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逼迫感生发艺术的最强音　1983年6月广州的《艺术论坛》杂志发表了梁锡鸿的遗稿《归国画家司徒乔》一文，这可能是新时期较早发表的一篇追忆这位伟大画家的专论。1920年代初，初入培正中学附属小学的梁锡鸿参加了学校课余举办的绘画班，结识了担任义务辅导的司徒乔。司徒乔一反教会学校常用印刷品中圣经故事插图临摹的方法，鼓励同学们在户外直接写生。数年后，梁锡鸿引领一众前卫艺术家在东京展开颇有声势的艺术运动，他的西画启蒙导师就是司徒乔。少年司徒乔对于艺术的冲动和热情还深深影响了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来担任八路军首任摄影师的沙飞（本名司徒传）。1936年，鲁迅逝世之际，这对族中兄弟用画笔和相机记录了伟人的遗容，他们也因而得到文艺界的广泛认同。艺术家的早慧始于1923年创作的《搁浅》。当年，懵懂的年轻画家看到书上说有人用调色刀代替画笔把颜色捺到画布上的办法，他也好奇地尝试了。虽然是试笔之作，作品还是透露出动人的秉赋。司徒乔的早熟不仅表现在他对西画技法的独特领会能力上，同时，他很早就把画面中的景致锁定于民间疾苦的现实内涵，而当时中国洋画界的主要努力方向却是在形式上徒然追随着西方。司徒乔此后的学习履历中不乏留学美欧的华彩篇章，但这些留学经历并未将他塑造成一个华丽的趋步于时尚的前卫表演者，反而凝练了他对于汲取西方写实手法的方法论思考，他把画家的人道主义使命与一个挣扎于生死线的悲情时代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写实-纪实的方法意味着他可以凭借在场的逼迫感来生发艺术的最强音，这一思路伴随着画家颠沛流离的亡命生涯，帮助他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苦和病痛，最终完成了一批真正能够表征那段峥嵘岁月和个人心曲的画作，无论是瑰丽景致，还是荒舍鬼影，抑或是难民肖像和主题宣传画，都兼具流动、沉切的情韵和意志力。和同时期许多声名显赫的大家有所不同的是，司徒乔艺术创作始终处于审慎的个体状态，他交游甚广，但又不群不党，那些风起云涌的绘画团体对他似乎构不成诱惑。司徒乔因为身体条件所限，一直没能加入到延安的浩荡队伍中，他曾对自己的犹豫态度深以为憾。我们不难发现，同时期具备民粹主义精神的画家们此后都陆续加入了红色革命阵营，尤其是那些在鲁迅影响下迅速成长的木刻版画家们，他们的步调所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让司徒乔感到了无以名状的孤寂。但艺术史并未得出遗憾的结论，我们已经见证了太多的实例，在非白即黑的意识形态战场上，将艺术工具化的强力逻辑一步步侵蚀了大多数艺术家的个人表达，而司徒乔的独特价值恰恰在这一层面上显示了出来，他始终以“自己的力”，去发现并领会“时代的艺术”，进而在画面中谱写了一段忠实于个人良知的不朽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