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我为翦伯赞先生申冤的诉状上批了7个大字：“我认为应予昭雪!”此批示下达半个月后，北京大学党委即在全校大会上为翦先生的10年沉冤彻底昭雪了。

 

　　

　　翦伯赞，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1898年4月14日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早在1926年即参加北伐，并曾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身份北上太原和归绥(今呼和浩特)，策动山西督军阎锡山和绥远都统商震起义，响应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从事理论宣传和统战工作。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秘密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又在重庆、上海，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曾任冯玉祥的历史教师、罩振 (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的私人秘书，政界和文化界的许多上层人物都是他所争取的统战对象。他在1938年出版、次年再版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中，深刻揭露日本反动派及汉奸，对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也进行了批评和警告。解放战争初期在上海，后转香港，从事反蒋民主运动。1948年11月，奉命到解放区。建国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历史研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著作宏富，约有400万字。其中名著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第一、二卷，《中国史论集》第一、二辑，《历史问题论丛》，《中国史纲要》(主编)，《中外历史年表》(主编)等。

 

　　

　　翦先生在建国之后的10余年中，为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建设，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他在1959年至1963年初，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对正在泛滥的极“左”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正因为这样，他就为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政治野心家所不容。在“文革”中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打倒，后来为坚决拒绝写诬陷刘少奇同志的黑材料而遭中央专案组逼供致死，并被“清除出党”。

 

　　

巫中屡屡“审翦”，翦伯赞被逼自杀

 

　　

　　1968年夏天，翦伯赞夫妇被赶出了已住19年的燕东园 28号，囚禁于蒋家胡同3号的一间小黑平房中，天天遭受街道流氓和一些不懂事的小孩的批斗。两个人的生活费，每月共30元。这样艰难的日子熬了4个月，忽然传来了意想不到的好消息，说毛泽东“保”了他。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这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指示：对翦伯赞要照顾他的生活，安排他的工作。此讲话不久即在各单位逐级传达，还以播放录音的方式向全国城乡广播。驻北京大学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负责人亦于11月18日向翦先生夫妇做了传达，并派校车将老两口接进校内，安排在燕南园64号的一个小庭院中居住。两人的生活费由30元增至120元，另派退休工人杜铨照顾他们的生活。翦先生如获新生，连夜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感谢。次日一早，此信即送入中南海。据传，毛泽东看信后还表扬翦先生，说：信写的很好嘛!

 

　　

　　可是好景不长，翦先生才过了4天太平日子，厄运又至。

 

　　

　　11月22日，  “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挟参与炮制“叛徒、内奸、工贼”之“罪名”而把刘少奇彻底搞垮的余威杀进了北大历史系，声言“解决刘少奇的所谓‘南京谈判’的问题，解决刘少奇1936年的问题，翦伯赞是关键人物。”其主要根据是国务院参事室参事谌小岑在1959年写的一份关于1935年至1936年间，国共在南京进行的有关“和平谈判，共同抗日”的回忆性材料。国共“南京谈判”确有其事，是在1935年11月至次年8月间进行的。对共产党来说，是在国家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为抗日救亡而同国民党进行的第一场正式谈判。对国民党来说，亦有此需要。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是曾养甫，指导者是陈立夫、陈果夫、宋子文，联络员是谌小岑。共产党方面的谈判代表是周小舟、吕振羽《兼联络员》，起指导作用的应当有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可是材料中未见刘少奇之名，以最高指导者地位出现的是毛泽东，还有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人。翦伯赞当时还是爱国进步人士，对此次谈判做了一些协助工作，但并不参与正式的谈判。

 

　　

　　可是巫中却根据这份材料，做出了刘少奇“勾结国民党 CC派特务，以‘和平谈判’为名，阴谋消灭苏区，消灭红军”的判断。他几次“审翦”都带来“左恭专案组”、“江明专案组”成员。左恭曾在南京为谌小岑与王世英(中共中央军委系统)谈判搭过桥;江明则是吕振羽的夫人。此时吕振羽正在秦城监狱受审。

 

　　

　　巫中“审翦”的大致过程是：

 

　　

