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热爱音乐，却大多演奏悲伤的乐曲；他们组成乐队，却常常在哭声中表演；他们吹奏的乐曲，听者是那么的特殊……
    
    在人生的终点站，他们是最后的守望者。他们就是上海飞思宝兴乐队。乐队还有一个特殊的前缀——殡葬。在西宝兴路的上海宝兴殡仪馆中，有这样一群“不寻常”的音乐人。
    
    上海飞思殡葬宝兴乐队，成立于1997年3月7日，现有乐手16人，每4人组成一个小队，包括1名鼓手3名管乐手，一个小队每天有3到4场演出，全部乐队每天演出场次约20场。负责人说，一个月平均有1000具遗体被送来殡仪馆火化，其中有500多次，家属要求追悼会上配备乐队。
    
    这里的乐手，是通过网络招聘或者各区文化宫选拔出来的。进这支乐队，也需要面试和专门人员考核。殡葬乐队的一般演出程序是：追悼活动起始及遗像进入礼厅时，演奏《安息曲》，遗体进入礼厅时，演奏《接灵曲》，瞻仰遗容时，可根据丧家要求演奏逝者生前喜爱的乐曲，或者根据逝者不同经历演奏与其相关的中外乐曲。
    
    对飞思殡葬宝兴乐队来说，见惯了追悼会的场面，生或死已不再是判断快乐与否的标准。乐队的工作，就像是打开了一扇守望人生的窗口，窗外即使有别样的风景，窗内的人也无需羡慕或着急，因为窗外是所有人的归宿——生与死在这里淡化了，名与利在这里更是云淡风轻，如鸿毛般不值一提。
    
    他们的身上，有一种人性的力量。他们的故事，值得探究。
    
1  和爱人相识在追悼会
    
    乐队负责人孙爱萍，一个瘦小干练的女子，说起乐队的事如数家珍，两眼炯炯放光。任职15年，她“接待”了上万具遗体，经历了数不清的送别会。
    
    孙爱萍印象深刻的追悼会，发生在不久前：“有位留美华人母亲的丧事，我记得很清楚。那位先生没能在老母亲病危时赶回国，所以参加送别会时特别伤心。致答谢词时，他自己朗读《世上只有妈妈好》，要求乐队用萨克斯伴奏，朗读的过程中他几度哽咽，泪水打湿了讲稿，在场的来宾无不落泪。我们对这样的场面感同身受。所以乐队的宗旨，是尽所能满足丧家的所有要求，不让他们的亲人在最后一站留下遗憾。”
    
    一个女孩子，做这样一份工作，是否太沉重了？
    
    孙爱萍说，自己当初选择这个职业也是机缘巧合。大专学外贸专业的孙爱萍爱好摄影，碰巧当时上海宝兴殡仪馆新开设了摄像组，孙爱萍的老师就推荐她去试试。第一天面试在殡仪馆办公室，整个过程对孙爱萍来说都很顺利，也没有任何想象中的“恐怖”画面。
    
    谁知第二天正式上班，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当得知工作内容包括拍摄非自然死亡遗体的解剖过程，孙爱萍吓得腿都软了。单位组织了一次遗体化妆比赛，派孙爱萍全程摄像。150平方米的房间里，躺着80余具遗体，只有孙爱萍一个大活人，刚进门她就打了退堂鼓，但还是硬撑着给每一具遗体拍照。因为长时间摆放，很多遗体都发出难闻的腐臭味，而且遗容青紫“很是吓人”。接下来两小时的化妆比赛，更是难熬，不但要看解剖遗体的过程，还有清洗、着装、化妆等程序，孙爱萍最后扶着墙走出了房间。
    
    以后几天，孙爱萍渐渐了解到，解剖、化妆的每一步，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遗体的颜色代表了不同的腐蚀程度。心理障碍的源头解释清楚了，恐惧就一并消失了。
    
