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学大师——徐中舒
发布时间：2012-07-30 19: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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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史学大师——徐中舒，原名道威，中舒是其字，以字行。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10 月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庆市)。
1914年，徐中舒考入安庆第一师范学校，插入三年级学习。在安庆师范读书三年，受国文教师胡远影响甚大，熟读《古人辞类纂》和《经史百家杂钞》，逐渐领悟到做学问要“惟陈言之务去”，立下献身学术的宏愿。
后经胡远睿介绍，徐中舒到桐城方守敦家作家庭教师，以讲授《左传》为主。1922年又经人介绍，到上海李国松家作家庭教师，仍以讲授《左传》为主。李家藏书很多，徐中舒在教课之暇，广泛涉猎经学、先秦诸子、史籍，为他后来研究先秦史与古文字学打下牢固的基础。
1925年，徐中舒报考北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以第五名被录取。在清华研究院中，王国维讲《古史新证》、《尚书》，梁启超讲历史研究法，李济讲人类学、考古学，赵元任讲语言学，陈寅恪讲佛经翻译文学。这些一流学者对徐中舒研究能力的形成给予很大影响。徐中舒在学习期间，撰写了《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一文，这是他研究先秦史的开端。按照研究院的规定，研究生研究一年必须写一篇论文，经导师认可即准予毕业。徐中舒因家累较重，只研究了一年，于1926年7月毕业。
1926年8月，徐中舒到合肥六中任教，为时半年，后来应上海立达学园之聘，再次到上海。立达学园为一私立中学，但办有《立达》季刊，刊载本校教师的文史论著。徐中舒在《立达》季刊上发表《古诗十九首考》，此文很快由中山大学语言研究所周刊转载，引起复旦大学国文系主任刘大白的注意，1928年，刘大白聘他为国文系教授，不久，暨南大学中文系也聘他为教授，他兼任两校课程将近两年。
陈寅恪对《古诗十九首考》也十分推许，遂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推荐徐中舒，傅斯年遂聘徐中舒为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编辑员，两年后升为研究员。
徐中舒到历史语言研究所不久即发表论证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起源和发展的《耒耜考》一文，国内外学者给予很高的评价。于是，他以一个“学术水平很高的专家”(《古史辨》第一册16页顾颉刚语)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徐中舒对铜器铭文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氏编钟图释》一书中考定了氏编钟为春秋时晋器，并对铭文进行了考释。这本书问世后，很快就得到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称许。系统解释金文祝嘏之辞的《金文嘏辞释例》一文，论述精到，几乎成为治金文者必读的文章。
1931年，他写成《再论小屯与仰韶》一文，提出仰韶文化为夏文化说，为我国史学界利用田野考古资料探索夏文化建立了一个新的起点。徐中舒在这段时期对殷周史的研究也颇有创获，写出《殷周文化之蠡测》、《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等文。他认为殷周为两个民族，殷周在文字、生活习惯、器物形制等方面大致一样，惟在姓氏亲族及分旬上有异，在分旬上的不同，并不是什么改正朔的问题，而是由于民族习惯不同所致。1931年徐中舒到北大历史系兼课，将自己研究殷周史的心得编成《商周史料考订大纲》进行讲授，深受学生欢迎。
此外，徐中舒还进行古器物研究，作《当涂出土晋代遗物考》、《论古铜器之鉴别》、《说尊彝》等文；阐述古代民族狩猎生活，作《古代狩猎图象考》，探讨我国北方古代气候，作《殷人眼象及象之南迁》；参加整理清代内阁大库旧藏之明清档案，作《内阁大库档案的由来及其整理》、《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等；研究明清史，作《明初建州女真居地迁徙考》；研究古代文献，作《豳风说——兼论诗经为鲁国师工歌诗之底本》。他在中央研究院短短的八年中，取得许多成果。这些成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他的学术研究的规模逐渐形成，他的治学方法也开始显示出特色。
1 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京局势不稳，迫使研究所辗转迁移，先后迁至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南京北极山东麓。1937年抗战爆发，研究所又迁至长沙。在长沙时，徐中舒应中英庚款与四川大学协聘，决定到四川大学任教，于是辞去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职务，于1938年携全家入川。
徐中舒到川大后，主要讲授先秦史、史料整理、甲骨学、金文学等课程，深受学生欢迎。抗战期间，四川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徐中舒为了维持一家生活，到华西协合大学和迁到四川的武汉大学、燕京大学兼课。抗战胜利后，生活反而更加困难，1946年，他不得不应聘到南京中央大学授课，以获得微薄的兼薪，次年回到四川。
在艰难困顿之中，他对学术研究，仍然坚持不懈。入川之后，他感到学术界对四川古代史的研究几乎是个空白，而四川在抗战中又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于是开始对四川古代史进行探索，写成《古代四川之文化》、《蜀锦》两篇文章。在他和顾颉刚等学者的提倡下，学术界对四川古代史和古代文化的研究，一时蔚为风气。此后，他一直坚持不懈地研究四川古代史，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他继续对殷周史进行研究。他在《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一文中运用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对殷代地面建筑的出现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述。他在《井田制度探源》一文中，阐述了井田制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探讨了井田制的内容。
