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艺术强调创新，刻意求变导致今天的艺术难以为继，以致出现了艺术终结的论断。这种刻意求变的风气也影响了今天中国画的创作，各种实验水墨如雨后春笋，令人目不暇接，但不知道他们画的还是不是中国画。与此相反的是另一种风气，由于市场的作用，一些画家只画一种图式，而且越画越甜，越画越俗，惟恐有了半点新意就会让市场认识不出他的面目而遭到抛弃。这种两种倾向都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画的健康发展。

其实，中国画不是不讲创新，中国画强调的创新，不是形式上的变化，而是对事物的生意、生机、生趣的捕捉，是“适我无非新”的“新”。中国画也不是不讲独特面目，中国画讲的面目，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图像标记，而是具有自己风格的绘画语言，是“我之须眉”、“我之面目”中的“我”。

近来读到 杨象宪先生的画作，欣喜杨先生并没有陷入这两种困境。在杨先生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那种追求形式创新的焦躁。无论是标新立异的实验水墨，还是维护道统的学院画派，它们在形式上都过于着力，作品都显得穿凿而难以圆通。杨先生的画既不刻意维护传统也不刻意追求创新，没有了这些形式上顾虑，杨先生就能够做到自由书写，深得中国画的“写”的妙境。只有“写”起来，才能既超越来自物象的局限，又超越来自传统的法障，达到一种心手合一、随物赋形的化境。通过杨先生的画，我们仿佛能够看他的书写姿态，通过他的书写姿态，我们能够进一步揣摩到他的闲情雅兴，能够领略到所画对象的生机活态。刻意状物，不能传神，执着小我，无法写意。传神写意需要超越，既超越“物”的障碍也超越“我”的障碍。这种超越不仅需要心灵的觉悟，更需要身手的贯通，需要一种融为一体的身体姿态。只有“写”的姿态顺畅了，事物才有生意，自己才有情趣。杨先生的画就体现了一种独立的“写”的姿态。

中国画必须“写”起来才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面目。这种风格和面目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图式，而是语言上的个体特征。杨先生专攻花鸟，但并不像某些大家那样仅以某种图式著名。他什么都画，画什么都像他的画，都能画出他的面目和风格。画到这种境界，可以说终于达到了人画合一。在我看来，这种境界上，艺术家之间没有高低之别，只有风格之异。或沉郁或飘逸，或雄浑或清雅，不同的艺术家有不同的气质，不同的气质有不同的风格。在终极境界上，有差异无高低。然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恶人之异于己也。”为了突出自己的面目，不惜穿凿刻画，抑人扬己，从而失去了平常心态，进而失去了自身面目。读杨先生的画，能够感受到他的平常心态，不急不躁，不卑不亢，“似麻似芦”，任由他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