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上次与母亲长谈，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是考大学，争论要不要出省的时候？是临近毕业，决定未来职业方向的时候？还是工作几年后，被催着谈恋爱和结婚的时候？

　　仿佛只有在产生分歧的时刻，我们才想起来要交流。而很多年轻人也抱怨，父辈不懂他们的想法。其实，时代变化得如此迅速，因为成长环境的不同而造成观念的不同是很正常的。

　　今天的这篇文章收录于《单读 16 · 新北京人》中。“60 后”艺术家欧宁也曾苦恼于代际的巨大差异、因为离乡别井而与母亲越来越疏离。他选择写下这封信，坦露自己过去作出人生选择时的心声。

　　今天就是母亲节了。跟母亲谈谈心、或者写封信，让她更了解你，或许已经是最好的礼物。

　　欧宁，艺术家、策展人、编辑。2003 年在广州拍摄纪录片《三元里》参加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2005 年受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资助拍摄纪录片《煤市街》在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首映。2011 年至 2013 年创办和主编共 16 期《天南》文学双月刊。2010 年在安徽黟县发起乡村建设项目“碧山计划”，2016 年在山东烟台发起历史街区活化项目“广仁计划”。 2016 年至 2017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与保护研究生学院任教。

　　致母亲书

　　撰文：欧宁

　　在泰国清迈府圣东巴县半湄乡，一天的日照刚刚退下，夜色慢慢把这里的稻田、竹林、香蕉和油菜花染黑，朋友们放起了孔明灯——妈，这里凉风习习，我只穿着单薄的衣裳，想起在北京严寒中的你，也想起了家乡。在你养育我长大的广东省遂溪县下六乡，也应是炊烟四起的时候了。小时你经常在田里劳作一天，回家后便急着给我们做晚饭。在那个贫困的年代，我们很少吃得起米饭，多数都是把大量的蕃薯和少量的米一起煲成粥。我现在好想念蕃薯粥的甘甜解渴，想念我仓皇成长的日子——随着年岁增长，我总是这样陷入日暮望乡的惆怅。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定要把你接来北京的原因。

　　你日复一日老去，待在那个你一生不曾离开的地方，守着家里的空屋，一个人面对日益复杂和令人忧虑的农村现状和日常生活，让我放心不下。我爱家乡，但不能接受它那令人绝望的现实。我思念的家乡，其实就是你的言语和形象在我们身上唤醒的记忆，是一段不复在现实中存在的岁月。我要把你接来北京，就是要让你和你身上贮藏着的记忆常伴我们的左右。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照顾你。今天依然贫瘠和毫无起色的下六乡，我们仍会经常回去，因为那里有我们的祖坟，我们以后的灵魂也会回到那里。我庆幸仍然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乡，一个地理上的点，一个灵魂停泊的所在。不管如何，我绝不会嫌弃它。

　　还记得数月前我为劝说你来北京，与你通过一次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电话。你一直不肯，因为你觉得这会给我们添麻烦。放下电话后我不能自控，以泪洗面，为你的固执，我的失败。多年来你的心总在我们身上，碰上什么事情总是优先考虑子女，从不为自己着想。你习惯了贫困，生活节俭，也习惯了一个人在农村独处，对城市心存恐惧。你的固执让我一切言语都显得如此无力。我恨自己不能说服你。我恨自己半生离乡别井，换了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在这个世界上离你越来越远，看你的次数越来越少，和你说话越来越来疏离。你心中一定很困惑，不知你的儿子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不知他在干什么，不知他在想什么。尽管你后来终于来了，我们也有数次深夜长谈，但我发现岁月已在我们之间留下了一条鸿沟，我为这种阻隔感到懊恼万分。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离开你的呢？屈指算来，也有二十八年了。那一年，我考上了县城的初中，开始寄读。县城离家六十多公里，每年寒暑两季，我都要奔走在那条红土泥泞、两旁尽是油加利树和蔗林的乡间公路上。第一次长时间离家，我并没有不习惯，但当第一个冬天来临，我盖着家里给我的那条又薄又短的被褛，身体正在发育长高，我因寒冷而失眠时，还是流泪了。那三年初中，家里给我的生活费平均每月只有五元，贫寒的体验几乎可以说是深入骨髓。我长得又瘦又黑，是一个脆弱不堪的少年。每年暑假，我要回家帮工，有一次因为长时间在田里插秧，被毒日烧灼，到黄昏收工时双眼竟不能看路，是你让我扯着你的衫尾，把我牵领回家。又有一次，我用自行车从田里把两袋刚打下来的沉甸甸的稻谷驭回家，路上竟遭邻乡野蛮大男孩的作弄。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暗下决心通过上学读书来求变。

