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女士的新作《心坎里别是千般疼痛——记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不禁想起“文革”初期对他的批判。翦伯赞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当时任北大教授、历史系主任、副校长。我们这些初中尚未毕业的红卫兵能批他个什么呢?无非跟着“两报一刊”的调子鹦鹉学舌，着重批的就是他的“让步政策论”。翦伯赞是老共产党员，服膺马克思主义，自然相信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但他的理论创新在于，试图解释这阶级斗争是如何推动历史前进的。他说，每次农民革命战争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改朝换代之后，新的王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恢复生产力发展，就不得不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对农民阶级作出一些让步，正是这些政策上的让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于是，我们根据毛主席的语录，批判他鼓吹阶级调和论，妄图否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创造者的马列主义历史观，美化了封建统治者，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云云。在响遏行云的“革命无罪，^造**有理”呐喊声中，翦伯赞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被“打翻在地，再踏上—只脚”，最后夫妻双双只有饮恨自尽。 　　孰料，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革命”从受绝对尊崇的地位一下子就沦落到了被一些人彻底贬斥的地步。不仅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的价值被根本怀疑，中国的辛亥革命、推翻蒋家王朝的革命，乃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思想革命，似乎也都只是导向灾难的　不该发生的悲剧。对于这样的一些言说者，我理解他们的善良用心，却不能同意他们的观点。 　　首先，历史可以反省，却无法在假设的基础上从头再来。既然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始则镇压变法维新，随之搞皇族内阁阻碍新政，继而以“预备立宪”拖延民主改革，革命的洪流就势必席卷神州。既然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要坚持“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独裁统治，拒绝进行土地改革缓解阶级冲突，任贪官污吏肆意掠夺饥寒交迫的民众(最近读到汪朝光《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私人家产》一文，据美日档案，1939年蒋介石的个人财产在全国就位居榜首，蒋宋夫妇的存款约为政府预算收入的13％，外汇储备的4．7％；抗战胜利后自然有增无减)，蒋家王朝尽失人心，兵败如山倒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历史的发展自有一定的逻辑，不是“事后诸葛亮”凭一厢情愿能改写的。 　　再者，革命——反抗暴政，乃是天赋人权。那些主张“告别革命”的人也不好意思开口否认这一点。不仅中国的《孟子》早就将“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为仇雠”认定为公理，宣称杀死纣王这样的暴君不算弑君，不过诛“一夫”而已；不仅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赋予反抗暴政以合法性，那些推崇英美模式的朋友，岂不见美国的《独立宣言》也明确宣告，当“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暴政之下时，人民就有权，也有义务，去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其未来的安全提供新的保障。”我们总不能学朱元璋，^造**起家，一旦坐了龙庭，就为了确保江山万代而删去《孟子》中关于臣民有权反抗暴君的文字吧? 　　最重要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是一种合力，而不是某一个阶级、某一个集团或某一个英雄一手一脚完成的。英美发达国家工人阶级能有今天的政治与经济地位，是工业革命以来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并非革命作家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他的代表作《双城记》中所描写的贵族的傲慢与残忍，都是当时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读点英国“宪章运动”的历史(1832年一1852年)，翻翻《美国的历程》这些英美历史学家的著作，我们便知，英美之有今日的宪政民主与工人阶级的普选权、8小时工作制和社会福利，绝非他人的恩赐，而是工人阶级与劳动者不屈不折英勇奋斗的成果。其间，多少次经历了革命一触即发的境地；正是不同的阶级与利益集团互相博弈，在斗争中达成妥协，最后才有了今日的政治与社会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即以阶级斗争达成社会妥协，合力推动了历史进步的观点，应当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最近读到社会学家郑也夫的一篇文章，叫《费边精神永存》。费边是公元前217年的罗马将军，受命于危难之际，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打败入侵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费边主义是缓步前进的代名词。1883年韦伯、萧伯纳等笃信社会发展靠渐进改良的知识分子，将他们的社团命名为“费边社”。郑也夫说，中国改革跨进又一重要的时刻，“愿渐进的主张、渗透的战术、独立而又参与的精神，作为前辈改革者的伟大遗产，融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我赞成他的立场和观点。现时的中国，激进的革命只会导致动乱，葬送2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与前景。然而，我同时要说，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因此从根本上否定历史上革命的正当性和贡献，也不能从根本上抹煞历史上民众反抗暴政的基本人权。 想起了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