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发生在1995年11月29日。那天天气晴朗,微微风,有点冷,镇子上有些人已经早早穿上了秋衣。
“闵记旅馆”坐落于织里镇的仁舍街道,原来叫仁舍乡。仁舍街的斜对面是乡政府,往南是通往外省的318国道。织里是个典型的浙江制造业小镇,河道纵横,交通便利,既开放又封闭。出于历史的继承,人们以生产服装为生,几乎没有女人不会做衣服。当地人开设工厂,从外省招揽劳动力,却因先天的优越感寸步不离出生的地方。他们世代生活于此。
闵记旅馆的老板闵富生一家就是镇上所有家庭的典型,家族成员种田、经商或者做手艺,个个受人尊敬。
和村里其他的农民一样,闵富生二十岁出头便早早结了婚,妻子叫钱水英,比他小三岁。婚后生了一儿两女。长子留在白鹤兜务农,二女儿嫁给了湖州的一名油漆工,小女儿闵阿凤在镇上开饭店。四十八岁那年,闵富生的孙子闵超出生了,闵富生把孙子看做家族唯一的香火,疼爱有加。他用多年的积蓄买了一栋三层的楼房,从村里搬到了镇上,开了一家“闵记饭店旅馆”。平时他待在旅馆,除了打牌,没别的爱好。女儿闵阿凤的饭店就在旅馆对面,闵超则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在旅馆的二楼。
闵富生六十一岁那年,孙子十三岁,在镇上念小学。年初闵富生雇佣了一名来自安徽宣城的女人高美娜做服务员,她本来是旅馆的客人,想找家服装厂缝衣服。“不是大美人”,“不好看”,“没印象”,镇上的人回忆。
平淡的日子终止于11月30日的那个早上。服务员高美娜先是发现了老板娘和孙子的尸体,看了一眼她就怕得不敢再看。她的叫喊引来楼上的住客和同伴,他们又叫来了旅馆对面的闵阿凤。随后,警察包围了旅馆,封锁现场,并发现了闵富生及另外一个住店客人的尸体。痕迹专家在现场提取到了脚印、杯子上的指纹和烟蒂上的DNA,在公安局存档的资料库中,没有比中。警察在那个住店客人的尸体上发现了一只缝在内裤上的绿色钱包,里面有4700元和一对金色耳环。查明他的身份后,派出所发了一封电报到他的村庄:“于官峰遇害”。警察推测凶手是住在203房间的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可能来自安徽——他们入住时没有登记任何信息。仅此而已,没有更多进展。
多年后,湖州市织里镇白鹤兜村的村民回忆起闵富生,这个惨死于凶杀案的老头,最常用的词是“好人”。或许出于生意人的本能,他很少和别人发生正面的冲撞,除非涉及道德和信仰。在闵富生那儿,这些小事全被他用善良的笑容和口袋里的香烟化解了。但这一切,没能让他和家人从一桩无妄的杀人事件中幸存下来。
这事发生在1995年11月29日。那天天气晴朗,微微风,有点冷,镇子上有些人已经早早穿上了秋衣。
“闵记旅馆”坐落于织里镇的仁舍街道,原来叫仁舍乡。仁舍街的斜对面是乡政府,往南是通往外省的318国道。织里是个典型的浙江制造业小镇,河道纵横,交通便利,既开放又封闭。出于历史的继承,人们以生产服装为生,几乎没有女人不会做衣服。当地人开设工厂,从外省招揽劳动力,却因先天的优越感寸步不离出生的地方。他们世代生活于此。
闵记旅馆的老板闵富生一家就是镇上所有家庭的典型,家族成员种田、经商或者做手艺,个个受人尊敬。
和村里其他的农民一样,闵富生二十岁出头便早早结了婚,妻子叫钱水英,比他小三岁。婚后生了一儿两女。长子留在白鹤兜务农,二女儿嫁给了湖州的一名油漆工,小女儿闵阿凤在镇上开饭店。四十八岁那年,闵富生的孙子闵超出生了,闵富生把孙子看做家族唯一的香火,疼爱有加。他用多年的积蓄买了一栋三层的楼房,从村里搬到了镇上,开了一家“闵记饭店旅馆”。平时他待在旅馆,除了打牌,没别的爱好。女儿闵阿凤的饭店就在旅馆对面,闵超则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在旅馆的二楼。
闵富生六十一岁那年,孙子十三岁,在镇上念小学。年初闵富生雇佣了一名来自安徽宣城的女人高美娜做服务员,她本来是旅馆的客人,想找家服装厂缝衣服。“不是大美人”,“不好看”,“没印象”,镇上的人回忆。
平淡的日子终止于11月30日的那个早上。服务员高美娜先是发现了老板娘和孙子的尸体,看了一眼她就怕得不敢再看。她的叫喊引来楼上的住客和同伴,他们又叫来了旅馆对面的闵阿凤。随后,警察包围了旅馆,封锁现场,并发现了闵富生及另外一个住店客人的尸体。痕迹专家在现场提取到了脚印、杯子上的指纹和烟蒂上的DNA,在公安局存档的资料库中,没有比中。警察在那个住店客人的尸体上发现了一只缝在内裤上的绿色钱包,里面有4700元和一对金色耳环。查明他的身份后,派出所发了一封电报到他的村庄:“于官峰遇害”。警察推测凶手是住在203房间的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可能来自安徽——他们入住时没有登记任何信息。仅此而已,没有更多进展。
多年后,湖州市织里镇白鹤兜村的村民回忆起闵富生,这个惨死于凶杀案的老头,最常用的词是“好人”。或许出于生意人的本能,他很少和别人发生正面的冲撞,除非涉及道德和信仰。在闵富生那儿,这些小事全被他用善良的笑容和口袋里的香烟化解了。但这一切,没能让他和家人从一桩无妄的杀人事件中幸存下来。
必须等到深夜。想干些肮脏的勾当而不被抓住,只能在夜里,在人们睡着的时候。比如现在,那个山东大汉于官峰,他开始打呼噜了。这一整天他都不在旅馆,直到晚上才回来。白天他一定累坏了。他不知道警察来过,赶走了原本可以阻止这场杀戮的桐庐人——他们一般会打上一整夜的牌,同时不放过楼下的一点动静;或者,两个凶手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高个子和矮个子躺在床上。桌上有一只白色瓷杯和一只棕色玻璃杯。热水瓶里剩了大半瓶热水。地板上散落了一些橘子皮和烟头。烟头大部分是高个子抽的,他紧张得不行。他能听见矮个子在床上翻来覆去。等到12点,就要动手,按照白天商量好的,先杀了于官峰,再去老板房间。于官峰来收账,肯定收了不少钱,而且不杀了于官峰,他们就不能抢劫老板,更无法脱身。于官峰该死,谁叫他住到203来了呢?
