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实际包括了“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化”和“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两种说法。首先提出“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人，可能是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人兼中心主任余也鲁(讲座)教授。他在1978年3月主办的第一次中国传播研讨会(香港)上作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余也鲁认为：“我们除了可以在中国的泥土上学习与实验这些(西方传播)理论外，以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寻到许多传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因为，“传的艺术已深潜于中国文化中，流漾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只差作系统性的与科学性的发掘与整合。现在该是开始的时候了。”

　　1978年9月出版的《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一书中写道：“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鲁先生，目前正积极主持该中心的一项工作——‘传播研究的中国化’，大力整理我国的传播遗产，以期能够推出一套完备的‘中国的’理论，并将我国的传播经验‘回馈’给外国人。”余也鲁认为：“中国的传学可以回溯到数千年，例如战国时代，七雄争霸，苏秦、张仪说服六国联合抵抗秦国，他们用了什么说服的策略?郑和七下南洋，没有发过一枪一炮，而威震番邦，所用的传统技巧在哪里?运河的建设，沟通了中原与南方，建立了文化的交流，……也许从这些历史文化的成就上，可以探讨出中国传播学的脉络。”郑贞铭认为：“这种研究方向是值得国内新闻界与传播教育界重视的。”

　　1978年6月，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在台北政治大学主办了第二次中国传播研讨会，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协办(系主任徐佳士教授)。余也鲁、徐佳士、朱立等30余位来自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历史学的学者参加了会议，向会议提交了14篇论文，大家用一周时间共同探讨传播学研究中国化问题。会上，余也鲁、徐佳士分别宣读了《环境与传播》、《中国传统中人际传播特征初探》的论文;会后，朱立教授在《报学》(1978)发表了香港会议上《开辟中国传播研究的第四战场》的论文。在此之前台湾地区已有一些相关论文面世。例如，方鹏程的《先秦合纵连横说服传播研究》(硕士论文，1973)，阎沁恒的《汉代民意的形成与其政治之影响》(1971)，张玉法的《先秦时代的传播活动及其对文化与政治的影响》(1975)。

　　1993年5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第三次中国传播研讨会，同前两次一样，余也鲁和徐佳士两位教授仍然是会议主办者和主席。两岸三地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民俗、人类学、经济学、新闻学、传播学学者22人向会议提交了专门论文，最后以《从零开始》为题结集于1994年7月出版。会议决定在二三年内集中力量写一本《中国古代传播概论》(1997年正式出版时定名位《华夏传播论》，37万字)，编一套《中国历史上传播理论与实践资料选辑》　。

　　1997年11月在厦门大学召开了第四次中国传播研讨会。两岸三地和新加坡、澳大利亚、韩国的社会科学学者38人与会，其中正教授(研究员)和具有博士学位者21人，博士导师4人，其余大多为副教授职称。会议收到30余篇论文和10余篇书稿提纲。会议回顾和总结了以往的传播研究，集中探讨了中国历史上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试图从中归纳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为建立科学的有时代意义的“中国传播学”创造必要的条件。会议要求在1993年“中国传播研究资助项目”学术招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9由香港基督教海天基金赞助编写出版一套“中国断代传播史”和一套“中国传播问题史”(或“中国传播观念史”)，共计约20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