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于学忠与“西安事变”

                             于允科

                              前言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之爆发，距今已整整七十周年了。此前关于“西安事变”的论述、回忆之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不少回忆文章因种种原因或语焉不详或笔误失真，给史学工作者的研究造成困难。因此，尽管逝者如斯，仍然有必要尽最大努力还原历史真相。

    我的父亲于学忠是直接策划、参加了“西安事变”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生前从不公开论述“西安事变”。究其原因，一是保护张学良将军免遭蒋介石的杀害，二是在极左思潮的重压下只能保持缄默。

    在纪念“西安事变”爆发七十周年的今天，党中央拨乱反正已二十多年，随着经济改革步伐的加速，中国大陆的政治民主化水平已经今非昔比。我已经是接近六旬的老人了，我应该把自己知道的历史真相告诉大家。在日本右翼势力东山再起、蠢蠢欲动的今天，纪念“西安事变”更具有现实意义。

                          山雨欲来风满楼

    稍具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于学忠的名字，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里有一条款：罢免于学忠河北省主席之职……

    蒋介石指使亲日分子何应钦屈从日寇的无理要求，把坚决抗日的爱国将领于学忠调离华北，但于学忠愈挫愈奋，他矢志不渝，追随张学良将军，响应和支持了“西安事变”，以后指挥了淮河阻击战，以伤亡7000人的代价歼灭日寇9000人。他还积极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浴血抗日，立下赫赫战功。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于学忠受到了“四人帮”的无耻诋毁，一位和共产党亲密合作、坚决抗日的爱国将领，竟被诬蔑为“反共分子”，甚至编造出什么“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吃饱了饭骂人，党内李立三，党外于学忠’”之类的无耻谰言。

    父亲是1964 年9 月22 日因患原发性肝癌逝世的。他逝世后两年，即1966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国家政治上的变化自然影响到对“西安事变”的历史评价……

    谁也无法抹杀张学良的历史功绩，他与杨虎城共同发动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西安事变”之前的张学良确实是“大事糊涂，小事精明”。请看，1928 年其父张作霖被日本人暗杀，他不是秣马厉兵，图报国恨家仇，却在1929  年借收复中东路向苏联挑衅，结果是铩羽而归。“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出自拥兵自保的军阀心理，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致使东北大好河山沦陷敌手。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入关驻防华北。父亲怀着“莫让国耻年年深”的思想，遵照张学良“顶住日本人”的嘱托，带领部队在华北与日寇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组织和参与长城抗战，粉碎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保卫了华北的大片领土。但是，蒋介石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强迫东北军远调西北“剿共”。

    东北沦陷后，东北军的特点是眷属很多。原因是东北被日寇占领后，东北人民无法生活下去，东北军官兵的亲属纷纷逃入关内，跟随他们在部队的亲人一起生活。部队西调时，东北军的高级军官有条件把家属安顿在北平、郑州、洛阳等地，但下级军官及普通士兵就只能让家属随军生活，一方面可以不花旅费，一方面可以随营混饭。如果这些家属离开军队，他们的生活会立即陷入困顿。

    在父亲率领部队由西安开赴兰州的途中，长达1000华里的西安——兰州大道上，随军家属夹杂在部队当中行进。其中有老头儿、妇女和孩子，他们慢吞吞地走着，衣衫褴褛，狼狈不堪。西安市的知识阶层目睹此情此景，不胜唏嘘：“这那里是什么行军？这简直是一幅亡国难民图！”

    父亲率领51军由天水开赴兰州途径渭源、临洮等县时，屡见红军在村镇墙上张贴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团结抗日”、“收复东北，解放三千万同胞”等标语口号，深受感动。雪国耻报家仇的怒火顿时在51  军官兵的心中熊熊燃烧，“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的主张在51 军官兵中引起强烈共鸣。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利用东北军打红军，坐收渔翁之利。而对日寇则能退让就退让，可妥协便不斗争。他是宁亡于日、不亡于共，只要能保住他的独裁统治，心甘情愿地当现代石敬塘。为了节省“剿共”成本，他歧视东北军，所谓中央军士兵的月饷，每月至少7 元；而给东北军士兵的月饷仅有3 元零9分，而且只发10 个月的饷。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其部队的一个师长，每月有高达12 万元的特支费，而代行总司令的张学良，每月仅10  万元特支费。

