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平

　　王养冲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史、世界近现代史和西方思想史教授、翻译家，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人品和文品皆得到学术同行们的由衷钦敬、学生们的深深景仰。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极富创造力的学术生涯中，他为我们这个世界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王先生深得华夏文化精髓和西方学术精粹的滋养。他生于上海南汇县一个小手工商业者家庭。旧制高小毕业后，靠自己的劳动所得维持学业。他笃好国学古籍，17岁时就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探讨孔子思想的文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移居香港，受聘为《中兴报》社论特约撰述。当时正值国难当头，先生奋笔疾书，几乎每天工作至凌晨三、四点，撰写上万言的时事评论，批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声援抗日和民主运动，因此而蜚声南国。1937年先生移居法国。在法十年，具有深厚国学功底的王先生又潜身于西方文化的海洋之中。他先后师从诗人、哲学家瓦儿教授学习西方哲学史，师从勒弗费尔教授学习法国革命史和西方近代历史编撰学，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此后又跟随社会学家涂尔干的高足拉洛教授研究当代社会学学说。王先生熟练掌握法、英、德、意大利文和拉丁文，加上深厚的国学功底和西学积淀，使得他可以游弋于东西方文化之间，比较中西方思想大家的自然法学说，探讨涂尔干学派在美学、道德学和历史学等领域的成就，论证俄国罗贝蒂、意大利帕雷托、德国韦伯等人的社会学方法在不同学科的贡献。其视角新颖，见解独到，体会深刻，“言人所未言”。1947年先生回国，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西方社会学思想史教授。1952年转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世界近现代史和西方思想史教授，至退休。

　　文品让人敬佩，人品更让人折服。王先生以学术研究为一种神圣的职责，这职责既是对国家的、社会的，也是对学术的、历史的。先生常说，“凡事要认真，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对社会负责”。他写文章总是对所论问题积累了很多资料，反复研究，审慎思考，确有心得时才动笔。王先生认为，从事世界史学科的研究必须有广博的知识积累、交叉学科的知识结构以及综合考察的能力，如果没有中国历史、中西方思想史、社会学、哲学、史学理论等其他学科的知识积累，就不能对具体历史事件和历史趋势做出深刻准确的理解。先生要求学生，写文章一定要占有丰富的资料，审慎精思，客观准确地提炼。一次，外校的老师请王先生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文章的内容是关于卢梭思想的评价。为人谦和、宽厚仁德的先生在读了文章之后，明确表示不参加答辩，如参加则投否定票。先生的做法不被人理解，甚至被误解。我们和先生谈到这事，先生回答说：“世界思想的宝库之所以这么璀璨，是一代又一代思想家努力的结果！后人对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可以不赞同，甚至批判，但是必须尊重他们和他们的思想……”王先生说这话时，看着远方，眼睛里闪烁出的深邃敬意，深深地打动了我们……

　　王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无论是作业、译文还是文章，先生都具体指导，一字一句亲自审阅，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我读书的时候，先生已经80多岁高龄，他尽心尽力地为学生付出，却从不让学生为他做任何一点小事。有一次先生生病，我们买了苹果去看先生。几天后，先生要师母做成苹果酱回送我们，说读书累，给我们补补身体。对我们来说，每次和先生见面都是一次精神上的享受。先生跟我们谈学问、谈社会、谈历史、谈人生，却很少跟我们谈他自己。从这一次次谈话中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学识见地，更是品质德行。读书期间，我不幸染病。用了一年的时间做手术及其后的一系列治疗，当我想再继续学业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国家的生活补助。先生知道后，每月为我支付生活费，直到我完成学业。最让我们刻骨铭心的是，临近毕业的时候，两个人40多万字的毕业论文交到先生手中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为了赶时间，让我们如期毕业，先生连续数日伏案审阅、批改，连饭时都一拖再拖，直到全部看完。当我们收到先生“可以打印”的批条，非常欣喜的时候，哪知道由于看我们的文章太累、太认真、太投入了，刚刚看完文章，先生就中风导致失聪！我们愧疚无比，先生却非常坦然，住院治疗的时候还细心安排我们的论文答辩事宜。我们的论文答辩顺利通过，先生露出欣慰的笑容。毕业后我到北大历史系工作，先生怕我信心不足，给我鼓励。辞行的时候，先生嘱咐我：“不要急于得到承认，认真做好自己的事。”现在，每当我的学生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我也告诉他们，“认真做好自己的事”。先生的师恩山高水长，先生的精神薪火相传！

　　先生是睿智的、从容的，这是一种万山走过之后的睿智和从容；先生又是严谨的、认真的，这是一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学者所必需的严谨和认真。高山之巅，令人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