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后代的故事（二）
发布时间：2010-10-20 14: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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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后代的故事（二）
在地下的日日夜夜
从一九四零年一月到一九四三年底，整整四年，我在新乡、辉县、获嘉、汲县、武涉等地敌占区搞地下工作。这四年，对我来说是一次极为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在这段时间里，我当过杂货店的掌柜、当过菜农、当过小贩、当过小学教员、还当过伪武涉县自卫团的书记官。也利用过会道门、一贯道等迷信组织。总之，这一段生涯中，发生过许多有趣的又是很惊险的故事。在这里，我只讲对后人有启迪和借鉴意义的事情。
一、形势突变
一九三九年，山西十二月事变为开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豫北和晋东南是蒋介石国民党同我们争夺华北阵地的桥头堡，是战略必争之地。为了应付突然事变，对付可能发生的最坏局势，坚持地下斗争。当时，中共太南地委对豫北地方党的组织作了大的调整和调动。我和王云清同志由中共林、安、汤、淇中心县委，调到新、辉、获、汲中心县委。王云清同志到盘上隐蔽，我到新、辉、获、汲敌占区隐蔽。在来辉县的路上，大约是陵川县的一个山坡上，我们碰到了黄克诚同志和左权同志。由于黄克诚同志的三四四旅，在林县驻了半年多，常到县委来指导和支持我们开展工作，所以认识我们。尤其是我，县委曾派我到三四四旅部驻地临淇区、淇阳城协助三四四旅民运工作队开展驻地民运工作，和黄克诚同志接触较多。因此，一见面，他就问:“小梁，你们去哪里“?我说:”调往新、辉、获、汲县委工作“。他说:”好极了，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左权同志“。我们向左权同志敬了礼，握了手之后，黄克诚同志接看说:”我们要打一个大仗，把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统统赶过黄河以南。你们告诉县委，要准备好建立自己的政权。有什么重要情况，通过在辉县活动的朱程部队的电台同我们联系“。
由于有了黄克诚同志的这些话，使我们在思想上忽视或放松了从最坏处考虑，从长期隐蔽着眼的思想，一度造成工作上的被动，不知所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我们到县委，给县委书记米光华同志讲了黄克诚同志的谈话。那时，豫北局势很紧张，县委天天提心吊胆，怕国民党顽固派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因此，一听到这个消息，自然十分欢欣鼓舞。我也很快跟着新辉获县工委交通许福延同志下山，到敌敌占区获嘉县楼村，向工委负责同志刘方生、陈国香同志传达了要打大仗，要准备建立地方抗日民主政权的大好消息。搞敌占区工作的同志，听到这个消息，更是心花怒放，兴奋极了。没过几天，山上传来了八路军大部队打过来了的大好消息。然而，没过两天，我们正在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宣传八路军主力部队将国民党顽固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晋豫边区的山里，全是八路军的时候，突然又传来令人目瞪口呆的消息:辉县、修武、焦作一带的八路军，一夜之间全撤走了，连八路军工作团也没影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军队打完仗，撤走，转移，这可以理解，可是地方工作团、县委机关也一起撤走，而且，连一个通知都没有，这实在令人费解。这种急转直下的形势变化，使我百思不解，于是我决意顺着太行山北上，去找组织，同上级取得联系。
还好，从辉县到林北根据地这一地段，那几天还是空白区，除了当时严守中立的国民党新五军的一些部队外，几乎没有见到多少穿军装的人，更没有岗哨盘查。可以说一路顺风，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到林北任村，找到豫北地委，同组织接上了头。这时，我才知道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是在反顽斗争中贯彻执行中央“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的体现。是的，不节制，一味的斗下去，也是要输理的。把人家打得太痛了，不适可而止，不主动言和，甚至作必要的退让，也不利于团结抗日的大局。斗争的目的还是为了争取团结。这是我又一次从心眼里感到毛主席确实英明伟大。住了两天，上级决定，由地委组织部长夏涛同志、刘清训同志和我三人，组成中共新、辉、获、汲敌战占区新县委，夏涛任书记。于是，我又带着夏涛同志，连夜赶回来，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地下生活。
二、敌占区并不可怕
人们想象的敌占区是很可怕的，到处是汉奸敌探，随时随地有被捉拿的危险。一九四零年一月间，我跟着新、辉、获县工委的地下交通员许福延同志，初次进入敌占区时，就有这样看法。所以，尽管交通员对我说:“不要紧，在敌占区广大乡村，和平时一样，没人过问的，偶然碰上汉奸伪军，也不要慌张，照我告诉你的话，坦然对答就行。你口音不对，在一般情况下，最好不吭声，由我答话”。而我还是放心不下，一路上精神有些紧张。万一碰上敌人盘问，怎么办!整整走了一天，快到目的地了，真的没遇到什么人盘问。我心里才踏实了一些。然而正在这时，迎面来了两个骑自行车的便衣。