    蒋介石歧视东北军，中央军也以嫡系自居，专横跋扈，傲气凌人。两个部队经常发生摩擦。

    1935 年11 月，蒋介石任命父亲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

     1936 年夏，父亲责成有关部门，经过精心筹划施工，在兰州市铸造孙中山先生铜像，翌年竣工。铜像高2。4  米，孙中山先生扶杖凝视，神态自若。现在，安放在兰州市无泉山公园中山纪念堂内3。5米高大理石基座上的孙中山先生铜像，就是那次铸造的。

铜像是甘肃省制造局督造的，父亲说：“你们能制造出这么好的铜像，就能造出枪支和大炮。”制造局就又研制了冲锋枪，而且性能很好。这些枪装备了父亲的卫队，以后在抗日战场上给予日寇很大杀伤。

    由于不断受到中央军的歧视和排挤，父亲联想起在华北受到亲日派窝囊气的往事，感到非常气愤，他经常对部下说：“你们看蒋介石左右这帮人，庸碌无能，光会贪污，营私舞弊，吃喝嫖赌，把中国搞得这么糟糕。现在我看好人还在共产党方面。”

    1936 年9  月22 日，毛泽东给父亲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派彭雨峰（即彭雪枫）持信和父亲见了面。信的内容如下：

于主席勋鉴：

     两军相处密迩，未能通候，甚以为歉。素稔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兹派彭雨峰君晋谒崇阶，申述敝方联合救国之旨，敬祈不佞赐教，指示一切。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两军之利，抑亦民族国家之福也。专此。

     即颂

     勋祺。不一。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二日

    父亲坚决反对内战，他指挥的东北军第51 军对蒋介石的“剿共”命令拒不执行，而是与红军彼此各守原防，互不侵犯，比邻而居，从未和红军打过仗。父亲认为，“兄弟阋墙，外御其侮”；国难当头，必须枪口一致对外。

    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发表后。中共地下党员、时任东北军第五十一军机要室主任的郭维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铁道兵司令员）把《论持久战》一书赠给父亲，父亲很高兴。他认真拜读了《论持久战》后对郭维城说：“毛泽东先生了不起。令人佩服！他的论点我心悦诚服。日本鬼子想 征服中国，那是痴心妄想！中国的天下将来一定是共产党 的！”

    父亲非常敬重朱德将军与刘伯承将军。父亲生前曾对我说：“我是旧军人出身，抗日战争前参加军阀混战、涂炭百姓。我虽然没和红军打过仗，但参加军阀混战糜烂地方，思之有愧啊！朱德将军与刘伯承将军在参加红军之前，一位已当上滇军旅长，一位是川军师长，可他们忧国忧民，毅然放弃荣华富贵，投身救国救民的大业，实在让人景仰。”

    蒋介石正相反，腆颜事仇，开门揖盗，一再屈从日寇的无理要求，使民族危机更加严重。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冲破蒋介石“侈言抗日者杀无赦”的禁令，纷纷成立各种各样的救国会，在全国掀起了强大的抗日救亡怒潮，影响非常广泛，对东北军的影响也很大。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西北大地上正涌动着一股巨浪……

                    “西安事变”骤然爆发

    1936  年4 月9 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会谈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后，屡次谏蒋。但蒋介石铁心“剿共”，根本不听。为此，同年11月下旬，张学良、杨虎城在甘肃平凉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父亲、王以哲等东北军高级将领。

    平凉会议非常机密，其核心内容是：如果蒋介石不肯停止内战，那就举行兵谏。

    1936 年12 月11 日，张学良召父亲到公馆谈话，张学良说：“孝侯兄，我已与杨主任商定，明晨拂晓向蒋实行兵谏。扣蒋，由总部卫队营孙铭九营长、105 师唐君尧旅长、骑6 师白凤翔师长负责。城内所有应办理者，由杨主任负责办理。”