    “做这一行的难免会不被理解。曾经有过几个子女，为争父亲遗产在追悼会上大打出手。见到我负责摄像，他们就威胁说不准拍摄，还作势要来打我，将失去亲人的痛苦和财产争执的愤怒，发泄在我身上。”孙爱萍说，“大家都说我们是和死人打交道的，谁知道跟活人打交道更不容易。”
    
    “这份工作很高尚，我觉得精神上的收获比物质上更大。”孙爱萍工作的转折点，也是一次追悼会。一位卖血养儿的单亲母亲，因为不堪生活重负倒下了，5个子女哭得死去活来。孙爱萍不忍心看到这样的场景，不时安慰，家属对她十分感激，仪式结束后，5名子女找到小孙，一起向孙爱萍深深地鞠了一躬。由于这件事，她的心态完全改变了，工作成了人生的净化，人与人真诚的相处，换来的不仅仅是喜悦，还有精神上的富有。
    
    有趣的是，孙爱萍和先生的相遇也是在追悼会上。
    
    “当时他参加一个同学母亲的葬礼，看到我满场跑来跑去忙得不行，对我很有好感，后来还特地来感谢我，说看到我工作那么积极自己心情也变好了。最后居然提出要和我交往。”提起爱人孙爱萍羞涩地笑。
    
    说起自己的工作，孙爱萍有些无奈，工作量太大，有时候要到九十点钟才能回家吃饭。虽然家人对自己很理解，也全力支持自己的工作，但是她还是很愧疚：“尽不到做母亲和妻子的责任，是我的一块心病。”
    
2  从“老克勒”乐队转会而来
    
    陈小龙笑起来有一种豪迈的劲头，眉宇间透露着一股长者特有的派头。虽叫“小龙”，陈老师已年过半百，二十几岁时是上海滩“老克勒”乐队的成员。除了键盘，陈小龙还会民乐，可谓多才多艺，队里很多年轻乐手都喊他“老师”。
    
    加入宝兴乐队4年了，陈小龙笑称自己是因为“娱乐场所不景气”才转投殡葬乐队的。“原先都是演奏欢快的乐曲，到了这里一律都要低沉婉转，心情很压抑。但是丧家的感谢，却让我感受到工作的满足，算是更深层次的开心吧！”
    
    陈老师也口述了几个特别的故事。“有一位逝者的儿子是导演，送别会上对音乐有特别的要求，先是要演奏他父亲生前最喜欢的《小夜曲》，然后要求我们演奏了《魂断蓝桥》的主题曲《友谊地久天长》。仪式结束后，导演儿子拉着我的手说‘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有这么好的乐队’。”陈小龙的话语中有些小小的得意。
    
    “还有一个是一位92岁高寿老人的葬礼，家属把它当作喜丧来办，要求我们演奏《爱拼才会赢》这么欢快的乐曲。”说到这里，陈小龙会心地笑了。那是看透了人生的人，才有的笑容。
    
    当初，陈小龙加入“老克勒”乐队，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在舞厅演奏，同伴逗趣地说这叫“白天社会主义，晚上资本主义”。2002年娱乐业不景气，乐队解散了，音乐圈有朋友介绍他到宝兴乐队做键盘手，虽然工资不如从前，但是依然是自己挚爱的音乐事业。过去，陈小龙的“老克勒”乐队在酒吧和舞厅里演奏中外乐曲，给客人助兴，所见所闻是城市里形形色色的人；现在，他在宝兴乐队演奏，每天见到的都是失去亲友的人们——有些人沉浸在悲伤的气氛中，有些人超然开脱于生死之外。开朗风趣的陈小龙说，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就是工作中最大的快乐。
    
3  到哪里都是为了艺术
    
    和周福生打招呼的时候，还以为是一位不惑之年的乐手，然而旁人介绍说他已经60岁了。周福生笑着说：“心态年轻啊。”
    
    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周福生，在8年前加入乐队。他曾经是福建省京剧团的小号手，1984年剧团解散了，他回到上海，被分配到拖拉机厂上班。因为觉得上班“不符合乐手身份”，周福生找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开始全国“走穴”生涯。1989年以后，他在艺校教授音乐课程。
    