“你们是干什么的”?两个便衣问。
“走路的，姓许，楼村许家”。许福延同志大模二样地回答。那两个便衣点了点头，没说二话，又骑车走了。我问许福延;“你怎么一句话，就打发他们走了”?他边走边说:“他们是伪区公所的，都是本地人。是出来混事的，欺软怕硬的家伙。这方圆谁不知道楼村许家。他们听我的口气，知道我是有来头的，不敢得罪我们。在敌伪方面干事的，真正死心踏地当汉好的也不多。谁不给自己留条后路”。
这是本地干部给我上的敌占区工作第一堂课。我在长达四年之久的敌占区地下工作中，逐渐地，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许福延同志对我讲的这一番话。这里，我想起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九四五年初，我带着七分区武工队到道清路南活动。一天早晨，我在房顶上观察，发现有一个穿长袍的人，东张西望，向村边走来。我立即叫侦察班长带两个战士，去把那个人捉来。我看到他们跑到跟前抱着痛哭一阵之后，就拉着手回来。我知道是自己人，不是敌探。原来，他是老一团的一个营长，是分区派他化装商人，去豫西皮定钧支队当团长的。他哭了一阵之后，对我说:“领导上派我们去豫西皮司令那里工作，说那里局面己经打开，急缺干部。要我们化装成商人，由地下交通线转送过去”。他说:“从安阳一上火车，我心里就嘀咕，万一敌人盘问，露了馅儿，怎么办?我们是赤手空拳啊!日本鬼子、伪军从我身边走过，我就紧张，准备随时同他们搏斗。带我们的交通员，一路上总是不断暗暗提醒我们，不要紧，要沉着，存住气。好不容易到了开封，刚下车，就听见拉警报。车站上的人乱跑。我不能让敌人抓住我，也跟着人群拼命地向站外跑。就这样我们三个人跑散了。我一口气跑到黄河边，觉得走投无路，就想用长袍把头一蒙，跳进黄河里，免得遭罪。但是，又一想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不能这样绝望、轻生。而且知道沿黄河一带有我们的游击支队、武工队活动。于是，我就沿着黄河北岸，向这边走来。走了两天，我看到了太行山，感到有了希望。今天，幸好就碰上了你们”。这位同志是个老红军干部，贫苦农民出身，除了打仗之外，没有见过旧社会旧世面，更不理解敌占区的情况。觉得敌占区到处是汉奸、特务、走狗，没有一个好东西。所以，他对我说:“如果，将来要我打开封，打开之后，我要杀它个鸡犬不留”: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那里没有一个好人”。他说他从开封车站跑出来，一路上，所有的人都是拿异样的眼睛盯着看他。晚上住店都不肯留。我对他说:“你这身打扮，在乡村谁不感到奇异。再加上你那个东张西望，处处警惕的神情，怎么会不引人注意!晚上，饭店不留你住宿，也是害怕你是‘便衣特务’哩!国民党的，日伪汉奸的便衣特务，老百姓都吃过他们的亏，所以很警惕”。我还告诉他:“在敌占区，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反日爱国的。如果老百姓都成了“中日亲善的良民(顺民)”，那就说明日本的政策好，己经征服了民心。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为日本是帝国主义，它对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这位老红军同志听了我的劝说后，微微点点头说，“对，是他不了解真实情况，沉不住气，本来没有什么问题，反而引起麻烦，甚至把事情弄糟。在开封车站敌人拉的是防空警报，而这位老红军干部，却以为是敌人戒严;专门捉拿他们的，所以不紧跟地下交通员，自己瞎跑，跑散了!”
三、沉着机警，化险为夷
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党中央对斗争形势的分析和方针政策;为了更好地反映敌占区重大情况和问题，及时得到上级党的指示;除了通过政治交通员的联系外，还必须亲自到根据地去跑跑，住几天，阅读党的文件和党报的重要社论。四年之内，我来回去林北跑了七次。跑点路，吃点苦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小事一桩，根本不在话下。问题是如何通过敌伪和国民党顽固军设置的层层关卡!这是最令人头痛的问题，搞不好就有被扣押甚至被捕捉的危险。一九四零年冬，县委书记夏涛同志，由于不熟悉路途情况，又是外地人 (察哈尔省人)，眼近视，在林县被国民党四十军岗哨查获，病死在狱中。县委交通员陈富田同志，在辉县盘上被国民党扣押，组织上托社会关系，花了钱，才保释出来。
一九四一年春夏之交，地委交通员郭美下来，向我和刘清训同志传达了新四军茂林事件的不幸消息。我和刘清训听了之后，悲愤至极，泪如泉涌，泣不成声。我们考虑:蒋介石是决意要走投降、倒退之路了!国共合作一旦破裂，全国抗战的局面，将极剧恶化。在这种历史的紧要关头，了解党中央将采取什么态度和方针政策，对我们搞地下工作的同志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县委商定要我跟郭美一起回地委了解、请示。
从辉县到林北，要通过三道“封锁线”和“警戒线”，即敌占区与国统之间的“封锁线”国统区的明岗、暗哨，以及国共之间的“警戒线”。由于我对这条路的情况最了解、最熟悉，所以，只有让我去，才有可能通过。
当我们走到十八盘山顶的大佛寺时，驻守在那里的国民党军的岗哨，对我们进行了详细的盘问。我对答如流。这时，一个小特务走过来，又向我提出许多刁难性的盘问。例如他问林县南关若干商号的情况，我说，我是跑外的，对这些商号了解不多。同时，我又有意识地讲了许多有关南关风俗人情的故事，证明我比这个小特务知道的多。
“看来，你是不打不招了”。那个特务没办法了，就耍小聪明，来吓唬我，他吼叫着:
“来人，把他吊起来，用鞭子狠劲抽”!
