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偷盗生活时间长了总要反省的。

人，不是纯粹为了生存，除了养活自己，还要对别人或者人类作些贡献。自我消沉，自暴自弃的想法是错误的。

男儿，要有骨气，东方不亮西方亮。

我和我大哥在读书期间，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他是某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是科班出生。 典型的知识份子，当年由于考上初中以上的人太少了，那一家，那个人考上了那个学校，一说,大家都清清楚楚的。特别是一家两个还是少见的。

当年我失学后，总是落魂落魄的，有时上街买点日用品连回家的路也忘了。几次在街上遇到他时就躲藏得远远的，深怕他看出了我落难后的狼狈像。这种心情和外表，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有这种体会。有时面对面的情况下也寒暄几句。时间久了，我看他比较随和，我也没有拘束感了，从内心上讲，我也想求求他，最想听他安慰几句。能邦邦忙，指一条出路最好。

1961年尽管万事萧条，稍为有一点新鲜事还是很感动人的。

已经工作的年轻人，穿戴干干净净，喜笑颜开，还是挺羡慕的。学生放归宿假，谈到学校的变化，还是很伤感的。青年参军，暂新的军装，胸前佩戴的大红花，群众敲锣打鼓的欢送，场面还是很感动人的。这一切仿佛与我无缘，我象一个罪犯躲得远远的偷看。

我沉默了几个月，我反思到这也不是一个办法，我必须和命运抗争，我要走我自己的路。只要能奋斗前途还是有的。路在何方，我很芒然。

有一天，我在街上又遇上了他，我把我的想法向他挑明，他沉思一会儿，没有说什么就走了，我找了我的一个亲人，反复作他的工作，他同意帮我想办法。

实际上，他们单位在当地算是科技含量最高的单位，知识的结构比一般单位要求高得多。不但要求文化程度高，而且要求还要有自学精神，这样才有培养前途。

事后他告诉我，他早就注意了我们两兄弟，早就有心招我们进他单位培训，因我出事了，他再没有提我哥哥的事。

他叫我写个申请书，由生产队长牵个字，再由大队盖个章，由公社备个案就行。我当天就写好申请叫队长马上就盖了章，因我人老实，对人诚恳，不到两个月就和队长把关系搞好了，他还握住我的手说，你以后工作了不要把他忘记了。

下午我到了大队长那里，他是保管公章的，他没有说签字，也没有说不签字，我也不愿走，就根在他屁股后面。他要去挖红薯，我就邦他摘红薯鼻子，天快黑了，他也情不过意，只好把字牵了，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公社办公室，临时替代的秘书不认识我，他看手续齐全，二话没有说就把字牵了。我拿着申请以最快的速度交给了有关领导。

一月后出事了。公社某些人知道了这件事，责成大队和生产队找原因。大队负责人直问队长：

你为什么给他盖章，这一家人是我们想尽千方百计才把他们整回来的，你放了他等于我们就白干了。

队长说他还挨了两耳光，他找到我要回申请，还一再向我说明，一旦上面追究起来就说他不认字，是我骗了他，我只好一一照办。

这时我才知道我的升学是被他们整回来的。

实际上，我的工作安排上面已批准，批文已经下到那位领导的手上。

那位领导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递给我一封介绍信，并说，你的工作人事局已经批下来了，正式招工进了他们单位，但公社闹了起来，公社是一级政府，它有权利取消你上班的资格，而且扯来扯去还要牵涉到很多人。这样我就不能把你安排在我的单位，因大家都在眼皮底下，有些矛盾不好处理，我准备把你安排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这几年你不要回来，眼不见心不烦，时间久了矛盾就缓和了。最好早点去上班，越早越好，只怕夜长多梦。

并说，现在的行政干部，权利大得很，我们 是惹不起他们的。

1961年11月4日，奶奶一早就为我准备了一碗糯米饭为我荐行，拉着我的手两眼饱含泪珠说：某某娃儿，你快走，走得远远的，这个家没有你值得留念的地方，在目前的环境下只好各逃生路。

这时天还没有亮，我深怕被人盯梢，怕有人派人来抓我，或者知道我的去向。我从后门出去，越过古墓群，沿岩坡下，走过了生产队和大队的范围，直奔目地而去。

从此，我在家乡消失了，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