　　初中三年我的成绩一直优异，获得了免试直升市一级中学高中的机会。那是 1985 年，我的人生开始脱轨。刚开始时，我还是像多数农村来的苦孩子一样，经常独自攀上宿舍楼的顶层，俯瞰城市灯火，暗暗立志要出人头地，改变家境。我曾经在初中时熟读并摘抄路遥的小说《人生》，也看过多次根据它改编的电影，我不想重复像高加林那样的农村青年的窘迫生活。但一本署名为老木编选、内部交流的《新诗潮诗集》彻底改变了我的志向。我在数学课上写下了我的第一首模仿北岛的诗《梦》——妈，我在精神上离家出走，滑向你所不理解的人生，正是起自此时。我的高中政治老师把这本书借给了我，他还介绍我看《人民文学》上刘索拉、徐星、马建和孙甘露的小说，让我听瞿小松、谭盾、叶小钢和郭文景刚出版的录音磁带，让我看《美术》杂志介绍的“新潮美术”，关注《读书》杂志上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我在学校里成立了“探索社”，用腊纸刻印小报和自己的诗集，开始用这些出版物来消化和演绎我看到的各种崭新事物。

　　《新诗潮诗集》由青年诗人老木（刘卫国）编选，北大五四文学社于 1985 年编印，收录北岛、顾城、舒婷、芒克等人的诗歌。

　　我第一次离省远行是去上海，那是 1987 年。这年暑假我没有回家，我借了同学的钱，先到深圳见了我的诗人朋友孟浪（孟俊良，你以前看过他的照片，留着大胡子的上海人），然后从广州乘火车北上。在火车上，我满脑子都是我曾读过的穆时英、刘纳鸥和施蜇存的文字，想像着上海这个我朝思暮想的大城市。我去拜访了诗人默默（朱维国），他的弟弟伤风（朱维峰）是和我通过无数次信的同龄诗友，他带我去外滩。当我看着黄浦江开阔的江面，听着海关大楼传来的钟声，这个城市的历史感像一颗致命的子弹命中了我，我站定在那里，眼眶湿润，灵魂一瞬间接驳上了许许多多我崇拜的、曾经在此生活工作战斗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一刻，我决意以后要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纵使命途坎坷，也要一往而深。

　　就是在这次出行，我认识了一个刚刚参加完高考的上海女生，高我一届，也写诗。我耗尽了青春期的热量来暗恋她，把她和我喜欢的上海混为一体。我热爱八十年代的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产业工人聚居地，仍然流转着早期左翼文艺的气息，那时写诗的朋友都住在郊区（现在已经变成市区了），我日落时去谒邹容墓，深夜到宝钢谈诗，头一次被黄酒灌醉。我和这个上海女生的感情在此后的十多年中有过两次反复，直到无望而终。而在这十多年，我读完深圳大学，出来工作，结婚又离婚；妹妹初中毕业离家打工，结婚生子；大弟高中毕业，也加入打工行列；二弟考入我的大学，毕业后最先到了北京；三弟好不容易战胜他青春期的苦闷，顺利考入同一所大学。当我们一个个长大成人，你也开始变老。你日渐枯瘦的面容，我慢慢发福的身体，好像也在暗示着我和你越拉越开的距离。虽然亲情仍在，但我已变得令你越来越难以理解。