“且馒，老总。屈打成招，可不是我们国军盘查行人的办法。打错了，可就更麻烦了!我说的情况，你不信，又嫌麻烦，不愿去调查。那好，我再告诉你一个地方，离这里十几里，叫南村。那里有个郭老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在这儿等着，你看行不行”?我沉着大方，毫不在意地对他这样讲着。
“这，……你等一下”。说罢，这个小特务出去了。“等了几分钟，他回来了，很客气地对我说:“请跟我到营部去一趟”。
我跟他走进营部办公室，见一个军官坐在一张旧方桌旁边，略带笑容地望着我。我猜想这大概就是营长了，于是，没等那位长官发问，就以颇有来头的气度，抢先说话了。我说:“把关设卡，盘查过往行人，防止汉奸敌探混入，这是我国军义不容辞的职责。可是，你们下面的那个弟兄，却很不象话，不仅拿大话吓唬人，还要吊打我!幸好我是有知识懂道理的人，同他说理。如果是普通百姓，将会出现什么结果，是不难想象的”。
“对不起，请坐、请坐”。那位长官连忙站了起来，很客气地这样说。我也毫不客气地坐下了。我坐下之后，这位长官同我说了一些客套话，表示以后一定要对下边进行教育，还要留我吃午饭。我当然也表示宽宏大度，适可而止，就如一家。我说：
“要不要我在贵部多住一天，你们好派人去调查”。
“不用了，不用了，都是自己人”。
“那就告辞了，再见”。
那位营长把我送出大门，互相招手告别。我同郭美一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大佛寺。那时，郭美是以我的伙计面目出现的，他担着一挑子竹货跟在我的后边。这时，正值初夏，我们走了数百步远，就感到太阳晒得脑袋发昏，“啊:糟糕!把新买的草帽丢到营部了。你少等一下，我回去取”，我对郭美这样说。
“我的天呀:好不容易走出虎口，那顶草帽值几个饯!走吧，我的掌柜”。郭美很不以为然地嘟哝着。我想也是，一顶草帽值儿个钱，不能因小失大。于是，听从老郭同志的忠告，两个人又默默地问前走去。
后来郭美问我在营都是怎么玩的，把营长也唬住了?我说，这些货都是蠢猪，吃软不吃硬。他们一看我拿的那个架势，是有来头的，就以为我是国民党的便衣队。你知道，国民党的便衣队，是得罪不起的。
四、巧过明岗暗哨
在国民党统治区林县的驻军是四十军。它是反共顽固派在豫北的支柱。它们三里一明岗，五里一暗哨。看你行迹可疑，就把你带到驻地审问。夏淘同志就是这样被扣押起来的。不是本地人，不熟悉当地情况，一般是很难通过的。一九四一年夏天，我去林北根据地豫北地委汇报敌占区情况。我拿的路条是辉县地方开的，到林县就不太管用。于是我在进入林县地界时，就把路条戳子上的辉字，用纸烟头烧掉，成了一个孔，我走到茶店附近，被一个暗哨便衣拦住盘问。我一面拿路条给他看，一面同他答话。因为我是本地人，对答如流，他没有再问什么，只问:“这路条是什么地方开的”?我立即回答是:“林县xx地方开的”。他又问：“你怎么把这个地名烧成个窟窿”!我立即回答说:“老总，这不是我烧的，是你们的岗哨在检查时，他不慎叫香烟头烧了个孔。我怕路上出麻烦，请他们给补个路条，或写个证明。他们说，没关系。谁查问，给他讲明就行”。那个便衣看我毫不含糊，犹豫了一下，就无可奈何地说:”走吧”!
