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立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大展在京举办

展览中的苏立文像

庞熏琹为苏立文夫人吴环画的肖像

1941年，苏立文随中国红十字会医疗小分队搭乘小船前往广东途中(苏立文提供)

1967年，苏立文与张大千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博物馆(苏立文提供)

重头戏

□旋子 晨星

“苏立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大展，于2012年9月10日至10月8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展。展览展出苏立文的部分代表性藏品、他的学术活动的相关文献等，在对20世纪中国美术作概要性回顾的同时，展示苏立文的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起，历经70年的积累，苏立文伉俪建立了当今西方最为重要的现当代中国美术收藏之一。

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这个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了解的外国人，是当代西方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的学术泰斗。

他将自己姓名的汉语音译作了中国化的解读：姓苏，名立文，字迈珂。他会熟练使用筷子，他会用粤语点菜：“芋角”，他会用毛笔写字，他是香港的常客……

他与中国的缘分，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我出生之前就开始了”。据说他母亲见过李鸿章，还痴迷中国诗歌。他在剑桥大学读建筑时，有位同窗好友叫王大闳———这位后来的著名建筑师，是曾任民国国务总理王宠惠的公子，苏王的友谊绵延至今。

然而，对于苏立文来说，改变一生的，始于他报了一个名。作为国际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毛泽东《纪念白求恩》语）。在这里，他与一位中国女孩一见钟情，直至相伴一生；并且，与中国艺术史结下不解之缘。

开车进入中国抗战陪都

苏立文今年96岁了，仍然喜欢开快车，以至偶尔会因超速接到英国警察的罚单。开车是苏立文保持脑力体力的锻炼方式，是他人生的又一关键词。

还在进入剑桥大学求学前后，20岁的苏立文就曾与好友自驾出游，环游巴尔干半岛，环游地中海地区，把卡车的轮迹印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利比亚等地的建筑遗迹旁。

1940年4月，刚到中国的苏立文开始执行他的任务：驾驶一辆满载药品补给的3吨道奇卡车，往来于昆明、贵阳、重庆、成都之间。蜀道难，崎岖山路危崖深谷阻挡不了国际志愿者们的热血，昆明到贵阳的三日之途，两人轮开仅需24小时。路途颠簸，车辆常坏，苏立文和同伴摸索着自己修车，俨然像个老手。他们似乎离战争很远，但离死亡很近。山路旁的一辆又一辆坏车，摆着出事时的各种惨烈姿态，警告着他们快退回后方。

也许长着一双对美敏感的眼睛，就在这样的艰险之中，路边摇曳的春杜鹃，壮观的黄果树瀑布，乡间小店的卖酒农妇，都令苏立文至今难忘。

在重庆，苏立文多次遭遇日机大轰炸，他常在加拿大宣教会的地下室躲避空袭。每轮轰炸过后走出地下室，就看到惨不忍睹的一片狼藉：废墟，伤员，亡者，更有立即出动救死扶伤清理现场的工作人员。

时隔一个甲子后的2006年，90岁的苏立文来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捐赠了45张记录“重庆大轰炸”的珍贵照片。此为后话。

离开中国，更深入地走进中国艺术史

1940年代前期，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另一面，是文化的顽强生长。在成都，苏立文工作于华西联合大学博物馆，期间参与前蜀王建墓的前期发掘测绘，在现场，他的老外面孔，还差点被当地群众当成来盗墓的“洋大盗”。

就这样，他走进了一生建树甚多的艺术史专业。

在成都，苏立文负责西藏藏品的展览，发挥绘画专长担任考古绘图工作。对西藏文物材料的研究，令他于1945年撰写出版了《西藏文化概论》，用作博物馆导览。

战争令中国文化人聚集到川滇后方继续他们的事业，徐悲鸿、黄永玉、庞熏琹、丁聪、吴作人、雷圭元、叶浅予、郁风、张安治、张光宇、刘开渠、张大千……群星璀璨。他们知道有个老外苏立文，醉心于中国艺术，于是，大家有了交往，甚至成了好朋友。其时，苏立文就曾与广东来的画家关山月进行一项“交换”，苏教关英语，关教苏国画，教材是《芥子园画谱》。