　　大学四年，我几乎没有上过什么课。没有我喜欢的老师，有一位我曾读过他许多著作的刘小枫，在我入学那年去了瑞士巴塞尔读神学博士。我天天和全国各地的诗人通信，或和本地的艺术家一起空谈。我喜欢上崔健的音乐，从他那里开始又去听更多的音乐。我写诗比高中时更多了，但多数都不能在公开刊物发表，只能在各地朋友们编的油印刊物上刊登。我是保送入大学的，在体检时被验出患了肺结核，推迟一年入学。在家养病的那年，我再一次体验到小时那种挥之不去的对农村的绝望。家里买不起电视机，也没有收音机，连报纸都读不到，所以后来在北京发生的事我知之甚少，只是在我休养完毕，提早前往大学报到参加保送生集训时，才赶上它的尾声。那时校园里几乎看不到学生，图书馆门前设了一个很大的祭坛，晚上在宿舍里可以听见远处传来的游行口号声。历史醒来，打了个呵欠，在我看见它时已经走远了。也许你要说，幸好我没遇上它，否则今天不知身在何处。

　　那一年，我从朋友处听到不少学生从深圳出境的消息，校长罗征启因为支持学生游行，很快被撤了职，我是他亲自到我的中学面试把我招为保送生的，我感到非常失落。随后的三年，在极度压抑的气氛中，只有写诗解困。直到 1992 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深圳才缓过气来，开始大兴土木，掀起房地产的高潮。但整个社会向商业化的大幅度转移，对写诗而言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许多诗人纷纷落马，苦闷彷徨，连 1986 年在《深圳青年报》主持“现代主义诗群大展”的徐敬亚也天天蜗在家中，日渐消沉。诗歌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大面积撤退。我在 1991 年和香港诗人黄灿然创办过一本叫《声音》的诗刊，又在 1992 年和徐敬亚等接办过北京诗人芒克等创办的《现代汉诗》，但整个中国的氛围让这类独立文学活动难以为继。我自己也在寻找精神的出路……

　　这时台湾的滚石唱片公司推出“魔岩三杰”窦唯、张楚和何勇的唱片，它们在街头随手可以买到，那里面放出来的音乐令我吃惊。特别是张楚，他的歌词比许多诗人的诗更有力量！我发现音乐经由唱片公司的发行通道，可以接触到更广阔的人群，于是我决定投身其中。那时深圳开了也许是中国的第一间酒吧，从蛇口码头的外轮上走私的墨西哥小瓶装啤酒 Sol 和 Corona 大行其道，人们舍弃了港式的夜总会而在酒吧饮酒交际，一种新的娱乐方式和社会空间出现了。它对音乐的需求量激增，这启发我成立了一个叫“新群众”的独立音乐团体——它其实是以前诗歌结社的延伸，要在这新的空间中继续以前在文学领域的表达欲和对“群众”进行启蒙的冲动。我开始策划演出，但不屑与那些流行音乐的“穴头”争锋，我们做的几乎全是北京摇滚乐和外国另类音乐，每次演出都出版小册子免费派发给观众——它可以说是对民间诗刊传统的再发展。我们分析罐头音乐的弊端，推举独立和另类音乐，主张音乐生态的多元化，倡导人们听音乐要使用大脑，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要成为“新群众”。