五、探新路连闯三关
从辉县去林北，这条路线经过的地区关卡太多，太复杂，一般人不好通过，且不断出事。我虽然是本地人，路熟，又了解情况，能随机应变，但是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国民党和社会上层认识我的人很多，所以，我最怕碰见熟人。由于这种种原因，我们决定另闯一条新路。即乘火车到安阳，从安阳直奔林北。因为我对安阳比较熟悉，所以这个任务自然又落到我的肩上。当然，这条路线也有一定风险，但是我们都比较好对付。
有一次，我去林北根据地向地委汇报工作，回来时，走到水冶镇东南的丘陵地，正巧碰上日寇的“讨伐队”，当地老百姓都纷纷逃跑、躲避。我没地方藏躲，在这危急关头，我急中生智，就大步向伪乡公所走去。这个乡公所的人一看我是外乡人，便以为我是国民党四十军的便衣，就马上说:“快，快进来!日本讨伐队马上就到，千万不要出来”。日本讨伐队过去之后，天色己晚，伪乡公所的那个人便留我过夜。吃完晚饭后，就同我攀谈起来。
“你老兄是从西边来的吧!某某、某某二位都好吧”?“最近的形势如何，有什么大的新闻?”·……。我将计就计，装作国民党军的便衣侦探，说某某，某某都好。前几天还说起你们这个乡公所很不错，对抗日活动很帮忙。我还乘机问东问西，了解当地的很多情况。
当时，安阳的“局子”很多。这些“局子”大多是各霸一方的维持会，类似新乡一带的联庄会。伪乡公所的人告诉我，“某某和某某关系不错，某某和某某有矛盾，是冤家对头。你到谁的地界，不要说去找某某人，因为他们是死对头”。根据了解的这些情况，我意外地发现了老同学王来仪，成了当地的一个局子头，拥有几十条抢。王来仪就是抗战初期跟我一块投笔从戎，到安阳联络同学好友，准备留在敌后打游击的一位友好。于是，我顺路找到了王来仪。我俩意外相逢，特别亲热。他以贵宾相待，留我住了两天。我向他介绍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救国主张，动员他设法与八路军取得联系，他欣然接受，并召集他的几个亲信，请我给他们讲了抗战形式及如何同敌人进行长期斗争的问题。我托辞要去铁路东找部队，问他们过铁路要注意什么事情。王来仪说:“从汤阴宝莲寺一带过路，如有人盘问，就说是某村某某人的朋友。此人在那一带很有势力，声望大，只要一提他，就没人敢问了”。
我走到宝莲寺车站附近，刚越过铁路封锁沟，就看见两个日本鬼子兵，背着上有刺刀的“三八式”大盖步枪，向这边巡逻过来。在我前面有两个人，说农民不像农民，说商人不像商人。日本鬼子盘问他们什么，没有答对好，其中一人被一脚踢到护路沟里。这沟约有七米宽五米深。我的思想立即紧张起来，思考如何应付鬼子的办法。当鬼子快走近时，我早把“良民证”拿在手里，站立路旁，表示给皇军让路。等鬼子走到面前，我便恭恭敬敬地向其行了鞠躬礼，表示尊敬，同时出示“良民证”，表示自已是“大大的良民”。鬼子问也不问，一摆手，“你的开路”! 我没想到竟如此顺利地又通过了一关。但是，我刚走到车站月台，一个便衣汉奸就走过来盘问，·
“哪来的，到什么地方去”?
“新乡来的，到李村九翔家办事，现在回新乡”。“哪个李村?什么酒香家”!
我指着西边山坡那个村庄说，“就是那个村庄。他家是大门楼，门前还竖有旗杆”。
“那是李庄，不是李村。这家主人也不叫什么酒香啊”!
“不错，叫李庄，我们那里都叫张村，李村，说惯了。我说的九翔，是九个数的九，翔是羊字边，羽毛的羽。这是我们掌柜吉诉我的，可能是他的别名、外号”。正在这时，一个穿长筒皮鞋，挂洋刀的日本小军官，呱哒、呱哒，朝我们这边走来。
“你，赶快上车，我来对付”。
我快步登上火车，从车窗看到那个便衣汉奸，还在同日本小军官说着什么。这样，我又闯过了最后一关。原来是这样，由于我看到日本鬼子把我前面的那个行人踢到护路沟里，思想过分紧张，只顾考虑如何对付这两个鬼子。把人家王来仪告诉我的那个很有名气的人名和村庄名忘记了，一时想不起来。遇到那个汉奸盘问，只好随口作答。由于我对答快，辩解适当，所以使那个汉奸在紧急关头，由盘问者立时变为掩护者。
在敌占区搞地下工作，一定要机敏、沉着。机敏就是随机应变，沉着就是在紧要关头，在干钧一发这际，能镇定自若，而不张皇失措。这样，有时可以化险为夷。否则，本来没事也会引人注意，弄出差错的。
六、危害最大的是汉奸特务和叛徒
没有汉奸特务，日本鬼子就像瞎子一样，凭我们捉弄。如果在我们的队伍里出现了叛徒，汉奸特务就会对革命事业和地下党组织造成严重危害。
一九四一年春夏之交，由于出了大叛徒，整个新乡、辉县、获嘉、汲县敌占区的党，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县委采取紧急措施，通知各地党组织，让所有不安全的同志，立即转移。
叛徒陈济民，原是这个地区的中心县委副书记，八路军豫北工作团主任，又是辉县人，不用说他认识的人很多，了解地下组织也不少。所以，他的被捕叛变，威胁着这个地方和整个地下党的存在。