　　11月22日，巫中率数人到历史系，系工宣队派一名学生陪同，至翦家“审翦”。巫中布置的审问办法是“先让翦伯赞交代自己的罪行。当他交代到1936年，曾联系搞所谓‘国共谈判’时，即进行追问，主要追问他当时参加了什么会，做了些什么?谌小岑怎么和他商量找吕振羽的?他和周小舟、吴应先是什么时候认识的等”。大体上也是如此进行的。中间插上宣读《毛主席语录》，还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政策攻心。从下午3时开审，到5时，毫无收获。巫中等忿忿而去(有关“审翦”资料均据当时记录)。

 

　　

　　11月28日，巫中率数人二进北大，仍径到历史系。他向校军宣队总指挥部斗批改组负责人、系工宣队员及学生“介绍了刘少奇在1936年以谈判做幌子，进行与特务勾结的情况，以及翦在其中的活动情况”。他建议，历史系要成立“翦伯赞专案组”，以协助中央专案组“审翦”。介绍完即离去。历史系当晚成立了“翦伯赞专案组”，由本系两个男生一个女生组成。

 

　　

　　12月3日上午9时30分至11时30分，历史系专案组第一次“审翦”，重复巫中上次所问问题。

 

　　

　　12月4日下午3时至4时30分，历史系专案组第二次“审翦”，内容同上。

 

　　

　　12月6日，巫中等三进北大，第二次亲自“审翦”，由系专案组2人陪同。主要追问“翦伯赞在上海一品香旅馆可能与周小舟有联系”的问题。翦说：“在上海一品香旅馆，除谌小岑、左恭、吕振羽等人外，没见过其他人。”巫中严厉指出：“你当时还见过一个人，这个人你必须交代。否则，我们给你拿出人证、物证、旁证，你就得去坐牢。”翦说：“我再考虑考虑，没法交代这个人，就只好去坐牢。”巫中愤怒地指着翦说：“你不老实!”翦亦很激动，他站起来说：“我这个人很怕死。一个人怎么顽固，也不能往死路上走啊!反正我说什么都是‘不老实’。”同审者又一再声色俱厉地交代对敌政策，巫中要翦抓紧时间写“交代”。“审翦”到此结束，巫中向军宣队建议将翦“隔离”，军宣队未答应。

 

　　

　　12月7日晚，历史系专案组到翦家索取“交代”材料，翦因病未写。专案组学生问：“你紧张吗?”翦答：“我怎么能不紧张呢?那位解放军官长说，交代不出来这个人，我就得去坐牢!”

 

　　

　　12月9日，巫中等四进北大，再次向历史系工宣队和专案组人员“介绍翦的情况”。后又到军宣队总指挥部建议，要“对翦实行隔离”。系专案组再到翦家催取“交代”材料。

 

　　

　　12月10日，历史系专案组第三次“审翦”。

 

　　

　　12月13日，历史系专案组第四次“审翦”。

 

　　

　　12月18日下午，巫中率5人五进北大，第三次亲自“审翦”。巫中先到军宣队总指挥部办事，其他人先行审问。他们到翦家，连连推因病卧床的翦先生，叫嚷：“起来!起来!什么时候了，还不起来!”并骂：“你混蛋!”“现在是提审你!”“先交代你和谌小岑的关系，谌小岑是什么人?”“你和吕振羽是什么关系?”“你和左恭是什么关系?”对这种连珠炮式的追问，翦先生边回答，边叹息，因为已回答多少遍了。中央专案组来人对此很不满意，一人取出几张已抄写的 《毛主席语录》，要翦自己拿着，大声诵读。翦先生在念到“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一句时，立即停下，很严肃地说;“上帝总是要见的，只是早晚的问题。不过，我还不想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到5点钟，巫中从外面进来，把皮包用力往桌上一掷，环视室内，气呼呼地坐下，写了一个纸条递给主审者，大意是：“快点审讯，外面有车等。”可是故意向翦放风，却是“你再不交代，外面有车，就抓你去坐牢!”还斥责翦：“你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翦突然站起，看了看列位审判大员，在室内走了一会。他高举右手，张开五指说：“我的手只有这么大，我能掩尽天下耳目吗?”一位大员骂他：“你是想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吗?”翦冷笑一声兑：“我告诉你们，我不知道的事，不能随便乱写，我要实事求是。坐监牢，我不怕。国民党时代我不怕坐监牢，今天我更不怕坐监牢。我死都不怕，还怕坐监牢吗?”巫中很生气，突然站起来对翦吼叫说：“你要好好考虑一下，把假的去掉，把真的倒出来，明天继续交代!”其他组员也照说了一通，气呼呼地走了。