     父亲当即表示：“兵谏后，何以善后？”

     张学良回答：“说干就干，何必顾虑那么多！”

     父亲说：“那么，我们就干，要干就干，绝不可半途而废。”

     张学良回答：“那是自然，非达到最后目的不可。只要蒋介石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当天下午4  点多，张学良从华清池同蒋介石谈完话回来后，将东北军总部一营营长王玉瓒带回西安城内的公馆里，向他布置捉蒋部署。父亲在客厅关切地问张学良：“一切都准备好了吗？”从那时起，父亲便在公馆协助张学良部署兵谏。

     根据兵谏分工，张学良派部队于12 日拂晓到华清池活捉了蒋介石，杨虎城的17 路军在西安城内扣留了国民党的中央大员，一场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发生了！父亲随即在《对时局的通电》上郑重联署，表明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坚定立场。

     捉蒋后，在蒋介石的外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小笔记本，上面简要记载着蒋与各将领交谈的内心私话，其中有关父亲的几句话是：“于学忠两目炯炯，是一将才，可惜为张学良所用。”

     西安事变发生时，父亲不在兰州。他在11 日晚到12 日拂晓，连续发给在兰州的部下三次密电，其中一封的电文明确指示：“今晨一时左右，张副司令和杨虎城主任共同率领东北军、十七路军向蒋委员长实行兵谏，提出八项主张，已将蒋留在西安，并对在西安的中央军政要人限制自由，希即将胡宗南部的两团、绥署（国民党甘肃绥靖公署）特务营及与军统有关的部分警察解除武装，对重要人员要限制自由，结果如何，盼复电。于学忠文印。”

     为万无一失，父亲还调东北军114  师、118  师速回兰州，协同113师巩固兰州防务。

     兰州事变时父亲和他的三位师长虽然都不在位，但他的部下服从指挥，组织有力，行动迅速果断，事变进行顺利而又平静，被看管的国民党嫡系及国统要员没有产生多少抵触，使整个兰州局势得到了控制，有力地配合了西安事变。

     13 日，父亲乘专机飞抵兰州后，当即全力投入保证大西北实现和平的工作。他任命周光烈为兰州警备司令，加强城防和维护城内治安，妥善保护绥署和中央军眷属，并派部队部队昼夜逡巡，防止奸徒造谣生事。父亲还下令释放了集中营里的犯人，这些犯人多为被国民党中央军俘获的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父亲还通过东北籍学生、教员，在兰州大、中学校成立了抗日救亡联合会，并于街头张贴标语，宣传八项主张以及抗日救亡的意义。

    西安事变后局势复杂，但父亲顾全大局、忍辱负重，风尘仆仆地奔走于西安和兰州之间，他努力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做消除误会的工作，加上宋美龄及端纳飞抵西安争取和解的大局变化，兰州方面的紧张空气逐渐缓和。年仅兰州市内没有发生不安定的问题，甘肃省境内大批国民党部队与于学忠所部之间也未发生冲突。

    兰州事变是西安事变的组成部分，它的成功发动，确实是父亲坚决贯彻张学良、杨虎城正确主张的结果。

    12 月24  日晚，周恩来在张学良、杨虎城、宋子文与宋美龄兄妹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张学良遂决定释放蒋介石并要亲自送他回南京。

    当晚，张学良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宣布说：“我要亲自陪送委员长回南京，以便恢复委员长的威信。抗日的问题，等我回来后，再同你们商量。”父亲和全体在场的将领一致反对张学良的草率决定，但张学良固执己见。并说：“我走后，关于东北军的事，听命于孝侯（父亲字孝侯）。关于抗日联军总部的事，听命杨虎城主任。有事时多和周恩来先生商量。”

    25  日下午3  时半，张学良送蒋介石来到机场。登机前，张学良把他事先在一张16  开白道林纸上写好的亲笔命令交给父亲，紧接着飞机立即起飞。其手令全文如下：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城）、孝侯指挥。此致