　　在我大学将要毕业的那年，一些与我相熟并有共同爱好的同学开我的玩笑，说像我这样的人一定找不到工作，最后说不定要回乡务农。是的，那时我对职场一无所知，同学的玩笑的确让我深感焦虑，我轻松写完了一篇关于波德莱尔的论文，比班上的同学更早出去找工作。那时在中国仍属新生事物的平面设计刚刚在深圳开始发端，我偶然间看到一本在深圳举办的首届“平面设计在中国”展览的画册，从中再去了解新兴的广告行业，决定以自已的写作能力投身其中成为文案写手。虽然我在校园内外的诗歌和文学圈子里已经过了数年不问世俗的生活，但一想到你和家里对我毕业后的期望，就不敢对找工作的事情有一丝松懈。事实上所谓的社会并没我想象的那么残酷无情，我很快就在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了工作。而投身音乐活动的组织，完全是正式工作外的兴趣。

　　在拿到第一份工资时，我不禁感慨万千。大学四年，家里一直借钱给我缴学费，而平时的吃饭和日常开销则主要靠妹妹打工的微薄报酬和女友（后来成为你的媳妇，又与我分开）的帮助。我欠下的债要一一偿还，但一直以来我却对赚钱缺乏热情，只喜欢去发展自己的兴趣，我要承认这是我自私的一面。幸好中国这十多年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从事我喜欢的文化工作不再像以前那样注定贫困潦倒，因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开始意识到文化行销的重要性，而文化本身也开始创造经济价值。所以我今天还可以一边从事我感兴趣的工作，同时有不错的收入。把你接来北京，其实是更进一步的偿还，不仅是想你吃好一点，穿好一点，还包括安排出更多的时间，填补我多年在外没法与你朝夕相处的大片情感空白。而你过惯了困顿节约的日子，把一张机票的钱都视为天文数字，更不能接受北京的生活成本与下六乡的对比。你的固执曾让我痛苦万分。

　　我知道最让你心里过不去的是我一直在北京租房居住，并且在离婚后一直独身。因为在你的脑海中，人没有房产，没有家庭，便没法在这个世界立足，这样的人生便够不上美满。你一直认为我照顾弟妹和家里，甚少顾及自己，所以买不了房，结不了婚，你不愿再来北京加重我的负担。我独身是因为对婚姻的审慎，我自己的经历，你与父亲终日争吵勉强维持的关系，都让我对婚姻不太乐观，与有没有房产没关系。而我不买房则另有原因。现在北京的房价一直高企不下，而造成这种高房价的原因，是我所深恶痛绝的。在全国城市化和房地产发展的热潮中，各级政府都把卖地收入当成了最主要的财政来源，也将此当成最重要的政绩，土地在进入市场买卖后都要进行拆迁，从“生地”变成“熟地”，政府按道理是拆迁的执行者，但它却把拆迁委托给商业的拆迁公司并把拆迁成本计入地价，让发展商承担，发展商的成本增加，自然要转嫁到购房者头上。而拆迁公司因为是商业运作，它会拼命压低补偿成本，导致被拆迁者没法获得自己原有物业的合理补偿，当有人反抗，拆迁公司便借助政府公器诉之暴力。你一定也听说过这些年来因拆迁而造成的许多自焚和死人的事件了。建立在这种暴力剥夺上的房地产，如果我们仍去购买，等于是支持它的行情水涨船高。

　　在我写诗、做音乐之后，我也做过设计，组织过许多电影活动，还拍过纪录片，参加许多艺术展览。我 2005 年曾拍过一部叫《煤市街》的片子，纪录了北京大栅栏地区一条叫煤市街的街道上三个家庭的拆迁故事，所以对这类事件的过程、前因和后果有过深切的体验和了解——妈，如果你理解了我上面说的道理，我想你一定不会再催促我买房了。你曾告诉我，你今天认得几个字，完全靠你还是少女仍未出嫁的时候，被乡里安排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你在那里不仅学会了识字，也被灌输了一种穷人的立场。因为你的出身，你对阶级观念有强烈的体认，你一直同情弱者，对他们的处境感同身受。而那些被拆迁的人，就是今天的弱者。我今天的思想和行为，其实并未违背你小时对我的言传身教。