陈济民是怎样被捕叛变的?他没有受到任何拷打就叛变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他患有肺结核病，在根据地没有治疗条件，他要求利用自已的社会关系，到敌占区汲县"惠民医院"治疗。一九四零年冬天，他的病基本上治愈了。地委让我通知他没法返回根据地。不久，我们又得知敌人正在追寻他的下落。于是我又于一九四一年春节亲自到汲县城他的住处，动员他立即转移到乡下，然后再设法返回根据地。他也满口答应了。由于他留恋城市生活，不再愿到农村农民家吃苦，又怕敌人抓他，所以就没有听我们的话，暂时转移到武涉县木栾店纺纱厂一个亲戚家躲起来。日本新乡特务机关很快就追踪到木栾店，将他逮捕了。
日本特务机关深知共产党人都是宁死不屈的铁汉子，所以对待陈济民这个有名的八路军豫北工作团主任，自然更应另眼看待。逮捕时，既没捆缚，又没带手铐。押到新乡特务机关，特务机关长亲自迎接招待说:“久闻陈先生大名，恨相见太晚”。“知陈先生有病，又缺钱疗养，特此请来为君就医”。并亲自把他送入新乡皇军医院。日本特务机关长还当着陈济民的面，对医院负责人说:“这是我的好朋友，请多加关照。”同时，还给陈留下200元日本“储备票”，说“这给你当零花钱，一点小意思”。据说，日本特务机关长还经常到区院看望他，劝他安心养病。从未提及让他交待什么问题。将近半月，一些充当日本特务机关的汉奸走狗们，开始从另一个侧面传话了:“老兄，你要明白，特务机关长待你这般仁义，是以大东亚共存共荣的精神来感化你的。你不要以为这样高看你就没事了，你应当有所表现才好”。陈济民开始开列一些早已调离或牺牲的名单应付敌人。那些汉奸走狗们，又以关心的态度传话了:“识时务者为俊杰”， “人到椽前谁不低头”，“不要不吃敬酒吃罚酒”，“你也太不像话了，开一张空名单，不是假名，就是化名。叫我们到处扑空。特务机关长可有点生气了”。
就这样，陈济民开始带领特务到处抓人了。因为我早已转移，陈济民带便衣特务去抓我两次，也都扑空了。就在最后一次扑空之后，他带人回城时，在汲县关北大街，我正巧碰上了陈济民。他后面跟着儿个便衣。我立即钻进一个小胡同，进入一个市民院内，装作“解手”，从厕所跳出墙外，直奔卫河边逃走。正巧碰上一位熟识的鱼民，请她把我摆渡过河，消失在高粱地的青纱帐里。据解放后陈济民的口供讲，他也看到了我。他装着没看见，并且让去探望他的家人捎信，叫我赶快离开汲县。这就是叛徒的嘴脸。他确实让家人捎过这个信。后来，他无法向敌特交帐，还向我们捎过这样的口信:说他己取得日本特务机关长的信任。要我们派他亲兄弟陈山去新乡日本特务机关工作，假投敌，好打入敌特内部搞情报工作。当然，我们没有理睬他。一九四一年五月下旬，小麦快要收割了。我带着涂改了姓名的“良民证”，到汲县城关西阁门外，去探听情况。刚出李良屯村半里多路，就听到前面响了两枪。退转回去吧，不好，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继续前进吧，谁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不是自投罗网?何况身上还带有刚写好的重要指示。经过紧张的分析，我断定敌人不是专对自已来的。沉着气继续朝前走。又走了大约二百多步，突然发现二十多个日本鬼子兵，从麦地里跳出，叽里咕噜的吼叫着，端着上有刺刀的步枪，像恶鬼一样朝我围拢过来。于是我若无其事地站住了，等侍搜查。一个翻译和一个鬼于走了过来。
“你的什么的干活”?
“我的，大大的良民，李良屯小学教员”。
“举起手来”!
我把双手高高举起。那个日本翻译走到跟前，摸了摸我的腰身，然后叫我解开上衣扣子，露出胸膛。那个鬼子兵将上有刺刀的枪，指向我的胸口，瞪着两只眼睛怒视着我。那个穿便衣的狗翻译，则伸出手，摸摸我的心口。我仍然微笑着，脸不变色，气不发喘，心不乱跳，镇定自若。
“你的，大大的良民，开路开路开路”。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鬼子认定我良民之后，问我：那边有“土匪”的干活?我笑笑说:没有。鬼子指看前面扬起的一片尘土问：“那是什么?”我说：“那是一群羊荡起的灰尘”。说着，那群羊也快过来了。鬼子一看也觉得好笑。
一九四一年秋，我从根据地报告请示后，从安阳乘火车回来。下午四点左右，在新乡车站，看到一些旅客站在布告栏前看什么，我也挤近观看。呃!是通缉令，是通缉我的，还有我的照片!我悄悄地迅速离开了。我把头上的帽子尽量往下拉，同时戴上了大口罩，装作感冒的样子。火车开到大召营，这是一个小车站。这是我预定下车的地方。当我走出车站时，发现出站口在检查旅客的“良民证”。这是平时很少遇到的情况，我心里犯摘咕，是不是和通缉我有关?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硬着头皮去闯，能混过去更好，实在混不过去，就只有先下手为强了。把那个检查员打倒，冲出去，几步远就是无边的田野，地里还长有庄稼，一定能够逃脱的。我自幼学过拳棒，练过十多年武功，多少还有几下子。我信心十足地向前移动着。轮到我了，我拿出“良民证”给检查员看。别人的良民证一看就通过，我的却被翻来翻去的查看着。我暗暗准备着动手的架式。
“喂，老乡，你这个“良民证”不管用了”!
