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以身许国的新闻摄影记者小方传略

方澄敏

    我的哥哥小方，姓方，名德曾，亦名大曾。小方是个英俊的青年，他身材高大，脸色红润，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透露出纯正无邪的光芒。他好像天天都是乐呵呵的。又好像从不知疲倦似的。他之所以称为“小方”，那是因为他童心未失，禀性活泼，喜欢同孩子们在一起的缘故。当朋辈们看到他这个大个子出现在欢蹦乱跳的小人群中时，就情不自禁地，亲昵地呼他为“小方”；他自己呢，也认为这个称呼并不坏。他说：“方者：刚正不阿也，小则含有谦逊之意，正是为人处世之道，我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于国于民有用的人。”因此他发表作品的时候，原用“小芳”后便改用“小方”为笔名了。

小方的一生是短促的，他祖籍江苏无锡，1912年生于北京。在北平市立第一中学毕业后，1930年他考入北平中法大学经济系。喜欢旅行、写稿和照像。“九·一八”以后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绥远抗战时他到前线采访，活跃于长城内外。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任中外新闻学社（简称中外社）、全民通讯社（简称全民社）摄影记者及《大公报》战地特派员到前方采访，当年秋天就听不到关于他的情况，看不到他的战地报道，最大可能是在抗战前线以身许国光荣牺牲了。

小方的经历，他的走向革命，同三十年代那些忧国忧民的左倾青年学生所走过的道路大致一样：从不满现实，阅读进步书刊到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的一些秘密活动。他从小就爱好摄影，第一次以照相机为武器进行战斗，是在他读中学的时候。他倡议组织少年摄影社“少年影社”，并举行过公开展览会。当时，他的一位同学李续刚（李对小方的影响很大，是小方的引路人，经常给他讲一些革命的道理。建国后李曾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文革中受到四人帮的迫害，1969年含恨而逝。）因进行革命活动而被反动学校当局挂牌开除，小方为了抗议，为了留下历史见证，把那张布告拍下了。从那以后，小方逐渐懂事起来。“九·一八”时他正在中法大学读书，加入了“反帝大同盟”（简称“反帝”)，也把我介绍了进去，并帮助我在我就读的北平市立女一中建立了支部。他编写过“反帝”的机关报《反帝新闻》。

1932年从天津南开中学来了另一名“反帝”的成员，名叫常钟元（笔名方殷，著名诗人，现已病故），他和小方共同主编了《少年先锋》。实际上，这个小小的周刊从写稿、编排到印刷、发行，都是这两个姓方的干的，有时候我也搞搞校对。

“九·一八”以后，小方真是席不暇暖，同时，我们家的“客人”也多了起来。大概由于我们有一位好母亲的缘故，小方的战友都喜欢把我们家作为接头晤面，讨论工作，或者赶写文章的地点，有时为了甩脱警特的盯梢，甚至也在我们家避住一两天。常来我们家的“客人”，除了李续刚和方殷以外，我现在能够记得的还有：李声簧（已故，生前为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副主编）、夏尚志（曾在东北任厅长）、王兴让（原用名王佐，曾任商业部副部长）、王经方（北平解放后曾在公安局工作）、高尚仁（北京市第6届政协特邀代表）、汪鸿鼎（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魏兆丰（上海戏剧学院）、吴颂平等等，还有一位摄影爱好者许智方，直到现在我有时还仿佛能够想起这些人当时的音容笑貌，我仍然住在原来的地方，还梦想着有一天这些人再到我们的家聚一聚，或者回首以往，或者共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计，但是，时过境迁，死的死了，活着的也各自天南海北，何况小方又早已不在人间了。

现在当然已经知道，当年的这些来客，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但在当时，在那风雨如磐的黑暗年代，他们之间并不一定全都知道谁是党员，谁是团员，就连小方，从各种迹象加以判断，他应该是有组织关系的，但不仅我不敢肯定，其他同志也难以予以证实。

至于小方同战友之间的友谊是深厚的。有的人生活上有了困难，他解囊相助。1933年8月的一天，他从报上读到一条19人被捕的消息，其中有方殷，他急坏了，到处探听方殷的住地（当时方殷与小方已无工作关系），打听到了后立即跑去把全部革命书刊以及抗日救亡的文件、传单等等予以“坚壁清野”，以致后来警宪去搜查时毫无所获。当方殷出狱后从别人处听到小方这一无畏的、暗中相助的英雄行为后，他不禁心中满怀感激敬佩之情。

小方于1934年大学毕业，1935年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了一个短时期，这时在天津开展救亡工作的吴寄寒和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周勉之约集小方及有进步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成立了中外社，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实际上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一个群众组织。

“九·一八”以后小方好像天天都在东奔西跑，忙个不停，常常只带了一把雨伞，一条毛毯，一个背包，一架照相机就离开家了。活跃于平津，及冀、晋、察、绥一带。

高尚仁是小方在北平基督教青年会认识的。小方小时候常到青年会去玩，得到了高先生的喜爱，1935年高先生聘请他担任了青年会少年部干事。这样的任用，在当时是破格的，因为小方并非教徒，不是教徒而能当上一名干事，小方乃是第一人。而且，这个工作大大方便了小方的革命活动，因为有了教会这件保护色外衣，有了高先生的庇护，小方在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就少了一些阻碍。他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简称民先），又是我的介绍人。我们“民先”队员在绥战妇女慰劳会的名义下办了一个救护训练班借青年会进行活动，安全的办了一期，在那时借个地方搞救亡工作是多么不容易哟！