　　《煤市街》

　　在深圳读大学时，有一天我到工厂里找妹妹，她因为不堪忍受流水线上漫长繁重的工作，再加上思念家乡，对我哭诉。我为此写过一首诗，献给她和像她一样成千上万终止学业、离乡到城市谋生的打工妹。妹妹牺牲了她的青春，让我这样的哥哥可以读完大学，成为所谓的知识分子。每当想起对她的亏欠，我便泪流不止。我还拍过另一部片子《三元里》，纪录了广州城中村中众多在低处生存的外来打工者，他们多数来自内陆的贫困省份。我也曾在深圳的城中村生活过，我把自己看成是他们的一员。每当我在镜头里看见他们干着各种最粗重的工作，住着最迫狭的出租屋，吃着廉价难咽的食物，而脸上仍然露出满足的微笑，我就想起了下六乡，那个我出身长大的穷地方，人生的原点。和我一样，他们在城市里疲于奔命，打拼讨生活，支撑他们的精神世界的正是他们每个人远在他处的家乡。他们是这个国家最低微的人群，是被人遗忘的角色，对这个国家贡献良多，却无法分享它的成就。我用镜头呈现他们是因为我从他们身上看见自己的来路，看见他们的悲哀。

　《三元里》

　　当我在不同的地方放映我的影片，讲解我的思想时，人们可能会把我归为政治上的左派。因为我像你一样，同情弱者，并揭示我目睹的不公。这不是与你一直受教的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一致吗？你不解的也许是，我曾和你说过一些令你震惊的关于毛主席的话。因为我读过一些书，知道一些历史真相，我的评介与你对毛主席的拥戴相左。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我只想简单地说，社会公正的思想自古就有，并非毛主席首创。一个人有可能是左派，但不一定是毛派。今天的社会现象，并非只是你一个人感到困惑，还有很多人都感到困惑。我现在从事一些艺术和设计展览的策划工作，还将主编一本新的文学杂志，也发展一些自己的创作项目，不管是展览、杂志还是自我创作，都是我迎向一些令人困感的社会问题的媒介。我动员、邀请不同的智慧力量来探索求解，形成观点然后对外表达，只想让我们眼前的世界脱离混沌，更加清晰。

　　你在北京和我们在一起也快四个多月了，每天足不出户，任凭我们怎么劝说动员也不愿向外挪出一步。你说我请保姆太奢侈，希望辞退她而让你接替她的工作；你不喜欢冰箱里的食物，说它们不如乡下的新鲜；你不喜欢和我们一起上餐馆，因为太铺张浪费；你不喜欢坐车，太多的红绿灯让车时走时停让你头晕；你不爱看电视，因没有广东话节目……你又动了要回去的念头，我真不知道如何挽留你。因为连我自己都对在大城市生活产生了动摇。北京的空气污染指数越来越高，它的城市尺度过大，交通状况也令人生畏，如果抛开工作机会和文化资源来说，它真不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这几年我一直在动移居农村的念头，一方面是因为我最近的思想兴趣转向了农业、农村和农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寻找一种与城市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这种移居不是避世退隐，而是进一步面向现实。

　　这次在泰国，我就是去看那里的艺术家如何在农村地区工作。在这之前，我已去过安徽、云南、江苏、河北和河南的农村，我也去过台湾，走访了许多在农村生活和工作的朋友。中国的农村大多数都像下六乡一样，人去地空，面临破产的边缘，它们有的向城市奉献土地，有的则输送劳动力，但都无法延续自己的生命与活力。在此时走向农村，完全是逆潮流而动，去选择大多数人急于抛弃的生活，但我的念头已越来越强烈。我现在仍在为选择哪里的农村而举棋不定，而手头的工作也一时难以交割。也许说不定哪一天我就回下六乡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又走回了自己的起点——我和你也许有可能回归童年时的关系，彼此再无阻隔，再无争执。这样最好，妈，我将陪伴你在家乡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