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傅宝珊，出生于福州，祖父的祖籍为浙江宁波，祖母是福州人。祖父是依靠海上运输作为谋生手段，鼎盛时期，曾拥有三艘货运船只。日俄战争期间，货运船只在大连海域遭水雷击沉而至破产。因此家境每况愈下，父亲高中毕业后，家中无财力供其继续攻读，于是只身来到上海，以半工半读方式，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会计方面的专业，并完成学业。

        毕业后在上海美丰织造厂当会计，在这里结识了我母亲樂月瑾，她既是有初小文化水平的知识女性，又有独立自强的个性，在厂里作手套工，并且是厂里的技术骨干，他俩经过一段时间的相识相知，终于组成了家庭。
父亲经过一段工作经验的积累，终于又找到待遇更好的一家贸易公司内任职，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母亲随即在家相夫教子。先后生育了三个儿子，其中老三因出疹子被误诊而夭折，由于母亲特别喜欢女孩，后来终随心愿，生了一个女儿，把她视为掌上明珠。

        上海解放后，由于美国和国民党的封锁政策，公司被迫迁到天津，家庭也随之迁到天津定居。1954年国家进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阶段，贸易公司的职员由国家再行安排，父亲当时被转往内贸口，安排到河北省密云县的一个农村，负责收购生猪工作。显然在穷乡僻壤，他的到来，无论从地区、文化水平都显得特殊，加上他性格内向，不善于与基层干部沟通和相处。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后，当地领导对来自大城市，高学历的陌生人员，也必然存有疑心，把他作为审查对象，由于他不堪承受当地粗暴的斗争方式，加上生活、工作的不适应，于是脱岗返回原居住地，因此失去了就业岗位。家庭生活重担由母亲承担，她重返上海，继续打工，以此维持家庭生活。直到1957年，由长子去密云县取户口，上级部门因查无实据，本人历史清白，也就顺利取回户口。

        1958年大跃进时，街道大兴民办企业之风，在居住地街道的组织下，集资组织闲散人员，成立了街办工厂，父亲得以再次发挥专长，在街办工厂内担任会计。父亲有了工作后，母亲随即返回天津，在街道从事绣花工作，这是一种在家从事的个体劳动，属计件工资，多劳多得。当时长子在天津大学任教，次子在北京大学求学，女儿在天津耀华中学学习。由于有长子部分工资补贴家用，因而基本能维持家庭正常运转。

        由于街道工厂越办越红火，不断扩大再生产，随着厂的规模和实力的增加，职工人数也逐步增多。以后又吸收了一批复员军人，个别人拉帮结派，有的并拥有实权。当时在财务方面由于父亲坚持财会制度也不免会得罪这些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北京红卫兵的示范效应，一些拥有极左思潮和抱有个人恩怨以及企图踩在别人肩上，向上爬的人物，处心积虑的寻找目标。终于发现在父亲办公桌玻璃板下，抄写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于是,他们采用卑劣的手法，,把它移植到办公室内毛主席像的下方，并污蔑父亲是别有用心, 悪毒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而在当时的口号是：谁敢反对毛主席，就要把他打倒在地，再踩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和情景，凡是六十年代前出生的中国人民都是亲身一路走来，在这里就不用赘述了。

      父亲在改造期间，某一次集体搬运货物，竟然把他一人的小腿砸断，此后残疾的躯体更难适应改造的生活，逐步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气，再加上子女均不在身边，有的下放到农村、有的插队在内蒙，母亲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也属惊弓之鸟，因而父亲缺少倾诉和排忧渠道，终于他留下了一封遗书，选择了安乐死，终年57岁。

        此后母亲也郁郁寡欢，她选择了超负荷的工作，来解脱心灵上的创伤，把街道上的手工劳动领回家，日以继夜，常常工作到半夜三四点钟，终于积劳成疾，最后因脑梗，治疗无效，于74年11月离开人间，享年61岁。

        平地一声春雷响，四人帮被彻底粉碎后，在党的拨乱反正方针的指引下，平反昭雪之风吹遍祖国大地，父亲的冤假错案最终得以纠正，我们子女谨以此告慰在天之灵，祈望双亲含笑于九泉之下。                             

                                                                             36刚刚         2014-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