 

　　

　　对于巫中的“审翦”，历史系专案组人员做了这样的记录：“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巫中等同志曾3次审问过翦伯赞，翦的态度不老实，以‘记不住’、‘不知道’等为托辞，不交代问题。巫中同志曾对他指出：‘你如果不交代，等我们拿出人证、物证、旁证来，你就要坐牢。’并进一步向他交代政策。翦伯赞自接触《中央》专案组后，很紧张，他几次问历史系专案组胡某某、王某某等同志，他犯的是生罪还是死罪?”记录又有：“在审讯激烈进行之时，《翦老太》戴淑婉参加家属学习组回来了。她一看到巫中等人审翦的场面，吓得呆在门口，不敢往里走。”

 

　　

　　到12月18日，翦先生搬进燕南园已整整一个月。这期间，他被审问8次，应付催索“交代”材料2次，接受外调 15次;此外，还要写个人“交代”，写外调的“证明”材料等。从巫中所给予的信息来看，今后的日子将更加严酷。

 

　　

　　次日早上8时，杜铨发现里屋静得异常。他撞开门，发现二老已停止呼吸。杜立即报告军宣队，相继赶到现场的有校工、军宣队负责人，校保卫组、校卫队、历史系工宣队负责人，还有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局及派出所负责人等。据杜铨陈述：“晚上9点多，翦伯赞的老婆说：‘杜师傅，咱们该睡觉了，9点多钟了。’我就说：‘你们休息吧!’翦的老婆又说：：这个牛奶等晚上翦伯赞饿了，我就给他热着吃。晚上我热牛奶时，你就别起来了。这个炉子整夜都拔着烟筒，有煤气都顺着烟筒走了，熏不着。你睡吧!明天早上你给我买两张油饼来，钱你先给垫上，回来我再给你。’说完就睡了。晚上快12点时，我又听到里屋有动静，就问翦伯赞干什么?翦的老婆说：‘翦伯赞饿了，我给他热牛奶喝。’后来，还听到戴淑婉对翦伯赞说：‘喝点就得了，快睡吧!’以后一夜无动静。”

 

　　

　　现场所见：翦老夫妇各躺在自己的床上，神态安祥。衣裤鞋袜都是新的，显然是去世前新穿的。在翦先生的上衣右兜中，有半页遗言，文曰：

 

　　

　　　　我实在交不去来

 

　　

　　　　走了这条绝路

 

　　

　　　　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遭。

 

　　

　　在上衣左兜中，亦有半页遗言，文曰：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去来”应作“出来”，标点只有一句号。此遗言虽短，却表现出了翦先生的“实事求是”、“坚贞不屈”的品格。尤其是他已临绝路，还想到杜铨老人，并设法为他解脱。据说在场者中不少人敛容含泪，沉默不语。

 

　　

　　在上衣兜中发现了一个药袋，印有北京医院字样，内装非乃根一片。衣兜中还有一粒速可眠胶囊。

 

　　

　　现场由校卫队一一拍照，并做了记录。

 

　　

　　翦先生夫妇自杀身死的情况及遗言两纸原件，立即被飞报中南海，毛泽东和周恩来批示：“追查死因”。上午10时，两具遗体被送到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晚上，北京市公安局法医赵经隆主刀，医院大夫协助，市公安局技术鉴定科检验，结论是：速可眠中毒而死。

 

　　

　　速可眠，系安眠药的一种，毒性很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制。检查北京医院病历：翦先生从1966年1月至1967年 9月共领速可眠350粒，超量。体内还有少量安眠酮，市面上可买到。

 

　　

　　解剖结果，亦连夜送进中南海。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巫中逼死翦伯赞有亲笔批文，指明性质严重，要严肃处理。巫中一案是中央专案组审查的，其处分是“党内警告”。

 

　　

冤案难平，“八人上书”校党委

 

　　