成都解放前夕，蒋介石飞到成都，指令当时的川大校长黄季陆劝说徐中舒等几位著名学者去台湾，黄季陆多次到徐中舒家登门劝说，甚至亲自送上飞机票，但他始终不为所动，坚持留在川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徐中舒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1952年由郑振铎提名，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徐中舒为西南博物馆馆长，1953年他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后因忙于科研和教学，辞去西南博物馆馆长一职。1956年他由教育部定为一级教授，195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他还先后被选举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
建国后，他的学术研究又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在先秦史方面，《论秦与匈奴的统一及其经济原因》和《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源》二文阐明牛耕对古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及《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二文，通过对周代田制和社会形态与殷代奴隶制的对比研究，阐明西周是封建社会，在古代社会分期研究中别具特色。与此同时，徐中舒研究古代文献与巴蜀文化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十年浩劫开始时，徐中舒在四川大学最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四人帮”粉碎之后，徐中舒的历史系主任职务得到恢复，并当选为第五届四川省人大代表。他重新焕发龙马精神，在短短数年间，撰写出三十多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大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在先秦史方面，《夏史初曙》一文根据文献资料并结合考古材料，对夏史进行了新的探索。《殷周史的几个问题》和《西周史论述》是他对自己多年来研究殷周史的成果进行的总结。
他继续深入研究巴蜀文化，又取得许多收获，1982年出版《论巴蜀文化》一书。同时，在古文字学与民族史方面也有不少新成果。1979年他被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任命为《汉语大字典》的主编，在他的主持与指导下，《汉语大字典》的编辑工作得以顺利完成。此外，他还主编了《汉语古文字字形表》、《殷周金文集录》、《甲骨文字典》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
他一生中培养出许多学生，其中不少人成为知名学者和高校、科研机构的业务骨干。
1914年，徐中舒考入安庆第一师范学校，插入三年级学习。在安庆师范读书三年，受国文教师胡远影响甚大，熟读《古人辞类纂》和《经史百家杂钞》，逐渐领悟到做学问要“惟陈言之务去”，立下献身学术的宏愿。
后经胡远睿介绍，徐中舒到桐城方守敦家作家庭教师，以讲授《左传》为主。1922年又经人介绍，到上海李国松家作家庭教师，仍以讲授《左传》为主。李家藏书很多，徐中舒在教课之暇，广泛涉猎经学、先秦诸子、史籍，为他后来研究先秦史与古文字学打下牢固的基础。
1925年，徐中舒报考北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以第五名被录取。在清华研究院中，王国维讲《古史新证》、《尚书》，梁启超讲历史研究法，李济讲人类学、考古学，赵元任讲语言学，陈寅恪讲佛经翻译文学。这些一流学者对徐中舒研究能力的形成给予很大影响。徐中舒在学习期间，撰写了《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一文，这是他研究先秦史的开端。按照研究院的规定，研究生研究一年必须写一篇论文，经导师认可即准予毕业。徐中舒因家累较重，只研究了一年，于1926年7月毕业。
1926年8月，徐中舒到合肥六中任教，为时半年，后来应上海立达学园之聘，再次到上海。立达学园为一私立中学，但办有《立达》季刊，刊载本校教师的文史论著。徐中舒在《立达》季刊上发表《古诗十九首考》，此文很快由中山大学语言研究所周刊转载，引起复旦大学国文系主任刘大白的注意，1928年，刘大白聘他为国文系教授，不久，暨南大学中文系也聘他为教授，他兼任两校课程将近两年。
陈寅恪对《古诗十九首考》也十分推许，遂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推荐徐中舒，傅斯年遂聘徐中舒为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编辑员，两年后升为研究员。
徐中舒到历史语言研究所不久即发表论证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起源和发展的《耒耜考》一文，国内外学者给予很高的评价。于是，他以一个“学术水平很高的专家”(《古史辨》第一册16页顾颉刚语)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徐中舒对铜器铭文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氏编钟图释》一书中考定了氏编钟为春秋时晋器，并对铭文进行了考释。这本书问世后，很快就得到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称许。系统解释金文祝嘏之辞的《金文嘏辞释例》一文，论述精到，几乎成为治金文者必读的文章。