“怎么不管用了”?我看检查员没带武器，又没有端详自己的像貌。所以，没有轻举妄动。沉住气问他为什么不管用了。
“汲县的良民证，被游击队收走了，所以上边通知，汲县的良民证作废了”。
“这，我知道。游击队没收的是乡镇的良民证，我这是城关的”
“好，你走吧”。那个检查员把良民证还给我，这样说。于是我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召营车站，向获嘉县楼村走去。
七、艰辛的生活，难谋的职业
那时，敌占区地下生活的艰辛是后人难以想像的。就走路来说，那时自行车不要讲在农村，就是在城镇也是稀罕之物。我与各地联系都是步行。比如我与县委刘清训同志联系，从汲县城到辉县西刘店村，来回八十多里，当天去当天回，并不觉得远，也不感到累。跑个三十、五十里，根本不在话下。说到吃穿，更为艰辛。共产党是穷党，组织上派你到敌占区工作，就是给你几百元日伪储备票，作为你谋求职业的本钱。如果你是当地人，那就什么也不给。顶多给你一点回家的路费。一九四零年，我们在辉县赵固镇开了卖油盐酱醋的杂货铺。我是掌柜兼伙计。由于不懂得生意经，洋油价涨了，别人以零售价将我的十桶洋油全买了去。结果全亏了本。后来我到汲县城关一个同志家帮助种菜，还当了几个月的卖香烟、卖菜的小贩。自己不会吆喝，也顾不住嘴。一九四一年，在汲县李良屯村谋到村小学教员的职业。学校是在一个大庙里，一个老和尚给我看门，打扫院子。我一人既当教员又当校长，一个教室，学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有。我采取教私塾的办法，分组教学。村里给煤、给粮、给点菜，约定年终给点钱。陈济民叛变后，使我们进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本地干部绝大部分都调回根据地了，基层党员被抓的抓，逃的逃。我这个外地人，要继续坚持敌占区的地下斗争，真是难上加难啊!连个暂时栖身之地都找不到，如何坚持?首先要找个落脚的地方，要办个新的“良民证”。然后再交朋友，发展社会关系，谋求新的职业。这叫盘新窝。下面我就讲几个盘窝，谋职业中的艰辛故事：
一九四一年深秋，地委政治交通员郭美同志，把我领到获嘉县西苏章营一个寡妇郑陈氏老太太家。老太太有五十多岁，跟前只有一个十二岁的儿子，因为长的很黑，所有起名叫黑蛋。她家很穷，是个贫农。在那个时代，孤儿寡母日子是很难熬的，我去后，每月拿个十块八块“储备票”,买点小米，“过春节还买点白面粉条。平时帮助黑蛋到野外拾些烧锅的柴草，农忙时还帮助她们浇地、除草。这样，老太太自然十分高兴，对我亲如家人。并到保长家帮我说了许多好话。两个月后，保公所就给我办了“良民证”，化名梁敬伊。
我是以什么面目出现的?说起来也颇有意思。郭美是以三教九流的面目跑交通的，他就利用这种社会关系，把我领到郑陈氏老太太家的。他对老太太说:“这是咱们道友家的公子。他家是个大户人家，书香门第。老母是咱“圣母道”的老道长，乐善好施。现今世道乱，他们那里的土匪多，老人怕出事，叫他出来躲躲“。老太太没打二思。就满口答应，把我收留下了。我在那里住了半年;每天早晚陪老太太烧香叩头。
有了落脚点，没有职业掩护，也非长久之计。不要说存在，就连吃饭也成问题。从根据地带来的一点钱，花完了怎么办?不能老在同志家或社会关系家吃饭。能叫你吃几顿饭的关系都没有了。有个把赤贫户，也都逃荒在外，或自顾不暇，谁能养活你!这里顺便再讲个小故事。一九四零年初夏，我刚下山不久，米光华同志要我去接个地下关系。联系点是辉县修武交界处的农家妇女这是个军属之家，主妇四十多岁，带着一儿一女苦熬日子。我一进门说了联络代号，这位主妇没说二话，就神秘而亲热地把我拉到屋里，说:“同志啊，可把你们盼来了。见到你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你先休息一下，我去地里挖点野菜。你千万不要出门，有人来串门，躲起来。”说完，她提着篮子走了。她走时，把十五岁的女儿叫出来说，你坐到门口，外边有什么动静，马上进家对你叔说。交待完，她又回头笑笑对我说:这闺女精着哩，不用交待。姑娘笑笑，出去放哨了。
中午，那位大嫂把我喊醒，叫我到外间吃饭。我走到外间，见旧方桌上放了一大海碗野菜糊涂粥，还在冒热气。
“同志，太委屈你了。今天，你来，多下了一些米。咱家穷，年景又不好，没啥吃的“!
“不要这样说，都是自己人。这是饿死人的年景，有野菜吃就很不错了“。我接着这样说。
“因为叔叔来，我娘叫我多下了一些米。平常连半两米都不让下，尽是野菜”!姑娘插嘴说。
“嗯!那我怎么能吃得下去呢!下顿饭就按平常的标准做，咱们同甘共苦嘛”!
“那怎么能行，你们为革命为人民，担子重，光吃寡汤利水的野菜汤，怎么行"!
“我把你们的活命汤吃了，叫你们娘儿们饿死，这还算什么革命，还算什么共产党“!
“我懂得你们这些同志重要。咱穷人要翻身，要活下去，要过上好日子，全靠你们，全靠咱共产党，八路军哩。没有你们，咱穷人还有什么盼头”!