忽然,屋内传来嘭的一声,该死的于官峰竟然把床压断了一条腿。这声巨响连刚踏进旅馆的王奎都听见了。整个旅馆都听见了。高美娜骂了一句,“死胖子怎么这么重!”闵富生也醒了,他不得不从一楼搬来一张板凳,把床架起来。于官峰很快又睡着了。
王奎在高美娜房间洗脸。他知道她和几个桐庐人有不正当关系,他还知道闵富生也和她搞过。但她申明自己不是“做那个的”。他不信,也瞧不起她,他知道她收过钱,觉得她“档次很低”。高美娜说:“你今天晚上睡我这儿算了。”
“我几点钟下来?”王奎问她。他不想被任何人知道。
"两三点都不要紧。”她似乎很希望他来。
命运设定的时间到了。高个子和矮个子从床上爬起来。灯一直亮着。他们走到于官峰的面前,他翻了个身,趴在床上,头侧着,露出右边的太阳穴。他睡得很香,不知死之将至。高个子用榔头朝他太阳穴的位置用力砸了一下,又砸了一下。可能有第三下。他太紧张,已经记不清了。接着矮个子也拿榔头砸了几下。砸第一下的时候,于官峰的身子动了动,接下来就一动不动了。
他们摘下了于官峰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开始翻他的衣服,他的大包,以为那里一定藏了很多很多钱。除了衣服,只有一个空信封和一串钥匙,衣服口袋里有不到二十元的零钱。矮个子抱怨,一个老板身上才这么点钱。他提议把闵富生骗来,叫高个子拿着绳子在房间等,闵富生进来后就把他捆起来,“叫他拿钱他肯定拿”。“反正已经弄死一个人了。”他嘟囔了一句。
楼下闵富生听见有人敲门,边敲边喊:“老板结账,我们要走了。”他起身开门,203的矮个子站在门口。矮个子的手上握着一把榔头,背在屁股后面,向他解释钱在房间里,叫他过去拿。
闵富生如计划被骗了过来,一进门,于官峰死在床上,流了一大滩血,他本能地喊了一声“救命”。有人从后面捂住他的嘴巴,后脑勺和脖子挨了几下,他伸手去抓高个子,却无法动弹。高个子用绳子捆住他的双手,捆了三四圈,然后扔在一张床上。怕他发出声音,把绿毛巾塞进他的嘴里,又用枕巾捆扎了一圈,防止他把毛巾吐出来。
矮个子摘下闵富生的金戒指,说:“我们已经杀了人,你给钱,就不要你的命。”闵富生一直在抖,就给他盖了一床被子,问他:“钱在哪里?”闵富生喉咙发出快要断气的人会发出的“嗯嗯”的声音,没有其他反应。逼了十几分钟,矮个子失去耐心,把他砸死了。
已经到了这个份上,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如果找不到钱,连逃走的车费都不够。一不做二不休,矮个子提着榔头去了老板的房间,高个子没跟去,他很害怕。不知过了多久,矮个子回了203说:“房间里也没有钱。”高个子生性多疑,说要一起过去看看。情况显然失控了。他看见老板娘和孙子浑身是血,脑袋被砸得稀巴烂。床和橱柜被翻得一团乱。
他们又在房间找了一遍,找到了一百多元。打开了橱柜的所有抽屉和床底的箱子,翻出了首饰盒、布料、被子、衣服、药物甚至卫生巾。可就是没有翻到更多的钱。慌乱中,他们忘记拿走老板娘脖子上的珍珠项链和左手中指的绿宝石戒指。
夜色在消退。得离开,否则可能被发现。他们从橱柜里抱了三层被子,盖住老板娘和孙子的尸体。
后来,法医解剖尸体,认定于官峰、闵富生、钱水英和闵超全部死于“锤类打击头部致严重颅脑损伤”,医学上的专业名词叫“挫裂创”。凶手的残暴让所有人无法忘记,四人头部布满月牙形的伤痕,其中钱水英的头部被击打了20次,闵超的头部和面部被击打了14次 ,把他的两颗牙齿都打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