　　巫中回了原单位，日子还是很好过的。我们且看一下翦先生死后的遭遇。他原有的罪状就够多够重的了，这时北大的军、工宣队领导又加给他一条更严重的罪状，叫做“顽抗到底，自绝于人民!”关于尸体的处理，当时有人建议，“保密火化，保存骨灰”。可是军宣队总指挥部派了一个排级干部处理，在八宝山火葬场的登记单上，不仅写上了“翦伯赞”之名，还加上“不要骨灰”4个字。1970年2月，北大党委决定：翦伯赞“按反动学术权威清除出党”。至1975年，谢静宜转达中共北京市委意见，将对翦的“处理”改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将其开除出党”。

 

　　

　　“四人帮”的垮台和“文革”的结束才使翦伯赞冤案的平反有了可能。

 

　　

　　1977年11月10日，北大召开“深入揭批‘四人帮’动员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方毅、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倪志福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会上宣布：党中央派周林任北大党委书记，经党中央同意、北京市委任命高铁和韦明任北大党委副书记。周林布置北大的“中心任务”是“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推向高潮”。这一斗争也很重要，可是由于与北大的实际、与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的距离太远，因之人们的兴趣不大，全校的政治空气令人窒息。

 

　　

　　1978年4月初，我从“五七干校”劳动回校不久，被通知于6日下午到系里参加一个会。主持会议的是新任系总支副书记张万仓，校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许师谦出席，他在“文革”前长期任历史系总支书记。被通知与会的共8人，姓名、“文革”前的职称职务如下：

 

　　

　　邓广铭教授  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

 

　　

　　陈庆华  副教授  系资料室主任

 

　　

　　荣天琳  讲师  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副主任

 

　　

　　郝  斌  助教

 

　　

　　宿  白  副教授  考古教研宣副主任

 

　　

　　刘祖熙  讲师  世界史研究室副主任

 

　　

　　杨济安  资料员  解放前翦伯赞的学生

 

　　

　　张传玺  讲师  翦伯赞的学生和助手

 

　　

　　“文革”中和“文革”后，历史系死亡、调走，或其他原因未回系的多达10余人。此8人已属系内老年或年长者了。

 

　　

　　我们落座之后，才知此为“翦伯赞审查结论”放风会。我所以称之为“放风会”，有许师谦的开场白为证，他说：“本来没计划开这么个会。因为翦伯赞的这个‘审查结论’是校党委最后的审查结论，已经上报市委了。我到历史系来，只是想告诉一下系总支，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可是总支书记徐华民还在乡下，张万仓说他不了解情况，建议找几个老教师、比较了解情况的人说说，所以就请你们几位来了。这个‘审查意见’可以念给你们听听，你们知道就行了，不必提意见。”

 

　　

　　先由张万仓念了一下“审查结论”。还有一份为说明“审查结论”而写的“关于翦伯赞的政治上、学术上的错误的复查报告”，许师谦未念，只口头说了一下要点。许师谦的态度所以如此，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有二：(1)他认为翦伯赞的“罪行”和“错误”查有实据;(2)这是校党委一级的机密，不需向一般人传达。所说要点有三：

 

　　

　　(1)1957年4月20日和6月9日关于“鸣放”的文章“有些观点是错误的”。

 

　　

　　(2)1935年冬至1936年夏，参与刘少奇勾结大卖国贼蒋介石和中统特务陈立夫、曾养甫“阴谋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

 

　　

　　(3)1939年在《历史哲学教程》“代序”中说蒋介石是“伟大的革命领袖”;1940年在《两宋时代汉奸及傀儡组织》一文中有说国民党反动政府“是具有抵抗外族侵略决心的革命政府”等反动内容。

 

　　

　　此“复查报告”的内容说完，与会8人互相看了一眼，人人呈现惊异之色。郝斌首先发言，他直截了当地说：“我看翦伯赞没有罪过，应当给他记一功。促成国共‘和平谈判，共同抗日’是有功的!”接下来发言的是邓广铭教授，他说：“‘审查意见’(‘复查报告’)简直是牵强附会，根本不能成立!”第三个发言的是陈庆华。他从1935年夏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讲到同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又讲到同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最后指出，促成国共“和平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中国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也是各界爱国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其他4人和我亦相继发言，逐条批驳了“复查报告”和许师谦的说明。我们还一致要求许师谦把我们的意见带到党委，希望党委重视我们的意见，改变观点，重新调查研究翦伯赞的问题。许对大家的发言反映冷淡。

 

　　