“是的，苦日子就得群众共同熬”。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我吃的，就得有你同志吃的。野菜有的是，我上地里半天就是一篮子”。
吃完饭，我掏出身上仅有的伍元“储备票”给这位农民大嫂，她说啥也不要。
这就是我们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群众。
八、同国民党顽固分子斗争
搞敌占区地下工作，除了对付敌特汉奸和叛徒外，还得注意对付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暗害，或借刀杀人的阴谋诡计。
苏章营是个比较贫穷的农村，这里没有地主老财，也没有读过初中的知识分子，社会关系比较单纯。我在这里住了半年，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然而这个村没有适合我的身份的职业，也是问题。
一九四二年春，通过郑老太太联系，在她娘家西张巨村，谋到了一个小学教员的职业。这所小学是国民党控制的一所完小。校长由国民党区长杨景文兼任。杨景文是个反共顽固分子，他认为我的来历可疑。可能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所以，他要求学校放暑假时，对我解聘。一天，原获嘉县国民党抗日县长吉万瑞来到西张巨。他到学校视察之后，突然通知学校，要我去谈话。谈话是在学校旁边一个小地主陈庆周的家里。我拿出教师不亢不卑的清高架势;去会见他。
“你是那里人，为什么跑到这里来教书”?
“我是林县淇阳村人。家是大财主，书香门第。当地土匪厉害，公开绑票。家母放心不下，叫我到这里道友家暂避一时”。
“啊，不错，有个淇阳村。那个大户可气派啦，原来就是你家。我在贵府住过。除了妇孺老人，年轻人都不在家”。
我一听他说曾在我家住过，正好，我便乘机把该村的街道，那个大户的宅院，说得活灵活现。就这样，又取得了这位国民党县长的信任。消除了他们的猜疑。
原来，一九三九年春夏之交，我在林县淇阳村配合八路军三四四旅旅部民运工作队开展过一段农会工作。所以对该情况很熟悉。这也可以说是“熟能生巧”吧!
九、可怕的水、旱、蝗、皇
一九四二年在河南，遭受到历史上罕见的水、旱、蝗灾。在黄河以南，人们称之为“水旱蝗汤”，在豫北，人们称之为“水旱蝗皇“。汤是指国民党汤恩伯的坑国害民统治;皇是指日本皇军和汉奸皇协军的残暴罪恶统治。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这里我不去描述人民“饿浮遍野”“饥寒交迫”的惨状。只讲在这可怕的社会中我遇到的问题和苦难。党员没饭吃要外出逃荒。我们便组织党员带领群众一起外出逃荒，这样党心不散，人心求生的觉悟更坚。特别有意识地组织党员带领群众到我抗日民主根据地去逃荒。一方面可使党员有机会去接受短期教育，另一方面又可使党员和群众亲身体验根据地人民的解放生活。使逃荒和教育结合起来。
我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失业，没饭吃。西张巨小学被迫暂时停办了。学校拨给我的粮食，讨要不来，成了空白条子。为了糊口，我不得不托人介绍到获嘉县城里敌伪办的高小教书。那时，当地知识分子都不愿意去日伪控制的学校教书。高年级班一直没有聘到合格教师，因此，一介绍我就成，校长喜出望外。我去时，还专门做了一身粗布中山装。我挣的钱在城里能买到粮食。但是大米、面粉根本没有，连小米也买不到。我买了二斗黑豆，自己扛回来给妻子吃。那时扛三十多斤黑豆，走三十里路，对我说来，简直不在话下。
十、发生意外事故
一九四三年四、五月间，我发展的新党员邓克俊同志，刚带领家属从林北抗日根据地逃荒回来，就去城里找我，想到学校当勤杂工，一则找个吃饭的地方，二则能在我亲自指导下，帮我做点工作。可是，他父亲害怕，不让他出来干事。父子俩吵了一顿，邓克俊坚持要去找我。他前面走，父亲后面追。由于父子俩吵架，邓克俊生气，忘记把根据地给开的路条放在家里，就进了获嘉县城。那时，敌人正搞“强化治安运动”，城门岗哨检查很严。伪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路条，便把他扣押了起来。幸好他父亲赶到，邓克俊叫他父亲快去找我想办法。这时，还是中午十二点以后，学校放学，教职工午休时间。他父亲对我一讲，我大吃一惊。立即跑到校长办公室，校长回家午休，抽屉没上锁。我便立即拿了纸笔，写好证明，盖上校长印章，证明邓克俊是我校的勤务员。让他父亲拿去，并交待说，放出之后，不要停留，即刻动身返回张巨。我打发邓父走后，没敢多停，收拾一下随身携带的东西，对学校门房看门的老校工说;“刚才老家来人说，我家里人有病，叫我速回。来不及向校长辞行，请转告校长，多多原谅”。随即离开学校，出城回张巨去了。这又使我失了业，吃饭又成了问题。
十一、意想不到的袭击
我在西张巨教书，取得了村民的敬重，也结交了许多青年知识界的朋友。在大家的帮助下，我结了婚，成了家。我算是西张巨的人了。我和陈尚显、陈锡五、胡镜泉、郭恒三等人拜了把子。陈锡五的儿子还认我为义父。在灾荒年他们救济我。万万没有想到陈锡五会对我发生突然袭击。
