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清明时,父亲离我们而去已近两年!可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无不永远的留在儿女们心里。
父亲一生做人低调,从不张扬。说起来,他老人家也算得上个知识分子,可在外人面前他是绝少提起自己的荣耀的。作为儿子的我,也只是从父亲多喝了杯酒后的片言只语中,知道些老人的经历:早在一九五零年,父亲二十岁时就参加了山东单县军事干校,毕业后至齐齐哈尔步兵学校做教员(大连陆军指挥学院的前身),后又随校辗转至沈阳、四平、锦州等地。还记得在我小时候,父亲有一顶军官帽,一副肩章,一副胸章、一双铮亮的黑军官靴。军帽就挂在我家的槅扇上,肩章、胸章用布包着和武装带、军官靴一起放在当时家里最好的家具(一件枣红的大漆的箱子)里。因为时时的看得见,军官帽的利用率还是蛮高的。哥哥经常把它摘下来神气的戴在头上,有时我也趁大人不注意搬个凳子,费事八难地把它够下来扣在头上。无奈,头小帽子太大,走不几步就罩住了眼睛,也只好一次次的作罢。年关时,大队(小的时候村是被叫做大队的)唱戏也来借的,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把解放军的军帽借去演了国民党。肩章、胸章不知是什么时候就没了,可那双铮亮的黑军靴,我记得很清,却是哥哥接班后穿走的。不过由于放的太久,穿了不长时间就因皮子开裂了丢掉了。
人言,睹物思人。可如今父亲已仙逝,老人家引以为荣的故物也早不复存,惜斋!痛斋!
父亲一生勤劳,于公于家从不惜力。一九六零年转业地方后,不论是在县城关供销社、化雨供销社做秘书,还是后来辗转马庙供销社各个经营点搞多种经营工作,无不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同事们都亲切的叫他一声——老孙。上初中时,我随父亲居住在马庙乡陈楼经营点。父亲不仅要站门市,还经常要到村里推广棉花种植。有时还协助管区抓计划生育。那时计划生育工作已抓的相当紧了,父亲经常大冬天的半夜里随管区的人出去,天亮才顶着一头霜雪回来。当时的我,也只有十二三岁,连骑自行车都要坐在大梁上,不太懂事。直觉的大人的行动神秘、好玩。现在想来,他老人家当时已近五十,那么重的工作,辛苦是可想而知的。当时经营点和管区还没有伙房,要自己做饭吃的,而点上几乎清一色的男士,会做饭的人少,七八个人的饭都是父亲和一个姓邵的同事做,可父亲从未有过一丝的厌烦和抱怨。
一九八零年,我考上了大程楼中学(当时叫三中),也是在那一年,父亲为了能让哥哥接班提前退休了。退休后的父亲不仅没有得到片刻的休息,反而更累了。我们弟兄姐妹六人。哥哥虽然上了班,可每月18元的工资仅照顾自己而已。姐姐大妹二妹和我都在上学,最小的妹妹才五岁。家庭负担之重是难以想象的。那时,国家已普遍实行了土地承包,我家也承包到了九亩土地。母亲和他老人家不仅要在这九亩土地上刨出一家人的吃、穿、用,而且还要刨出国家的公粮和县、乡、村的提留。可种地,对父亲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工作,犁锄耧耙,种收扬打------那一样无不是从头学起。春天,施肥浇水是母亲和他老人家;夏天,种收晾打也是二老。也就是从那时,老父亲就没了一刻的休闲。也正是因多年的过度操劳,老人家先后患上了支气管炎哮喘、肺结核病。每想此,做儿女的无不是潸然泪下和无比的愧疚。
父亲,你已长眠于羊山东坡,再也不必为我们操劳了。只是儿女们日思夜想,情何以寄?何以堪?
父亲早年生活凄苦,几岁时没了亲娘,爹去当了兵,一个姐姐十几岁就又出了嫁。在动荡的岁月里只身一人随继母生活,其中的苦楚我倒是没从未听父亲道过,只是前几日,母亲领着我六岁儿子在魁星湖公园里玩时,指着刚放泛绿的湖水说:“你爷爷还没你大时抱着家里的大粗布床单来洗,一下被带进湖里,可能是有神仙帮忙,在水里转了几圈又自己爬了上来,一边岸上的小孩也不知道喊救人,还说:‘好玩,看那小孩在水里转圈呢!’,你爷爷上来后就趴在那个大石头龟上控的水”。我在一旁听后,直觉一股巨大悲痛从心中涌起,大滴的眼泪掉了出来-----。日本鬼子侵入中国后,为躲避残害父亲随继母东藏西躲,直到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还住在亲戚的家里。这期间更是饱受了世态炎凉,受尽了人间的心酸与苦难!
父亲,你受的苦怎么从没给我们说过?你怎么不给我们一点机会,让儿女多尽一点孝心补偿一下您苦难的童年?(马上就是清明了未写完的只有以后再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