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邵腾

钱伟长，又一位我们敬仰的大师，离我们而去。被周总理称为“三钱”的三位大师都走了。早先，晚年不断反思甚至鞭挞自己灵魂的巴金先生走了。去年，坚辞大师头衔的季羡林先生也走了。大师们正一个一个地离我们而去，我们似乎正进入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

大师一般来说并非官方正式头衔,而是普通大众对他们的敬仰之称。就专业而言，大师即所谓高手中的高手，精英中的精英，专家中的专家。但是，大师之所以被大众称之为大师，不仅仅是就其专业而言。大凡大师，大都是德高望重、德艺双馨的人中之龙、人中之凤。心理学家分析，大师们不仅有着超常的智商，更有着悲天悯人、济世救民的情商。钱伟长的一生，就是把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的选择的一生，诚所谓“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的志向与境界。

曾经有过那么点误区，就是错误地理解了人民群众与杰出人物的关系而降低了大师们的地位。人民群众无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但这一真理要成立又需要两个基本点。首先，人民群众是整体、是总体，而不是单个的人；其次，这些人民群众不是一般意义的人民群众，而必须是作为物质生产主体意义上的人民群众。如果这些人民群众不是作为物质生产主体意义上的整体，而是其他意义上的整体，就如当年法国拥护拿破仑恢复帝制的 “人民群众”；如果这些人民群众尽管是物质生产的人民群众，但是，它们不是作为整体，而是作为个人，即便是数目众多的个人，那么这两种情况下人民群众都不是真正的人民群众，都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

大众需要大师、渴望大师和呼唤大师。然而，大师的产生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哲学问题。大师的产生问题与那个钱学森之问差不多是同一个问题。实际上在钱老之前，早就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大师的产生不容易，而文化大师的产生更不容易。

尽管大师的产生是那么的不可预期，但芸芸众生中必然会有大师诞生。这也应当是一个规律。大师的产生有着大师自身的原因，也有着社会的原因。古人云： “文王拘而演 《周易》；仲尼厄而作 《春秋》…… 《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所谓， “愤怒出诗人”。

我相信愤怒出诗人、苦难出诗人，但我不相信只有愤怒才能出诗人，只有苦难才能出诗人，更不相信为了制造诗人，我们就应该制造愤怒、制造苦难。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鲁迅先生基本认为，天才或大师的自身条件是天生的、不可控的。天才或大师的自身条件，实际上也是先前的社会和先前历史的综合条件的某种凝结和表现。但是，这个问题确实要比社会条件复杂得多。鲁迅先生似乎并不完全赞同只有愤怒和苦难才能出大师，他希望营造比较好的泥土作为培养天才的环境。这可能正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

我们相信，社会进步的另一个含义就是愤怒和苦难在减少，而这不应当成为天才和大师稀缺的原因。从根本上说，随着社会的进步，天才和大师将会越来越多，甚至呈现出大师与大众的差别和距离减少与缩短的趋势。当然，我们现在要做的，不仅仅是呼唤大师，而且要做好迎接大师的准备。大师来自于大众，大众就是大师产生的土壤和环境。 （作者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