一九四三年夏天，刚收过麦，我午睡才醒，就听院里喊:“敬伊老弟在家吗，”我赶忙起来出迎。陈锡五一进门就哈哈大笑。我莫明其妙，就问:“老兄笑啥?”他说:“你真会玩，把我都蒙骗了”!我感到话里有话，还是装作莫明其妙地笑问道:“我蒙骗老兄什么啦?我怎敢蒙骗老兄”!他用手指比个八字，说:“你是这”。我以为他在诈我，笑笑说:“老兄你还不相信我”!他哼一声说:“人家曹复生都说了……你还……”我一听“曹复生说了”，不能再矢口否认。就赶忙说:“不错，我是参加过八路。但是不到一年，在平汉路东，日本扫荡时，我掉了队，找不到队伍，就跑回家了”。陈锡五说“你怎么瞒着我”?我说:“不瞒你老兄，我们能成现在的好友吗！”他问，“你在八路当什么官”?我说:“你猜猜”。他说:“起码是团政治部主任”，我摇摇头说;。不对，什么官也不是，是政治部的一个小宣传员。到处写标语，还刻印传单，宣传品。他不信，我解释说:“你不知道八路的规矩。不是共产党员，不要说当团政治部主任，就是当连长，指导员也不能。我家是个大财主，在八路军入党都很难，不经过几次生死的战斗考验，是很难入党的”。他信了，不再追问了。但是，他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例如：为什么一参加八路，就像看了迷一样，不要家，不要老婆孩子了。我说:参加八路的都是穷人，受苦难的人，再就是爱国志士。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是坚决抗日的队伍。官兵平等，同甘共苦，军民一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每个战士都知道为什么抗日，为谁打仗，为谁流血牺牲。所以，它是拖不垮打不败的队伍。我还趁机给他讲了共产党、八路军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政策，解除了他的一些疑问。
他的突然袭击并非怀有恶意，而是当时豫北形势发展对他们这些国民党地方杂牌队很不利。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孙殿英部投敌叛国，它们失掉了军事和政治上的支柱。同时，我八路军刚乘势同豫北敌伪开展攻势，打击日伪，讨伐叛逆。日益逼近道清铁路以北广大地区。所以他们或者想找新的靠山，或者想找新的后路或退路。陈锡五就问我是否与八路军还有联系，能不能设法与八路军取得联系。我说没有联系，也很难联系上。只要不反共愿意同八路军合作，共同抗日，八路军是欢迎的。就这样，我与陈锡五的关系实际上成了半公开的统战关系。他叫我当他的参谋，言听计从。他还叫西张巨保公所每月给我拨点食，送点煤烧。不久，他告我说，吉万瑞要拉一个支队，他是中队长。并叫陈尚显领我去见武涉县杨村徐德元，说徐德元是吉万瑞支队的大队长。陈尚显在徐的面前说了我许多好话。说我有学问，人品好。徐德元慨然答应，要我当他的书记官。并把我安置到庙小段村公所一家民宅，每月让村公所送粮送煤。一直到一九四三年底，我离开敌占区返回根据地。
据以后了解，这些活动，基本上都是吉万瑞授意陈锡五搞的。我离开之后不久，吉万瑞就被张敬忠 (国民党武涉县县长，后升为新乡地区的专员)派人打了黑枪。社会上一度传闻说吉万瑞拉队伍，是给梁敬伊拉的。后来，陈锡五、徐德元对我都否认这一点。他们说没有听吉万瑞说过这个意思。
十二、郭美帮我安家落户
那时，在敌占区农村，一个外乡人一旦成了亲，安了家就算是本乡本土的庄户人家了，就算在本地扎根了。不论是谋事找职业，或办理什么登记、申报手续等等，就都好办了，省掉了很多麻烦。这也是我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村妇女成亲的一个主要原因。自从有了这个家，我的社会活动，地下党的秘密联络，都方便了，不引人注目了。从此，地委政治交通员郭美，就以我老家来人的名义，不断出出进进。我的新婚妻子自然对待老郭，也就特别亲热，问长问短，想摸清我家的底细。如果能取得她的信任，那么，外人对我的来历的疑虑，也就自然消除了。在这点上郭美同志帮了我的大忙。
郭美搞地下政治交通，当然对跑江湖的那一套行当，对三教九流、青帮红帮，无所不晓。所以对女主人的提问，不仅对答如流，而且亲切自然，令她深信不疑，暗自点头。郭美同志还会一套相面算卦术。一进家门就给新娘子相面算卦，惹得她满心喜欢。说:“你相面相得真对，算卦算得特灵”。郭美笑笑说:“命是小命，运是大运，小命从大运。所以古人说“事在人为”，不可听天由命“。郭美看她有点不懂，便解释说:“我说的似真不真，似假不假。你信就灵，不信就不灵。这就是“诚则灵”。你想想，为人做事，顺乎天理，近乎人情，光明正大，就能以正压邪，化凶为吉。反之，为人心术不正，做事伤天害理，坑人利已，虽有大富大贵之命，也不会保持多久。这就是古人所说“福兮祸所伏也”;”郭美怕他听不懂后边这句话，接着解释说;就是说福里包藏着祸。女主人笑笑说：“我明白了，所以你到处行善，是个善人”。郭美接着说:“对，人要行善，不应作恶。不光行善，还要除恶。行善不除恶，不是真善”。
郭美就是这样以传道行善的面目，和传道宣教的方式，搞地下革命活动，进行巧妙的潜移默化的革命宣传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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