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双兵第一次见到侯东娥的时候，仍然能从她饱受摧残的身上看到当年“盖山西”的影子。

因为她的美貌，当地人送了一个这样的称呼。而这称呼带来的耻辱和悲痛，也跟随一生。

直到去世，侯东娥也未能等来历史给予她—一个被迫沦为日军性奴隶的女人—人道的赔偿。

因为这个原因，使调查研究“山西慰安妇”的张双兵不胜唏嘘，“我让她回忆当年屈辱的历史，向日本政府诉讼赔偿，给了她希望，但希望又落空了……”

在长达29年的时间里，张双兵一共详细调查了123位女性，日军侵华期间，她们分别在山西盂县一带，被强迫成为日军的“慰安妇”，身心受到巨大伤害。如果不是张双兵，这些伤痛，或者说这些宝贵的民间受害人的证词，大概永远不会大白天下。

就在6月初，小学教师张双兵经过多年的调查和采访，编写的中国第一部“慰安妇”口述史《炮楼里的女人》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60余位“慰安妇”的亲身讲述披露了日本侵华期间在山西黄土村庄里制造的一系列人间惨剧。

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的暴行

日本的大辞典《广辞苑》里对于“慰安妇”一词的注释是“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

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告诉本报，所谓的“慰安妇”就是按日本政府或军队之命令，强迫为日本军队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逼为军事性奴隶，受害者涉及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其中，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至少有20万以上的中国妇女被逼为军事性奴隶，遭受旷古未闻的苦难。

“‘慰安妇’制度的罪恶就在于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军队运用国家的力量，有计划实施的军事性奴隶制度；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的暴行，是日本军阀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国家犯罪行为；它严重地侵犯受害妇女的人权，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记录。”苏智良说。

以张双兵调查的山西为例，他告诉本报，山西盂县进圭社据点最多时达到十六七个女人。少的关押十来天，多的关押一到两个月，特殊情况也有1-2年，以每个据点每次抓捕五到六个女人，每20天换一批女人计算，一年内在一个据点被抓的女人预计有100多人，一个县十个据点计算所得到的数据至少是1000人。

他所采访的受害者刘乃妮的讲述，同时也被日军战犯冈义一证实。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时，冈承认，1943年在山西阳曲县南温川据点任分队长的时候，从两个村抓了刘乃妮等十名女人。

因为这样的经历，使受害者遭受巨大的痛苦，她们的身体被日军殴打蹂躏后，多数都有严重的后遗症，失去劳动能力，或者未能再生育，成为农村里孤苦无依的老人。张双兵第一次见到侯东娥时，白发苍苍的老人只能跪在田里干活，激起他深深的同情，并开始关注老人的身世。

“一开始就打不住了，觉得她们太可怜。”很多受害者都已成为老人，一辈子没有任何经济收入，靠别人的施舍度日，也没有子嗣关照她们的生活。“每当病痛发作，老无所依就只有等死。受害者中的大多数都已死去，一小部分活到现在，她们冲破传统的枷锁，不顾亲人们的极力反对，顶住精神上和舆论上的压力，站出来指控日军的暴行。”

等待了十年的讲述

而这一切又是那么困难。张双兵等待他的第一个采访对象侯东娥，对他剥掉伤疤，讲述噩梦一般的经历，整整等了十年。

1982年，第一次来到侯东娥的家，“日子很不好过”：石窑洞，炕上铺着一张破席片，两卷很小的铺盖，地上只有一个木头墩子，一个木头红柜子，就是全部家当。

张双兵坐在木头墩子找她拉家常，当绕到战争年代的话题，侯东娥非常警觉地把话题扯回到邻里纠纷上面。她似乎看出了张双兵的来意，“你是一个好人，我相信你，但我自己不能说。”

张双兵这才觉得，自己想的太简单，“这并不是一件可以随随便便告诉别人的事。”

张双兵仍然常来看望她，给她带四分钱一包的大槐树烟抽，陪她拉家常，也会谈到战争，谈到其他人的故事，只要不谈到自己的经历，侯东娥都会有声有色地讲。侯东娥的记忆力非常好，当年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都清清楚楚。

这样的交往一直过了十年。

有一天，张双兵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日军战争赔偿的报道，他想到了受到战争灾难的侯东娥，她终于有了诉苦申冤的好机会。“我一定要帮助她，让她不要错过能讨公道的好机会。”

而侯东娥还是不相信，张双兵反复劝说，侯东娥才慢慢开了窍。等待故事开始讲的时候，侯东娥开始沉默，然后哭起来，情绪波动越来越大，从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把张双兵感染了，也哭起来，这一天，老人什么也没有讲，哭了一天。

经过情绪的宣泄，直到第三天，老人开始平静了，她把信任全部交给张双兵，详细讲述了自己作为“慰安妇”的经历。

1939年，背着有刺刀的长枪，耳朵旁盖着两个黄片片，穿着走路咚咚响的牛皮靴子的日本侵略军部队在伊藤队长的带领下，包围了高庄村，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搜寻“盖山西”。

这时，侯东娥才16岁，刚刚嫁人生了一个儿子，还加入了共产党，分管村里的妇女工作，搞宣传，给八路军做军鞋。

战战兢兢的她和同村姐妹一样，用锅灰烟抹满脸，到处东躲西藏。

直到有一天，再也藏不住，日军根据她家土豆窖新翻的泥土痕迹，把她像拧小鸡一样从里面抓出来。从此噩梦开始了，在据点里，只要日军没有出发扫荡，没有战斗。日本兵就会野蛮地强暴她和姐妹们。几乎每个晚上都没有休息，最多的一次，她身上过去了五十多个日本鬼子。四十多天后，侯东娥刚生产完的身体，无休止地大量出血，完全垮了下来。

不堪蹂躏，她想到了自杀。从高高的崖上跳了下来，却侥幸没有死。于是，她好像想通了，为了自己还在襁褓中的孩子，一定要活下去。她说之后的一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勇敢地挺了过去。

即使被亲人想方设法救出来，她仍然先后三次被抓到据点蹂躏，然后怀孕了，这使她更加不安起来。侯东娥怕人们知道，她怀了日本鬼子的孩子。她白天想办法搬大石头，担水、上山割柴做最苦最累的活儿，想把肚子里的“小杂种”打掉。晚上愁得一夜一夜睡不着。

经过超强劳动量的折磨，侯东娥终于让这个孩子从肚子里掉出来，伴随大量的出血，她晕倒了。从此，她失去了生育能力，身体受到摧残，也失去了劳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