1931年，他写成《再论小屯与仰韶》一文，提出仰韶文化为夏文化说，为我国史学界利用田野考古资料探索夏文化建立了一个新的起点。徐中舒在这段时期对殷周史的研究也颇有创获，写出《殷周文化之蠡测》、《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等文。他认为殷周为两个民族，殷周在文字、生活习惯、器物形制等方面大致一样，惟在姓氏亲族及分旬上有异，在分旬上的不同，并不是什么改正朔的问题，而是由于民族习惯不同所致。1931年徐中舒到北大历史系兼课，将自己研究殷周史的心得编成《商周史料考订大纲》进行讲授，深受学生欢迎。
此外，徐中舒还进行古器物研究，作《当涂出土晋代遗物考》、《论古铜器之鉴别》、《说尊彝》等文；阐述古代民族狩猎生活，作《古代狩猎图象考》，探讨我国北方古代气候，作《殷人眼象及象之南迁》；参加整理清代内阁大库旧藏之明清档案，作《内阁大库档案的由来及其整理》、《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等；研究明清史，作《明初建州女真居地迁徙考》；研究古代文献，作《豳风说——兼论诗经为鲁国师工歌诗之底本》。他在中央研究院短短的八年中，取得许多成果。这些成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他的学术研究的规模逐渐形成，他的治学方法也开始显示出特色。
1 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京局势不稳，迫使研究所辗转迁移，先后迁至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南京北极山东麓。1937年抗战爆发，研究所又迁至长沙。在长沙时，徐中舒应中英庚款与四川大学协聘，决定到四川大学任教，于是辞去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职务，于1938年携全家入川。
徐中舒到川大后，主要讲授先秦史、史料整理、甲骨学、金文学等课程，深受学生欢迎。抗战期间，四川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徐中舒为了维持一家生活，到华西协合大学和迁到四川的武汉大学、燕京大学兼课。抗战胜利后，生活反而更加困难，1946年，他不得不应聘到南京中央大学授课，以获得微薄的兼薪，次年回到四川。
在艰难困顿之中，他对学术研究，仍然坚持不懈。入川之后，他感到学术界对四川古代史的研究几乎是个空白，而四川在抗战中又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于是开始对四川古代史进行探索，写成《古代四川之文化》、《蜀锦》两篇文章。在他和顾颉刚等学者的提倡下，学术界对四川古代史和古代文化的研究，一时蔚为风气。此后，他一直坚持不懈地研究四川古代史，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他继续对殷周史进行研究。他在《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一文中运用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对殷代地面建筑的出现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述。他在《井田制度探源》一文中，阐述了井田制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探讨了井田制的内容。
成都解放前夕，蒋介石飞到成都，指令当时的川大校长黄季陆劝说徐中舒等几位著名学者去台湾，黄季陆多次到徐中舒家登门劝说，甚至亲自送上飞机票，但他始终不为所动，坚持留在川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徐中舒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1952年由郑振铎提名，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徐中舒为西南博物馆馆长，1953年他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后因忙于科研和教学，辞去西南博物馆馆长一职。1956年他由教育部定为一级教授，195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他还先后被选举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
建国后，他的学术研究又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在先秦史方面，《论秦与匈奴的统一及其经济原因》和《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源》二文阐明牛耕对古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及《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二文，通过对周代田制和社会形态与殷代奴隶制的对比研究，阐明西周是封建社会，在古代社会分期研究中别具特色。与此同时，徐中舒研究古代文献与巴蜀文化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十年浩劫开始时，徐中舒在四川大学最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四人帮”粉碎之后，徐中舒的历史系主任职务得到恢复，并当选为第五届四川省人大代表。他重新焕发龙马精神，在短短数年间，撰写出三十多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大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在先秦史方面，《夏史初曙》一文根据文献资料并结合考古材料，对夏史进行了新的探索。《殷周史的几个问题》和《西周史论述》是他对自己多年来研究殷周史的成果进行的总结。
他继续深入研究巴蜀文化，又取得许多收获，1982年出版《论巴蜀文化》一书。同时，在古文字学与民族史方面也有不少新成果。1979年他被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任命为《汉语大字典》的主编，在他的主持与指导下，《汉语大字典》的编辑工作得以顺利完成。此外，他还主编了《汉语古文字字形表》、《殷周金文集录》、《甲骨文字典》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
他一生中培养出许多学生，其中不少人成为知名学者和高校、科研机构的业务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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