　　据许师谦说，后天(4月8日)，将开全校大会，批判聂元梓和孙蓬一，同时宣布校党委对翦伯赞的“审查结论”。事不宜迟，我于7日晚饭后，到校党委去见管政治的副书记，先自我介绍，又说明了来意，就是我们8人都反对校党委关于翦伯赞的“审查结论”和“复查报告”。这位副书记很不以为然地反驳说：“翦伯赞的问题是白纸黑字。”他信手打开就放在桌面上的“翦伯赞档案”，取出了说蒋介石是“伟大的革命领袖”那个纸条给我看。我刚要解释，他打断我的话说：“明天，我要主持批判聂、孙大会，今天晚上很忙，你留下个电话，我们改日再谈。”就这样，我带着极度失望的心情离开了党委办公室。

 

　　

　　虽是这样，我并未绝望。我仍然相信，4月6日会上大家所谈，反映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文革”以来从未听到的正义之声。我极希望北大党委听到这一呼声。于是，我写成一上北大校党委书，即后来的“八人上书”。

 

　　

　　此信原为个人上书而写，9日写成后，送邓广铭教授商酌，他不仅完全赞成，而且签了头名，并建议我一一征询4月6日与会诸位的意见。10日一天，我遍访各位，承蒙人人赞同，并依次签名，我于11日将此“八人上书”送校党委，由原来要与我“改日再谈”的那位副书记收下。此“上书”的全文约3000字，现摘要如下：

 

　　

　　“今天的这个‘结论’和‘上报材料’不仅不体现为首昭雪冤屈的精神;相反地，却把当年陈伯达、戚本禹之流和‘四人帮’给翦强加的‘罪状’肯定了下来。所不同的，是‘大罪’化小而已。这无异于对翦这位含冤地下已达10年之久的老人继续进行迫害。”

 

　　

　　“专案组所以搞出这样一份‘结论’和‘材料’来，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办专案的方针、目的有问题。他们不是为了为翦昭雪冤屈，而是要从翦在世上活了的70年中，找出他有哪些大大小小的、直接间接的、有关无关的所谓‘罪行’……他们所依据的所谓材料，是聂元梓、孙蓬一和王遵龙等统治北京大学的两代黑势力的专案组拼凑的……断章取义之严重，伪造歪曲之卑劣，无以复加。在社会上，陈伯达、戚本禹之流和‘四人帮’就是利用这些黑材料，在他们一时控制的一些报纸、杂志上，声嘶力竭地批翦。被指名不指名点到的所谓‘保皇党’，有郭沫若、范文澜、周扬、侯外庐、黎澍、刘大年等党内的许多老同志和几乎包括了中国史学界全部的有成就的史学工作者，诬陷中国的史学界也是黑线统治着……”

 

　　

　　“为了尽快地为翦伯赞昭雪冤案，我们建议党委加强对翦的专案工作的领导，无条件地摒弃‘四人帮’及其爪牙强加于翦的一切罪名和黑材料，一些旧的办翦专案的和对翦有偏见有成见的人员，也不应再插手翦的工作。请党委改组翦的专案组，另选党性强、勇于负责、头脑清楚、有辩证法、能走群众路线的同志，组成新专案组。从长期领导帮助翦、对翦十分了解的老一辈革命同志那里多多调查一些有关翦的情况。”

 

　　

　　“八人上书”之后，我们很希望校党委有人来系召开个座谈会，可是一个星期过去，毫无动静。

 

　　

为翦伯赞讨还清白，斗胆试贴大字报

 

　　

　　为了还翦先生以清白，我于4月25日，在北大三角地贴出题为《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的大字报，长约6000余字。大字报简要回顾了翦伯赞革命的一生，对“文革”期间中央专案组的巫中等逼死翦先生也有所披露。

 

　　

　　大字报讲到”文革”之后的北大说：“林、陈、‘四人帮’垮台了，可是他们的流毒尚在。按照他们的旨意，由聂、孙和王、魏、郭两朝拼凑起来的关于翦伯赞的所谓‘专案’还在散发着臭气;当年对翦磨刀霍霍的人至今还不肯反躬自省，‘使自己出一身冷汗’。”

 

　　

　　“我们相信北大新党委在中央和市委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运动一定会步步深入。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和那个巫中谋害翦伯赞同志的阴谋一定会得到彻底揭发，翦伯赞同志的10年沉冤一定会得到昭雪，他的革命的一生将重新被承认，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声誉将得到恢复。”