     何（柱国）、王（以哲）、缪（澄流）、董（英斌）各军各师长

                                                 张学良 二十五日

    这是张学良1933 年下野出国时将大部东北军交给父亲后，又一次把东北军交给他。这是因为父亲为人正直、带兵有方，从无个人野心，深受张学良的信任和赏识。

     蒋 介石是不讲信义的，他回到南京后，12 月31  日南京政府军法会审，关押起张学良。同时，将杨虎城撤职留任。父亲因“于第51  军任内附和叛变”，也“撤职留任”。

    蒋介石在扣押了张学良之后，即派四十个师的兵力西进，向西北“三位一体”施以军事压迫。为此，三方面领导共同研究，一致认为，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必须团结一致，不受蒋 介石的威逼和挑拨离间，并在军事上做了紧急部署，随时准备迎击中央军大举西进。

    这突如其来的骤变，使西北的形势迅速逆转。营救和要求释放张学良与顶住中央军讨伐，成为西北同时并举的两件大事。肩负双重任务的父亲。一方面奔波于兰州和西安之间，一方面发出了著名的真电。电文是：

     ……老子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东北军亡省破家，现所存者，只此生命，若因此生命而亡，不许其存在，则死有何惧？中央如欲息事宁人，下列三事实有提前解决之必要。

（一）即日恢复张副司令之自由，可促其返陕；

（二）中央军即日东撤；

（三）陕甘驻军暂时不动……现在中央明言和平解决， 而暗调大军压迫，似此无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迁延日久，恐更无以善其后。此间共同主张：对政治解决途径，不拒绝；对武力压迫，不屈服。内部团结坚实，所有一切，已有相当布置，惟目击国势阽危，实不愿再见阋墙之争。。。

                       协助周恩来力挽狂澜

    蒋介石将张学良扣押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都在积极救张，对此，三方面是一致的。而对于用什么方法营救，东北军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父亲、王以哲、何柱国、马占山、高崇民等人认为，应该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打起仗来会威胁张的安全，蒋甚至可能置张于死地，主张按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衷，先行撤兵，避免内战，同时设法救张。而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为首的少壮派军官，则坚决要求蒋 介石把张学良先放回来，否则不惜于南京决一死战。显然，少壮派的主张是非理性的，如果实施，中国只会陷入更惨烈的内战之中而使日寇拍手称快。

    东北军毕竟是一个具有封建色彩的武装集团，全体官兵都以张学良为核心。张学良被南京政府扣押，包括父亲在内的东北军各级领导实际上都无法统率全军。蒋介石以整理东北军善后为名，乘机派员对东北军各军进行分化，这样一来，东北军少壮派产生了严重的失落感。他们随即搞了一些非理性的活动，提出“打出潼关去，救回副司令”这种不切实际的口号。东北军内部的矛盾因为少壮派的活动饿家剧并陷入混乱。

    和平解决事变是张、杨兵谏的初衷，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红军代表周恩来、博古等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乃目前基本方针”的指示，反复做少壮派的工作。周恩来特别指出：国民党今后采取的对策是“用军事压迫和政治分化”两种手法，一方面把中央军摆在潼关，另一方面在东北军内部挑拨离间，进行分化。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对策，就是坚持三位一体，精诚团结，使其无隙可乘。但是，冥顽不灵的少壮派根本听不进去。

    1937  年2月2日晨，少壮派假借抗日同志会名义，在孙铭九家开会，会后，孙铭九派六连连长于文俊带队，闯到王以哲家，残忍地把卧病在床的王以哲野蛮枪杀。同时，他们还枪杀了总部交通处长蒋斌、副处长宋学礼、参谋处长徐方，制造了令人发指的“二·二”事件。

    “二·二”事件发生后，父亲设法通知了东西两方前线的东北军将领，将领们立即电告杨虎城：“若于学忠、何柱国有意外，则向西安进军！”杨虎城态度鲜明，表示愿与兄弟的东北军同舟共济。此时，惹下大祸的少壮派惶恐不安，恳求周恩来想办法解决这场危机。为消除东北军的仇恨目标，2 月4  日，周恩来派人把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送往红军总部，使东北军内部的矛盾趋向缓和，危局得以挽救。

