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胡二人的分歧与友谊
　　
　　陈独秀与胡适都属兔，陈比胡年长一轮。胡适是比较单纯的文化人，陈独秀却有大志于政学两途，既是颇有心得的文字学家，又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留学日本时强剪别人辫子被驱逐出境，在国内组织过激进社团、办过革命小报、还参加过暗杀团，辛亥革命后当过都督府秘书长，“二次革命”后是安徽省头号通缉犯。这是两个性格、经历、兴趣、志向很不相同的人，能走到一起纯属偶然，能成为终生朋友，则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因嫖妓丑闻被北大校长蔡元培以文理科合并的名义免去文科学长之职，陈一时内心失落，思想急剧左倾（注：多年以后，胡适仍对老朋友的左倾化和中国自由主义的衰落感到痛心疾首，他多次责怪唆使蔡元培免去陈独秀职务的汤尔和、沈尹默等人，甚至天真地认为，若陈独秀继续留在北大，陈本人的悲剧或可避免，中国思想界的亲苏化、敌我化以及中共的诞生，或许也可以延迟）。几个月前还曾谴责十月革命“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的陈独秀，忽而转为赞美俄国、信仰马列。这一变化也有李大钊那篇空洞无物的《Bolshevism的胜利》的影响在内。五四一过，陈胡二人在思想上、政治上渐行渐远，终至“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他们的友谊却历久弥坚，终生维持。只不过原先是一个战壕里的“战斗友谊”，后来变成了亲兄弟一般的关爱之情。
　　
　　关于“容忍”的话题，在1925年的陈独秀与胡适之间又发生了更大的分歧。其时，陈独秀是中共的总书记、“老头子”，受着第三国际的指使和国民党的支持，正谋划“大革命”的宏伟事业。而胡适在政治上仍然温和保守，一心渴望调和南北，妥协避战，哪怕被人误解为安福系幕友、段祺瑞帮凶也在所不惜。那一年底，发生了国共两党领导群众游行烧毁《晨报》（“研究系”所办）的事件。胡适非常愤怒，当面斥责陈独秀不能容忍异己。陈独秀却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适之，你也该吸取教训了，你劝学生有秩序的运动，今天又叫我容忍。正因为社会太残酷了，才逼出我们不容忍。章行严以乱罪抓共产党容忍了么？五卅运动他们容忍了么？把我关进大牢，他们容忍了么？”
　　
　　胡适无法接受陈独秀的观点。几天后，胡情绪激动地致信于陈：“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异的态度。你我不是曾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惟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惟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我知道你们主张阶级专政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就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这时节，二人在政治思想上已完全分道扬镳，但胡适恪守“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论语?颜渊第十二》）的传统待友之道。
　　
　　1927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分赃不均的国共两党撕破脸皮、大打出手。陈独秀成了这场政治悲剧最惨酷的双重受害者。共产国际和中共拿他当了失败的替罪羊，先是撤销职务，进而开除党籍；国民党则抓了他的两个儿子，以酷刑残忍处死（注：胡适在得知陈延年被捕后曾托吴稚晖营救，之所以托吴，因吴本是陈延年多年旧交、且曾共同信仰无政府主义。当时陈延年的身份尚未暴露，不料吴稚晖立刻出卖了陈延年，致延年被刽子手乱刀砍死、五马分尸。胡适深感歉疚，亦深以吴稚晖“以暴止暴”、“以理杀人”、以主义之敌意压倒个人之友谊的冷酷态度为君子所不取）。
　　
　　1932年，被抛弃和唾骂、遭国民党通缉和追杀的陈独秀在上海东躲西藏期间终于落网，并押送南京，内定由军法处判处死刑。与陈前两次被捕时一样，“我的朋友胡适之”立即出头营救，四处联络、八方求助，向这位虎落平阳的主义之敌、人生之友伸出了最宝贵的援手。陈独秀的另一位老朋友、被陈斥为“以乱罪抓共产党”的章士钊主动充任其辩护律师（注：蔡元培、胡适都给他请了律师，但陈独秀自己选定老友章士钊）。多方营救之下，陈独秀免于一死，且在狱中得享各种优遇，不仅可以读书写作、见客会友（原先是不允许他写字的，但陈发脾气、不吃饭，说“连封建社会、奴隶社会都不如”，狱方只好对这位特殊犯人让步），甚至还能在狱中与女友发生“肉感行为”。抗战爆发之后，还是“我的朋友胡适之”托请汪精卫、转达蒋介石，将“叛国”犯陈独秀提前开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