山买粮去。可是派谁下山买粮的问题却争论不休,女同志罗崇观。刘玉清坚决要跟徐司务长下山,理由是她们俩身体好,个子大还打过仗;刘汉民,占 德两位女同志说她们俩年轻,理应去;徐司务长都不同意她们的说法,最后他决定:由他带我下山,一老一小不易暴露,较安全。并让四位女同志今晚上山住,明早去两个人到洪家坳去接我们。
我和徐司务长乘天还没有完全黑前就从洪家坳下到黑冲,顺着弯弯曲曲的小路摸到熊家河附近,黑冲沟口的山岗上,探望着两个小庄的位置和进出的道路。但我们两不敢过早的到村子里去,一直等到夜深人静时,才向靠近山脚下的两户人家摸去。我们在一户老乡家的窗子外轻轻的将屋里的人唤醒,告诉他们是山上下来的红军,在他们完全信了我们后才开了门,在灯下一看,我们一身破烂污垢的样子,就更确信无疑了。忙把我们让进屋,二话不说,先做了两大碗面疙瘩,两张烙饼要我们吃。我们当然也没客气,说了声“打扰”后,三口两口就吃得干干净净,还觉得不饱。吃完饭,我们就提出买粮之事,老乡拿出一箩筐小麦。一斗多大米,倒进两条布袋,我们给了他四块银元,老乡硬是不要,说太多了。我们的目的是下次好再来买,就说了句:“下次再算吧”,扛上袋子就向黑冲走去。我扛的是大米,,徐司务长扛得是小麦,我们向山上爬了约三分之二,这时司务长问:“小勤务,你累不累?”我说:“很累”。他说天还没亮,我们找个石洞休息一下。我当然巴不得,我们找了个较隐蔽的山洞,我一躺下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太阳出来很高了。我抬眼一看,徐司务长没在洞里,我跑出洞外唤了半天也没见回答,又回到洞里仔细看了看,见石板上有两块白洋。在这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揣起白洋,扛起一袋粮食向山上爬去,爬一段放下,再下去把那一袋粮食扛上来,就是如此跑上跑下的往山上倒腾。后来,我实在没有劲了,摊坐在地上,正好看见两位女同志,站在洪家坳上唤我。我忙向她们招手,她们跑下来把两袋粮食扛起在前面爬,我在后面跟着,一面走,一面说。我把徐司务长失踪的事告诉她们,我们三人分析的结果是:老徐头是想儿女,想老婆回家去了。我们回到王家湾后,大家商量要不要转移住地,有人主张坚决转,而且越快越好;有人说:老徐头是个老实人,不会害我们的,不一定要转移。有人讲,出现这种情况,论理应该换个地方的,但是我们住过的沟沟凹凹,老徐头都晓得,他要真是想害我们,我们搬到哪也不行。坚持转移的同志不同意,说:“这么大的深山野林,哪里找个石洞不行,别到以前住过的地方就行!”争论了很久也无人拿定主意。最后,大家都同意向五区便衣队报告,请他们打听打听老徐头是否叛变投敌了再说。可我心里一直不相信老徐头是坏人,他走时还把两块买粮剩下的白洋留下了,他不想让我们死。
总之,我这次重上天台山,心情是喜忧交错。喜得是全国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对老区的照顾和政策,完全改变了过去国民党反动派对这里实行烧光,杀光,抢光后的慌凉惨景。现在山区的人口比过去多了,房子都修复了;公路通到山上;很多村庄有了小型水利发电站,村村户户有电灯,有的还有电视机,各村还通了电话。此外,还有县办林场和茶场,天台山的云鹜茶还出口国外了。可惜的是过去山上布满的那些挺拔高大的松衫,栗树基本上被砍伐光了。只能看到很少小片的旧貌。伤感的是:当年同在山上坚持斗争的男女战友何止百计,但如今回观旧地的只我江某一人!思想起来,甚为感伤也!
天台山,老君山的发展前景是令人乐观的,林场现在虽然规模还不很大,但有的已成片成材了,初见经济效益。幼林在大片山坡上生长的很茂盛,如果再逐年增加些投资,继续扩大林场的规模,加以科学的管理,在十年八年内树木成材,经济效益就更可观了。另外,天台山的茶场还可以大大发展,这里到处都可种茶树,山高土肥湿度大,适宜种茶。如果多投点资,扩大种植面积,加上在制茶工艺技术上再提高一步,使茶的色,香,味方面在现有的水平上继续提高,冲入世界市场,这又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如果能在山上修建些中级宾馆,夏天可吸引大量的武汉人到天台山,老君山上来避暑,又可以增加一笔收入。从目前看,可能是投点资,经济效益来得慢点,但从长远看,可是一大笔取之不尽的收入,对红安的建设起着长远的支柱的作用。
江腾蛟 199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