    “二·二”事件的平息，和平方针的实现，主要是周恩来临危就惧，力挽狂澜，发挥了砥柱中流作用。在与周恩来一同处理西安事变善后中，作为张学良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父亲勇敢地站在斗争前列，为实现和平方针贡献了应有的力量。

                         为实现兵谏主张而奋争

    “三位一体”高级会议后，2 月4 日，西北军、东北军各将领由杨虎城、于学忠领衔，发表了著名的《和平宣言》，向全国人民申述西安事变经过，说明事变的目的在于“内求和平，外求抗战。”表示“但求抗敌救国之策，得以早日实现，对内固不惜最大之隐忍，对外更不惜一切之牺牲……决心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竭其全力，为国效死……”宣布西安事变善后已和平解决。

            2 月17 日，张学良给父亲写了亲笔信，内容如下：

孝侯兄大鉴：

            柱国兄来谈，悉兄苦心孤诣，支此危局。弟不肖，使兄及我同人等为此事受累，尤以鼎方（芳）诸兄之遭殃，直叫弟不知如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目下状况，要兄同诸同人大力维护此东北三千万父老所寄托此一点武装，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贡献于东北父老之前；更要者，大家共济和衷，仍本从来维护大局，拥护领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盼兄将此函转示各军、师、旅、团长。东北军一切，弟已嘱托与兄，中央已命与兄，大家必须对兄如对弟一样。弟同委座皆深知兄胜此任！望各同志一心一德，保此东北军光荣，以期贡献于国家及东北父老之前，此良所期祝者也。有良一口气在，为国家之利益，为东北之利益，如有可尽力之处，决不自弃！弟在此地，读书思过，诸甚安谧，乞释远念。西望云天，不胜依依！开源、宪章、静山、芳波同此，并请转各干部为祷！

            此颂                近安

                                                                                    弟张学良手启

                                                                                    二月十七日

                                                                                    于溪口雪窦山

    1989 年6  月，事过半个多世纪，张学良在接见大陆采访者时仍在说“王树常及于学忠，这我两个左右手。”表明了他对东北军旧部及父亲的信任与怀念。

    张学良被扣押后，父亲曾四次飞赴南京，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但都毫无效果。他也来到溪口谒见张学良。两人想见时，因有特务监视，无法交谈，张学良便悄悄在报纸边上写了一行字：“只要东北军坚持团结，实现抗战定有希望。”

    西安谈判时，蒋介石许诺先行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张、杨八项主张，确定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及今后方针。为实现第二此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于2 月10 日发表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15 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杨虎城、于学忠向大会提出西安事变时的八项救国主张，在会上谈论。这八项主张是：

    一，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才、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志士。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蒋介石对他过去的错误不可能认真检讨，也没有提出明确而坚定的抗日方针，更没有完全放弃反共立场，但国民党的政策已开始转变。22 日会议闭幕。24 日，蒋介石就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等三个问题发表谈话，答复并部分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要求。自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西安事变结束。