1946年，苏立文回到英国，重新进入本科，学习艺术史。他的老师是伦敦大学科陶尔德艺术学院院长安东尼·布朗特，后来才知道，他是前苏联间谍组织“剑桥五杰”之一。1947年，苏立文获得当时的中国政府奖学金，进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汉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又获得洛克菲勒基金旅行奖学金，前往哈佛大学，攻读中国艺术博士学位。

由此，苏立文作为西方首位系统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的学者，开始建立自己的研究体系。1959年，他的第一本专著《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出版。此后，他的研究从20世纪中国美术延伸至整个中国艺术史。《中国艺术导论》、《中国山水画起源》、《艺术中国》、《东西方艺术的交流》、《山川悠远：中国山水画艺术》、《诗、书、画三绝》等专著，源源而出，一版再版。

其中，仅《艺术中国》就经历先后修订四次。更成为耶鲁大学、牛津大学等知名学府沿用多年的中国艺术史入门教材，风靡四十年。

积累70年的现当代中国美术收藏

苏立文夫妇从未想过要当收藏家，但伴随研究而来的艺术品却渐渐丰富。

在成都时，因为知道苏立文研究中国现代美术的志向，吴作人、庞熏琹、丁聪、叶浅予、关山月……都将自己的画作赠送给苏氏夫妇。

回英国后，发生一件祸事，苏立文的行李在一趟火车上丢失，其中有从中国收集的所有研究笔记。这事被庞熏琹得知，不仅费尽心思给苏立文邮寄资料，还在朋友中广为传播，征求帮助。得到的回响之一，是与苏立文素未谋面的黄宾虹专门为之创作一幅精美的山水画，叠得小小的，在1947年通过航空邮件寄往英国。数年后，苏立文在美国，用奖学金省下的钱，购买了六幅黄宾虹早年创作的作品。

不能不提杰弗里·贺德立（Geoffrey Hedley），苏立文在中国结识的好友，他生命中一位重要人物。

贺德立是一位恪尽职守的中英文化协会官员。他奔走于南京、上海、北京之间，向生计艰难的艺术家们施以援手；他组织青年美术工作者的展览，比如1948年在上海的黄永玉及其朋友的木刻作品展；他助力将一些青年艺术家送往英国学习；他迎着种种困境，为苏立文期冀撰写的书稿提供资料，获取艺术家作品的照片。

1960年，贺德立在伦敦逝世。他的遗嘱令苏氏夫妇震惊：他把他所有的中国绘画与木刻作品，除大英博物馆可任意挑选五张以外，全部遗赠给苏立文夫妇。

苏氏夫妇的藏品因而极大地丰富起来。任伯年、夏翚、慈禧太后的影子画师缪嘉蕙，以及傅抱石、林风眠、溥心畬、齐白石、程颂万、丁雄泉、傅叔达、唐云……都进入他们的藏品库。

他和他的艺术史研究再次回到中国

离开中国后，苏立文更深一步地走进了中国艺术史，但他仍念念不忘抗战时的成都。

当时，油画颜料稀少得几乎无处可得，庞熏琹却动用他的珍稀储备，为苏夫人画了一张迷人的肖像。今天，这些出自诸位大家手笔的画像仍然在他的家里，在这面墙那面墙上，寄托着他对逝去夫人的哀思。

恍若隔世的多年之后，苏立文还给庞熏琹一个惊喜。他写道———

1979年再回中国的时候，气候已经变了。到机场迎接我们的美术家协会的官员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太累的话，当晚将有一个为我们准备的晚宴，席间大概能见到一些我们认识的人。我们到了餐厅一看，一张大圆桌边上围坐着庞熏琹、吴作人、小丁、郁风和其他老朋友们。庞熏琹坐在我旁边，大部分时间都握着我的手。敦促了几次以后，再加上几杯酒下肚，他的法语又回来了，于是我们重续起1946年以来一直被打断的关于艺术的交谈。就在他离开成都的那年春天，他曾把一本他的现代工艺设计作品集托付给我，这些作品都是基于他对中国古代艺术的深厚学识而设计的，他寄望我们能使之在西方出版，然而我们没能成功。但是那天晚上，就在三十三年之后，令他惊异地，我们终于能把这本作品集交到他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