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胡适的一句话说起
　　
　　鲁迅临死前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一个也不宽恕。胡适晚年也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这两句话的背景和涵义很不一样，若站在这两个人不同的角度，大概也没什么谁是谁非可言。当然，这两个人也很不一样。一个是“骨头最硬”、疾恶如仇的“主将”和“战士”，是毛泽东钦封了“三个伟大”和“五个最”的“新中国的圣人”；另一个是慈眉善目、平和谦逊的名流精英、儒雅绅士，以“我的朋友胡适之”而闻名于世，被蒋介石尊为“楷模”和“师表”。本文就从胡适的这句话说起。
　　
　　“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toleration，通常译作‘宽容’）比自由还更重要”，这句话并不是胡适的原创，是康乃尔大学历史学家George Lincoln Burr在与胡适谈话时所说。晚年的胡适经常想起这句话。他写过一篇《容忍与自由》的文章，他写道：“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在当年那一拨“新文化”英雄当中，胡适是一以贯之的英美式自由主义者。他对宽容的高度强调，虽与所谓“国情”、“敌情”不合，却也并非惊人之论，与洛克在《论宗教宽容》、密尔在《论自由》、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等经典著作中所阐述的自由主义原则一脉相承。
　　
　　在《容忍与自由》中，胡适反省了自己少年时代的不宽容态度。十七岁的胡适曾经著文痛骂《西游记》和《封神榜》，他依据《礼记?王制》“四杀”中的第四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认为应该杀掉这两部迷信小说的作家。没想到十年之后就有一些同样的“卫道士”引用《王制》的第三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这一“杀”大有来历，是以先秦法家和西汉儒家所编造的“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伪故事为蓝本），要“杀”掉主张“新思潮”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回想起这段往事，胡适说：“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胡适还回忆了他与“一个死了的老朋友”陈独秀之间的一段小故事。1917年，尚在美国求学的胡适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通信讨论文学革命、白话运动。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这场“二人传”式的私人通信不久后在中国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几年间便改变了整个思想界的面貌，也改变了两千年的汉语写作习惯和审美传统。正是这场运动，使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原本默默无闻之辈在“文坛”、“论坛”上崭露头角甚而“暴得大名”，成为所谓“新文学”、“新文化”的风向标。
　　
　　在胡适与陈独秀通信中，二人可谓一拍即合。但是，虽然相互赞赏、相互倾慕的成分居多，却也未能“保持高度一致”。他们最初的分歧即产生于对“容忍”与自由的不同态度上。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此事（指文学改良或文学革命）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而陈独秀却对“他人之匡正”大不以为然。陈回信说：“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者，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四十多年后，胡适仍忘不了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话。他说：“这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在有些人看起来，这一点分歧也许算不了什么。有论者便将陈独秀“不容他人之匡正”视为一种造声势、搞气氛、说大话的杂志行销策略（注：当时的《新青年》还远不是什么“时代号角”、“一代名刊”，而是一份财务窘迫、波澜不惊的普通刊物。在鲁迅的记忆中，是“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即是说，陈独秀之所谓“不容匡正”，其实是借以挑衅反对派、激怒守旧派、人为挑起大论战的良苦手段而已（不巧的是，《新青年》倒是确实干过与虚拟论敌展开虚假论战的勾当）。然而，以我们今日事后诸葛亮的视角来看，陈胡之间的这一点分歧实在是极根本、极深刻的分歧。它预示了“新思潮”、“新文化”的分裂、分化、对立与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