    1937 年3 月，东北军开始东调，行前，在父亲主持下，发表了《东北军移防致西北同胞告别词》：

    我们近奉政府命令，移防豫皖，从此便与西北的父老兄弟别离。一九三五年夏，我们奉令来此执行政府给予我们的任务，今日奉令离去，回想在此相处年余，真不胜临别依依之感！

    在这短短的期间里西北的父老兄弟一定对我们有透彻的了解。东北军是国家军队的一部，国家军队而冠以“东北”两字的理由，只是由于历史上的沿袭与称呼上的便利，这里面没有封建意味。拥护中央，服从命令，是张副司令所嘱告，也为我们全体官兵一致所拥护。他曾不畏强邻干涉以易帜，促成了国家初步的统一；他曾振旅入关，因此而结束了民国十九年（1930 年）的战事；他曾在热河抗战之后，毅然解除兵柄，以所部完全奉之中央，树立全国军人不以军队自私的楷模。比及回国，他的这种信念，更因外侮的日趋严重而愈固，直至现在，丝毫没有改变初衷，是我们所赞同而拥护的。西北的父老兄弟年来给我们的指导帮助，我们十二万分的感激与钦佩并致谢意。同时我们也深深了解西北的父老兄弟对我们怎样的期许与盛意，我们不敢以空言报国；今后决将以埋头苦干精神，锻炼自己，充实自己，期望在最短期间，成为国家劲旅，以备将来在政府整个国策之下，效命于国际战场之最前线，用以报答西北父老的隆情高谊，这是我们的内心要求。我们确信国家和平统一的基础，现以更加巩固，我不自亡，绝无人可以亡我。我们希望与西北的同胞，一如既往地团结起来，为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而奋斗。华岳峨峨，渭水荡荡，和西北的父老们分别了，谨致数语，并祝你们幸福无量！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

    移防开始，父亲率领东北军五十一军从兰州出发，开往安徽蚌埠。行前。父亲把兰州、天水的私人房产，捐献给甘肃省教育厅，以资助发展教育事业。

    3月29  日，蒋介石在杭州召见杨虎城、于学忠。他除了声色俱厉地大骂张学良，也又打又拉地批评父亲：“孝侯只听从长官的命令，没有考虑选择，以至走到这样的错误道路，十分可惜。”蒋介石又说：“不过，处在那样的环境，对个人来说，也是依次不幸的遭遇，我们是不能深怪的。”

    蒋介石扣张以来，对我父亲又打又拉、软硬兼施，但父亲不为所惑，不为所动，一直为争取释放张学良而努力。在此期间，父亲曾先后到杭州、奉化、南京和上海四次面见蒋介石，竭尽所能，不懈努力，与蒋斗争。父亲一再表示，东北军必须由张学良统率。只要释放张学良，自己随时可以离军下野，归园田居，守道安贫，永不出头。但蒋介石一方面拒不放张，一方面不惜重金，用60  万大洋对父亲进行收买。但父亲拒不接受，表示只请将张学良恢复自由，别无所求。回到部队后，父亲气愤地对部下说：“我于学忠就是重义不爱钱，几个臭钱就能让俺弯腰吗？蒋介石真是看错了人！”有一次，蒋介石理屈词穷，怒气冲冲对父亲嚷嚷：“你知道我为什么扣押张汉卿，我就看你们东北军红不红！你们东北军如果有一部分红了，我就杀了张汉卿！”

    张学良曾接受周恩来的主张，为培训东北军抗日骨干成立了东北军学兵队。学兵对于1936 年9 月在西安正式成立，其中有很多人是共产党员，并秘密建立了党支部和党总支。张学良被无理扣押后，学兵队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为了缩小目标，加以保护，学兵队改称青年训练班，由张学良机要秘书郭维城（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任铁道兵副司令员）任代主任，他带领学兵队向父亲所部靠拢。父亲心知肚明，秘密把学兵队分进东北军四个军，其中分到父亲直接统率的五十一军最多。因此，在东北军各军中，五十一军党的力量最强。而且，军、师都建立了秘密工委，团有总支，大部分连有支部。他们是团结东北军的骨干力量，以后在抗日战场上，冲锋在前，退却在后，顽强战斗，英勇杀敌，做出了很大牺牲，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38 年1 月，父亲率领东北军五十一军，以25000人的兵力抗击日寇40000人的疯狂进攻，以伤亡7000人的代价歼敌9000人，打赢了著名的“淮河阻击战”，为“台儿庄大捷”奠定了胜利的基础。父亲生前曾不止一次感慨：“共产党员士兵是最勇敢的！”

    为了保护张学良，为了维护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父亲在生前撰写回忆录时，对他亲身参与的“西安事变”不置一辞，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者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高尚品质。作为他的儿子，我深深地为此而骄傲。今值纪念“西安事变”爆发七十周年之际，撰此文以纪念父亲，同时缅怀那些为了促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而英勇牺牲了的先烈们。
于允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