 

　　

　　大字报贴出，确实不同凡响，原本是一潭死水般的校园顿时热闹起来，大字报前人头攒动，三角地的几条通道站满了人，都在为翦先生的革命经历和不幸遭遇而叹惋，而不平。

 

　　

　　外国驻京记者来看大字报曾引起群众的兴趣。法新社记者乔治·比昂尼克4月28日报道：

 

　　

　　北京大学的大字报详细描述了中国历史学家翦伯赞在1968年“文化革命”期间去世的情况，要求正式恢复他的名誉。

 

　　

　　一份长达16张的大宇报描述了他的生平和经历，包括他在1968年“受刑”的情况。

 

　　

　　这张大字报是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几个著名的前红卫兵领袖被逮捕以后不久贴出的。

 

　　

　　在1968年的几个月间，开了翦伯赞的100多次“斗争会”。大宇报在描写1968年折磨翦伯赞的情况时说，让这位71岁的历史学家“躺在地上，然后打他的脚板。还把脏的大便纸贴在他身上。”

 

　　

　　在这些斗争会上，翦教授还得“坐喷气式”，弯腰，把两臂向后平举着，像飞机的两翼。

 

　　

　　大字报说，翦教授通常是被关在他家附近的一间又小又暗的棚子里，整天有一群群的孩子轮番去向他大叫大嚷。到了晚上，他的妻子就把他带回家。

 

　　

　　大字报说，毛泽东主席听到这件事后，下令不要搞翦教授，应当恢复他的原有工作。

 

　　

　　照这样办了;但是过了些时候，在对失宠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翦教授知道他)的问题展开调查之后，翦又受到盘问。

 

　　

　　大字报说，在受到盘问后不几天他就死了。这份报道并未严格按照大字报的观点和内容写，有些事实不准确，如“打脚板”之说是记者随意加上的。可是发生北京大学校园内以大字报的形式要求为翦先生“正式恢复名誉”的事件毕竟已播向全世界了。

 

　　

　　还有一件使我未曾想到的事，就是校党委的几位主要负责人如周林、高铁、韦明等同志相继到三角地去看大字报。而且当天就做出了解散原“翦伯赞专案组”、另成立新的专案组的决定。新专案组由5人组成，即：许师谦(新的“翦伯赞专案组”召集人)、张芝联(民盟盟员，历史系副教授兼系副主任)、宿白、陈庆华、张传玺。

 

　　

　　次日(26日)下午，历史系召开全系教工大会，传达了旧翦伯赞专案组解散和新专案组成立之事。5时，许师谦到我家，通知我晚上7点半在张芝联家召开新专案组成立会。在成立会上，许师谦带来了一项新任务，就是要立即为校党委起草两份文件，一为“关于翦伯赞的审查结论”，一为“关于翦伯赞问题的复查报告”。“结论”要求简单明了，“复查报告”是对有关重要问题的具体说明。大家一致推举我为执笔人。

 

　　

　　我由于个人身份的突然改变，特获许师谦批准，通读了“翦伯赞档案”。此档案内容不多，所谓“钢鞭”材料为三项：(1)国共“南京谈判”事，有翦伯赞自己所写及谌小岑、左恭、张祺等有关人员写的所谓“交代”材料，此为外界所不知。(2)“右派”资料。(3)“吹捧蒋介石”资料。后两项的资料均摘自翦著《历史哲学教程》和几份报纸上的文章，为“文革”中历史系师生尽人皆知，却一直是旧专案组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歪曲捏造、弄虚作假的主要根据。

 

　　

　　27日下午，我将两份文件的初稿写妥，晚上，专案组一致讨论通过。28日上午，周林主持校党委常委会议，有高铁、韦明、郝克明《“文革”前校政策研究室主任》、许师谦等参加，我列席并宣读了《关于为翦伯赞同志恢复名誉的决定》(即“审查结论”)草稿，与会者表示赞同，也提了一些小的修改意见。周林说：“这算党委常委会基本通过了，个别词句、提法会后再修改一下即可。”周林还说：“《复查报告》可不用了。”5月30日上午，我又被召在校党委常委会上念了一下“审查结论”的修改稿，又一次通过。后来许师谦要我再修改一下原已起草的《复查报告》稿，另写一份 《关于翦伯赞夫妇被迫害致死的经过》，这两份文件稿于7月上旬并送校党委。