北平学生运动示威游行是少不了他的足迹，在队伍的前前后后，跑来跑去的拍照，“一二·九”时的镜头如全部保存下来，那将大大补充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真实资料。高先生对于抗日救亡活动给了多么大的支持呀！好像是为了答谢高先生的相助，小方也曾两次邀请高先生观看斯诺（《西行漫记》的作者）1936年访问陕北根据地时所制的幻灯影片。他俩之间这种默默的关注，今天想来，还不免有点令人心醉。

小方不拍美人照，他与劳苦大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到黄河岸边，煤矿的井下，经过实地调查，以第一手材料介绍给社会。研究中国摄影史权威人士吴群说：“他把镜头对准中国的劳苦大众，位于激流中和地底下的船工矿工，对他们的实际生活境况，表示极大的关怀与同情。”（《山西摄影》1986年第2期第3页）他到冀东去了一趟，他所写《冀东一瞥》揭露了冀东伪组织的可耻面目，娼、赌、烟、毒、走私无不摄入他的镜头。

绥远抗战的炮声打响后，小方带着他的武器，一枝秃笔，和一个照相机，到战地采访，所写通讯一篇接一篇的在《世界知识》上发表，有：《宛平之行》、《绥远的军事地理》、《绥东前线视察记》、《兴和之行》、《从集宁到陶林》等等。方殷说：“这时方德曾已成了驰骋长城内外，报道救亡爱国事迹的名记者了。”《新闻研究资料》第一辑第66页）他的足迹遍及长城内外，火热般的报道大大鼓舞了我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士气。他的图文并茂的文章不仅吸引了广大的读者，也引起了新闻界著名人士如范长江、金仲华、陆诒等的赏识与重视。金当时为《世界知识》主编，函聘小方为该刊特约记者。现在，每当我拿起他所拍的照片或所写的文章，那真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手里好像握着一团火，他要是突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那该多好啊！

七七事变后，小方于1937年7月10日即离家前往卢沟桥，采访中被日本大兵所阻，他出示“中外社”记者名片，居然得以通行，大概是那上面的“外”字把日本兵吓住了。顺利完成采访后回到北平，写出《卢沟桥抗战记》，内分6节：“保卫北平的二十九军”、“卢沟桥事件的发动”、“战地踏察”、“卢沟桥的形势”、“长辛店巡礼”、“日总动员以后”，并配以照片发表于《世界知识》第6卷第10号里。后又再次去前线。我读了陆诒的著作《战地萍踪》才得知范长江、陆诒、宋致泉，小方4位记者在保定相遇。1937年7月28日陆、宋、方三人出发到卢沟桥前线，到达长辛店后小方沿铁路线徒步前进，去摄取我军铁甲车在卢沟桥前线作战的镜头（长辛店离卢沟桥前线不到5里），完成计划后又回到长辛店。29日宋、小方二人准备绕道门头沟回北平，刚走了几里路就听说前面路已断，无法回平，才又折回长辛店，此时长辛店居民已开始撤退，陆、宋、小方三人商量留在此地已丧失传递消息的可能，他们即沿平汉线向南撤退到了保定，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到北京了。当年9月间上海《大公报》登了许多小方所拍照片，并有通讯：《从娘子关出雁门关》、《血战居庸关》，报道了将士们的英勇与决心感人泪下。又以上海《大公报》战地特派员的身份寄出通讯：《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分析了当时平汉线北段敌我的力量及动向。1946年我在重庆听柳湜说：1937年他在太原的“九一八”纪念会上碰到过小方，当时小方意气昂扬，信心十足，并表明会后就要动身再去前方。50年过去了，还没有听说又有谁碰见过他，在《周恩来同志亲切关怀和培育的全民社》（新闻学论集第一辑第147页）一文中这样写着“……原中外新闻学社社员方大曾，当时在同蒲路沿线活动，就担任了全民社的战地摄影记者。他拍了不少战地照片，所以全民社在武汉时，除发文字稿外，还发了照片稿。不幸的是，不久即和方失去联系，以后再也听不到关于他的情况，最有可能是在抗战前线牺牲了。我们对这位优秀勇敢的青年摄影记者，敬致深切哀悼！”这意味着……我真不敢想，也不敢相信我的这位年轻的、精力充沛的哥哥，在战火中采访会如此这般地就牺牲了。

曾任《大公报》、《新华日报》战地记者的陆诒，在纪念“七·七”抗战50周年之际，写了一篇《怀念小方―记抗战初期第一个为国捐躯的记者》的悼文，说“1937年‘七·七’抗战，我到卢沟桥前线采访，认识了一位英勇、活跃的青年记者―中外新闻摄影社记者小方（方大曾），我对他心仪久矣。早在抗战前夕，他到过归绥（今呼和浩特市）、集宁、大同、张家口等地采访，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日报》、上海《生活星期刊》以及《申报周刊》、《世界知识》、《国民》周刊、《良友》画报和《大公报》上还常发表通讯和照片，忠实地报道抗日救亡动态，深受读者欢迎。令人悲痛的是他于当年9月底以后在平汉线不幸遇难失踪，抗战八年中虽经多方查询，仍无消息。他是抗战初期第一个在前线采访中为国捐躯的青年记者。”“我深切怀念当年的战友―小方同志”。（载1987年7月5日上海《解放日报》）

小方只活了25岁。朋辈们对他的共同评价是：为人诚恳、热情，无私无畏，乐于助人。名作家巴金写了这样一句话：“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与；不在于接受，不在于获取。”小方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做到了巴金所说的这一点；他没有虚度年华，他不是碌碌无为，而是把他的整个身心献给了祖国的壮丽事业：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我为我有这样一个哥哥而骄傲！

（1987年11月写于北京东城区协和胡同十号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