    1997年的一天，周福生偶然辅导了宝兴殡仪馆的合唱队，从而被邀请加入宝兴乐队。当时周福生有些犹豫，因为自己当老师的工作收入很不错，工作环境也好，但是仔细考虑后，他决定加入乐队，“在哪里都是为了艺术，殡葬乐队又何尝不可呢。”
    
    丈母娘对周福生的选择有些不满，当周福生接下这份工作时，岳母说了一句：“殡仪馆又不是宾馆，有什么好开心的。”听到这话，周福生心中不是滋味，但还是耐心解释，使丈母娘渐渐能接受他这份工作。
    
    周福生说，在飞思殡葬宝兴乐队工作，能体现他自身的价值。吹奏了那么多场追悼会，他的体会是——要让一个人哭出来很不容易，有些家属当场没有哭的情绪，但是一听到音乐响起，就忍不住大声哭起来，发泄悲伤。周福生觉得，在这点上帮到丧家，也是乐队的价值所在。“那些物质富足、精神贫瘠的人，根本不会理解这种感觉。我们的工作不能说很赚钱，但是就赢在精神上！”
    
4  听悼词体会人生
    
    今年58岁的王平，操着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却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国企做了近40年，王平的业余爱好是吹小号，单位破产后，他进入沪东工人文化宫做小号手，4年前经人介绍加入了宝兴乐队。
    
    刚加入那会儿，王平自己心里也有点疙瘩，因为怕受到排挤，换工作的事情王平都没有和朋友说，只有家人支持着他。做了一段时间后，他的心态调整过来了，而且还自己发掘了工作中的另一番乐趣——送别会上形形色色的悼词，成了他学习知识的“捷径”。
    
    “悼词中包含了很多历史人文的知识，逝者的不同背景，就衍生出很多文化。我是一个电工，以前没怎么读过书，现在做了这份工作，反而长了很多知识。”王平笑着说，“可惜我不是文人，否则每天那么多的写作素材，一定要好好利用起来！”
    
    在乐队，王平始终心态平和。“无论高官厚禄还是平头百姓，到了这里都是平等的，大家最后的归宿都一样，所以很多事情，没必要争个你死我活，顺其自然就好啦，上天是公平的。”
    
5  萨克斯吹出浓浓情意
    
    曾经在上海港务局任职的许海雄，从小就学习萨克斯，在单位也是管乐队的成员。2004年离开单位后，许海雄在舞厅表演过一阵子，后来经圈内朋友介绍加入了宝兴乐队。
    
    许海雄说自己胆子很小，刚开始不敢接这份工作，但是妈妈却一直鼓励他：“孩子，这是积德的好事呀！”听了妈妈的话，许海雄鼓起勇气继续工作。但真正让他摆脱恐惧的，是他最喜爱的音乐。
    
    几年做下来，许海雄发现，每个追悼会的形式都不同，送别的方式也各异，有的人大哭，有的人大叫，有的人一动不动站在那里，连泪水也没有一滴，却伤心异常。
    
    “曾经我为一位过世的老人吹奏过一曲《父亲》，老人的儿子感动落泪，还要求我再吹奏一次。追悼会结束后，他拉着我的手说，歌词感动到他了。我觉得奇怪，自己只是吹萨克斯，怎么用歌词感动他。谁知他说他是名歌手，听到乐曲就想到了歌词，在心中哼唱，产生了共鸣。”许海雄说。
    
    “还有一次，我为一名逝者吹奏《让我再看你一眼》。追悼会结束后，有位家属拉着我的手泪流满面：‘你在用心吹，我很感激。’他说自己也是搞音乐的，听得出里面的感情。”
    
    许海雄说，自己的音乐被肯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原来的恐惧都被这种神圣感代替了。
    
    如今，他热爱这份工作，虽然和舞厅的表演形式不同，但是两者都是表现观者的情绪，并将其升华——在这一点上，许海雄认为“是共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