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作家，1936年死于疾病，终年55岁，葬于上海

　　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

　　(1919年，38岁)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1924年，43岁)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1927年，46岁)

　　将来我死掉之后……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纪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

　　(1935年，54岁)

　　我五十多岁了，人总是要死的，死了，也不算短命。病也没有那么急。

　　(1936年，55岁)

　　死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拳师，死亡是现实社会最动人的悲剧。 (1936年，55岁)

　　鲁迅先生病重那年，写了一篇随笔，叫做《死》。过了一个多月，他真的去世了。其中遗嘱的最后两句，拿去和世界上种种著名的墓誌铭与临终之言比比看，可谓独领风骚。这两句话，我们早知道的，就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

　　写到死亡便文思泉涌

　　在鲁迅虚构的小说中，许多主角死掉了。他的散文，则写到许多真的死者，真的死亡。我平日闲读鲁迅的文章，不免发现应时因事，他也有急就、疲惫、略显潦草的篇幅，可是写到死亡，鲁迅便即文思泉涌，大见笔力，大显骨子，这不单是说人格的力量，更是驾驭文学的力量。我每读他的哀悼文章，欣赏佩服的不只是沉痛之感，而是他的克制、他的质朴、他的语气的“平”———《纪念刘和珍君》要算他中年格外用力的篇幅，给我们的意识形态滥用至今，单就文章论，却是一路写着，激昂上去了，平下来，再激昂上去了，又平下来。到了纪念柔石他们，语调苍老，无以复加。听说柔石身中十弹，鲁迅只用了四个字：“原来如此”。

　　痛惜人命无价，看破赴死不值

　　鲁迅的大慈悲，说白了，就是看不得人杀人。

　　在政权与死者两面，鲁迅一则咒骂，一则哀鸣，一面叫嚣复仇，一面又洞见虚空，他所惊怵者，不是屠杀，而是死亡。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见证的死者一旦到了政权更替，个个成为准烈士，但他洞见死神并不区分不同时期、不同政权、不同原因的屠杀。我们若是细读鲁迅谈及的死亡———从秋瑾、邹容到徐锡磷，从刘和珍、柔石到瞿秋白———他每予“烈士”二字以痛切的怨责、热讽，以至无词。他痛惜人命无价，看破赴死不值；他从不书写就义的光荣，而竭力渲染漆黑的死亡；他早年说过一句著名而天真的话：“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里去！”文句是漂亮极了，可是说这话时，柔石他们都还小，结果长大了，半夜拉出去给枪毙。

　　鲁迅害怕吗？非常害怕———教科书从来标榜鲁迅大无畏，可鲁迅分明没有像他同代的勇者那样，殊死抗争，而是一再公布自己的惊骇与恐惧：早在军阀时期，他就竭力呼吁不要请愿，不要去送死；广州清党时，他惊呼一辈子没见这么杀人，自称“吓得说不出话”；白色恐怖时，则每遇凶兆就逃亡。这是鲁迅怯懦么？当然不是。鲁迅的大无畏———我要说，同时也是他的大无辜———是他越过时局，绕过时政，直接追问面无表情的死神。

　　书写死亡是鲁迅的灵感与快感

　　死，革命的说法是“牺牲”、是应该，所以标榜死亡，指为“献身”，以之宣传；死，统治的说法是“平乱”，也是应该，所以为杀戮正名，或苦于隐瞒。鲁迅是这两种死亡观的大异端———他疾恶如仇，而心肠太软，他顾惜人命，所以避凶求生。他向两边大叫死亡就是死亡，不容屠夫自辩，也不肯为死者化妆。在他晚期的《虐杀》、《隔膜》等杂文中，他细数历史具体而微的祸端、言之有理的杀戮，给古往今来种种死亡的名目与鬼魂赋予近乎滑稽的悲惨，甚于悲惨的滑稽———这是鲁迅可怕的天才，他以浅笑揭示了本雅明概括的大真相：历来的统治者，从未失败。

　　书写死亡，说穿了，正是鲁迅的灵感与快感。从中国古典作家直到五四作家群，我们很难找出一位作家像鲁迅那样，一再为死亡的意象所吸引。鲁迅自己知道吗，那是他的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