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 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著名学者。在此期间,他受到王国维先生的影响,树立了“新史学”的观念。以后更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将古文字学与民族学、社会学、古典文献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把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法”发展成为“多重证据法”。徐先生先后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任教授、研究员。应中英庚款与四川大学的协聘,来到四川大学历史系,除短期在武汉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兼课外,终身执教于此.
徐中舒作为一代学术大师,不仅于学术有重大贡献,而且品德高尚。他有强烈的爱国热情,自强不息,诲人不倦,提携后学,诚以待人。其较为突出者,略举以下数事。
“人之有德惠术知者,恒存乎疾”,早年的艰苦生活造就了先生高尚的品格。先生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深知物力为艰,终身极为节俭,在生活上衣取蔽寒,食取果腹而已。记得我们刚入学时去拜见先生,见先生作为一代知名大学者,竟然居住在总面积不到30平方米的两间旧房里,大家都深为他抱不平,而先生却处之泰然,反而勉励我们说:“‘士志于道’,搞学术研究的人重要的是要在学术上作出贡献,生活上的一切都是小事。你们以后一定要把精力集中在学业上,千万不要在生活琐事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后来学校退还给了先生原来的旧居,先生又把最大的一间会客室拿来作为古文字研究室,作为授课、编写《甲骨文字典》等工作的场所。
徐中舒诲人不倦,为培养后学倾注了大量心血,但却从不收受学生的任何礼物。大家都深知先生的为人,节假日去看望先生,都从不敢买任何东西。记得一个同学报考先生的研究生,考前的春节,去给先生拜年,同时也向先生请教一些学习上的问题。先生详细解答了他的问题,并勉励他认真备考。临走时他拿出了礼物,先生的态度一下就变了,坚持要他把东西拿走,最后他只得把礼物提走。他回去后惴惴不安了好多天,觉得对他报考研究生肯定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其实先生待人极为宽厚,也很理解学生的心情,并未因此对他产生什么成见,后来他通过考试,终以优秀的成绩录取为先生的研究生。
徐中舒本性谦虚朴实,就是对他的学生也一样。记得毕业后我们在他家编写《甲骨文字典》,有一次适逢成都古籍书店翻印《说文解字段注》,来请先生提写书名,我们也乘机求先生的墨宝以作永久之纪念,先生欣然应允,而在落款的时候竟称我们为“先生”,我们作为他晚年的学生,实在不敢承命。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仙逝了,但他留给了后人不朽的学术成果和高尚的人师风范,为后人所景仰。作为一代学术大师,先生德业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