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豪啊，新中国第一代女伞兵

牟晓峰

今年9月17日，是空降兵组建5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喜庆的日子即将到来时，我思绪万千，年轻时代的空降兵生活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

我是1950年11月由山东军区调至空降兵部队的。初来时，伞兵的优厚待遇使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青年战士非常羡慕，但我们更懂得伞兵肩负的重任。1951年春，部队开始跳伞训练了，我们文工队的小女兵们按捺不住想跳伞的急切心情，向领导提出请求道：“我们也要争当第一批合格的女伞兵！”旅长朱云谦说：“女兵不在训练计划内。你们自己来吧，动作合格了就跳。”

作为没有跳伞训练任务的我们，白天照常工作，只有饭后时间练习。为了全面掌握跳伞技术，我们从预备姿势到收伞，每个程序都一丝不苟地向内行请教，有空就练。我们也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当过我们的伞训教员了。有时，我们练得腿抬不起来，腰弯不下去，好像腿不是自己似的，上床都要人扶。有一次，我正在跳平台练习着陆动作，苏联顾问从后面走来，说了声“好！”我得到苏联顾问的夸奖，更有信心练好跳伞动作了。终于，我们迎来了旅首长的考核。当我们一个个从两米高的平台“扑通”、“扑通”跳下去时，落地后纹丝不动，动作标准而娴熟。旅首长点头笑道：“好，不错，动作合格。”由于我体重轻，检查身体时，我担心体重不够，偷偷地在口袋里放了几块石头，就这样“验收”合格了。

1951年5月17日，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这是我们正式跳伞的日子。我们的心情既激动又紧张，有几个小女孩还有“特殊情况”，可谁都互相隐瞒着，惟恐泄密领导不准跳了。我们15个女兵乘车来到机场，列队准备登机，我年龄最小，排在最后一个。这时，一个苏联顾问把我推后一步，我认出他就是给我称体重那个苏联顾问，真担心他不让我跳伞了。苏联顾问用不大流利的中国话问：“小姑娘，你怕不怕？”我很干脆地回答说：“不怕。”他微笑地说：“好，勇敢地跳下去。”

我们登上C—46飞机，一直唱着苏联歌曲《青年团之歌》：“再见吧，妈妈……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歌声与飞机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我们边唱歌边欣赏着舱窗外美丽如画的祖国大地。黄河像根彩带似的蜿蜒伸向远方，河面在阳光照射下变得像水晶那样呈银白色；广阔平坦的田地，就像一个大棋盘似的泛着即将成熟的麦浪；公路两旁高大的泡桐树，像列队眺望她们跳伞的士兵那样……

突然，“嘀、嘀……”的铃声响了，这是预备跳伞的声音，我们赶紧站起来，按跳伞要求做好准备工作。我心想：第一次跳伞一定要跳好，要为女同志争光。当第二声铃响时，机舱门打开了，前面的同志一个接一个地跳出去，轮到我时，我按平时练的离机动作勇敢地纵身一跃，跨出舱门，“嗖” 的一声，就像两列火车相遇擦肩而过的那种声音，好像坠入无底洞，呼啸的风猛吹着我的脸，以每秒50米的速度坠落。 1秒、2秒、3秒……我的头脑一片空白。

3秒之后，我的身子被绳子猛拉了一下，伞开了。我飘然而下，环视四周，洁白的伞花徐徐下降，有一种仙女下凡的感觉。我呼喊着四周战友的名子，放声唱起《伞兵之歌》：“乘着风，驾着云……”

800米的高度，伞降只需要3分钟，我体重最轻，降落最慢，我还想让降落伞落得更慢一些，好好瞰视一下这种空中景观。我安全着陆后，政治部的林主任给我佩戴了跳伞纪念章。我笑得特别开心，宣传科的同志还拍了照片。这张照片贴在俱乐部的宣传里，下面写着“胜利的微笑”。

1952年，全军体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上级通知空降师为运动会做跳伞表演。空降师组织了121人的跳伞队到北京参加表演（其中有我们15名女同志）。8月3日，数万名观众云集北京西郊机场，121名伞兵先后表演了手拉伞、开双伞、建制连全副武装跳伞。这是年轻的空降兵第一次公开跳伞表演。当我们在空中徐徐降落时，听到下面的观众发出雷鸣般掌声和响彻云霄的欢呼声。着陆后，周围的群众手持鲜花向我们跑来，有的同志被抛起来。一位志愿军英雄代表把一束鲜花递给我说：“同志，你太勇敢了！”

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上，笑容满面向跳伞队频频招手。周总理说：“你们跳得很好，我拼命鼓掌。”当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那天晚上，我兴奋得一夜也睡不着，坐起来在日记本上写下：“我见到了日夜想念的毛主席，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摘自2000年9月15日《开封日报》周末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