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高玉宝的走红,周扒皮也走进千家万户
文革时,曾在周家做过长工的孔兆明,被要求上台“忆苦思甜”,揭露“剥削故事”,孔兆明讲着讲着却走了嘴:我们当时在周家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吃的好多了……当时在周家一年能挣8石粮,可养活全家”,孔兆明于是被干部赶紧拉下台。内战时,周春富曾两次被划成份,第一次被划为富农,第二次被划为双富农(因还经营小作坊),并被绳子蘸着水抽打而死。周春富死后,土改纠偏,周家最终被划成富农,周家子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免不了拉出来批斗。孟令骞近年从县档案馆获悉,1947年12月至1948年1月5日,全县在这次风暴中共处死有1900余人,后来档案馆的专题报告中,以“XXX”的符号代替。很多年后,孟令骞得知***的家庭成份也是富农,并把此事告诉“老运动员”的姥爷(即周春富的儿子周长义),姥爷感慨道:“咱家待扛活的也不薄啊……怎么会,怎么会呢,人家毛主席会和咱一样成分?” 原本在中国农村,并无阶级意识,也没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这些概念,实际上这些事物全属“舶来品”。近年很多大陆历史学者指出,当年土改时,从方法到概念,均效法苏联,强行把相关的意识、话语植入农村;中国农村原来以宗族、学识、财产、声望为根基的乡村秩序,均被阶级意识和话语所颠覆。周春富只是这一场暴风骤雨运动中,不幸的一个小人物,不过老头自己却千万想不到,自己死后却成为“恶霸地主”的典型之一,闻名全国数十年。当年还在世的几个长工短工,与周家仍有来往,其中刘德仪与周家交往深厚,根据他们还原出来的周春富形象,实际是一个满身尘土,一身布衣,腰间缠着破布条,土得掉渣的“恶霸地主”。《半夜鸡叫》作者另有其人? “战士作家”高玉宝写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1955年出版发行后,一版再版,共印行五百多万册,国内用7种少数民族文字印行,并翻译成近20种外文印行,仅汉文版就累计发行450多万册,成为中共建政后文学作品发行量之最。《半夜鸡叫》是《高玉宝》第九章,直到九十年代初仍是语文教科书中的重要课文,还被拍成木偶剧和课本剧。改革开放之后,那个时代的很多作家早已沉寂,而高玉宝仍经常成为新闻人物。据统计,他被全国20多个省、市,数百个单位聘为名誉主任、顾问、德育教授、校外辅导员,在全国各地进行过4千多场报告,讲述革命故事。其中,周扒皮与半夜鸡叫自然常是报告中最生动的故事,也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严格地说,这本书是高玉宝“画”出来的。1947年,正值国共内战,高玉宝从军后,仍是个文盲战士,他1948年的入党申请书是一幅很有趣的画。中共建政之初,实施扫盲运动,推崇“工农兵文学”和“工农兵作家”,“工农兵故事,工农兵写”,高玉宝经过识字速成班的学习后,很快脱颖而出。 1951年年底,署名为“荒草”的作者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文艺》报道了文盲战士高玉宝刻苦学文化和写书的事迹,《解放军文艺》还陆续刊出了高玉宝小说的部分章节,《我要读书》和《高玉宝》即是其中两篇。全国的报刊杂志纷纷转载,高玉宝很快被塑造成脱盲典范,成为热情讴歌新社会的著名工农兵作家,文艺战士。这些也是出于时代政治的需要,在民国时已成名的矛盾、巴金、曹禺等名作家,当时已写不出能体现“阶级对立,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作品,反倒沉寂下去。随着高玉宝的走红,周扒皮也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大陆家喻户晓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