 

　　

胡耀邦协助告“御状”，邓小平亲批雪沉冤

 

　　

　　为了扩大大字报的影响，我请西颐中学协助，打印了300份，装订成册，向熟悉翦先生的领导，翦先生在民主党派中的朋友，史学界、文化界的朋友，以及翦先生的亲属、北大校友等分送，或寄发。主要目的是要求还翦先生以清白，也希望引起各方关心此事，重视此事。

 

　　

　　6月8日，我送大字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专程拜访了该馆保管部副主任胡德平同志(北大历史系毕业生)，请他帮助我见见他的父亲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设法为翦伯赞先生“告御状”。我带来了一封给胡耀邦同志的信，还有两份大字报。此外，我还谈了我对“南京谈判”性质的看法，我说从“翦伯赞档案”中的资料来看，“南京谈判”的性质没有问题。胡德平对我热情接待，说了许多使我宽慰的话。还说他会很快将我的要求和信件等转达他的父亲，并说3天之内给我回话。

 

　　

　　6月10日下午，胡德平的电话果然来了，说他父亲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有责任抓好这一工作，一定要抓好这一工作。要我在3天之内为翦伯赞同志的事写一个报告给中央组织部，主要内容有：翦伯赞同志在解放后的任职、翦伯赞的出身和解放前的经历，翦伯赞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情况及死因;中央对翦被迫害致死的态度及处理意见;我的要求。我依此要求很快写下如下的申诉状。

 

　　

“要求中央为首伯赞昭雪沉冤的申诉状”

 

　　

　　敬爱的胡部长：您好!

 

　　

　　我受北京大学历史系部分教师的委托，为含冤地下近10年了的翦伯赞同志夫妇的冤案向您中诉，并要求中央为他们彻底昭雪。

 

　　

　　(一)翦伯赞在解放后的任职(略)。(二)翦伯赞的出身和解放前的经历(略)。

 

　　

　　(三)翦伯赞同志遭受迫害是从1963年开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在史学战线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批判了一些形“左”实右、不符合甚至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触怒了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等，从此长期遭受这伙黑帮污蔑、围攻。有人说这是学术问题，可以“百家争鸣”;可是当年批翦绝不是在谈学术，而是谈政治，按预定的“反共老手”、“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调子批判翦，是要一棍子打死。所以“文化革命”前，翦已被丑化“黑”了。1964年秋，北大搞社教运动，翦所以第一批就被揪了出来，原因就在这里。直到今天，校内外还有些人以为翦在学术上犯有修正主义错误，可见这个迫害多么严重。翦到底有没有这些问题呢?如“让步政策”，是陈伯达在1939年著《国民精神总动员应有的认识》一书中抛出的。“历史主义”、“农民战争”问题，学术界支持翦的意见，而反对关、戚;可是，当时关、戚有陈伯达支持，手中有权，翦只有挨整。

 

　　

　　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开始，翦就作为“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当时他已68岁，身患重病，批斗传审，天天不断;拳打脚踢，“坐飞机”，每天被斗十几个小时。在6、7、 8三个月中，被斗100多次。他有一次被从厕所揪出，有人将粪纸篓扣在他的头上，几乎被揍死。林彪、“四人帮”的黑干将聂元梓、孙蓬一几次开万人大会斗翦。翦卧病不起，就用平板车将翦拖到会场，不许坐下。翦站立不稳，就让双手扶着竖起的长凳腿站着，一斗几个小时。这个斗翦镜头已印入法国画册，传遍全世界。1966年8月26日，北京大学保卫组《情况反映》(第4号)说：“(8月23日)有些红卫兵把翦拉出来斗了4次，有的揪头发，有的扳脖子。”“据翦的老婆说：‘翦的心脏病又厉害了，现已不能起床，两天没吃东西。学生经常往外拉他，怕活不长。’”翦夫妇被关在二楼的一间屋中，不得行动。全部钥匙被收缴，家具几乎全被砸烂。图书被偷走五六千册，珍贵衣物剩余无几。

 

　　

　　1968年夏，翦氏夫妇被赶出家门，关押到蒋家胡同的一间小黑屋中，聂、孙煽动街道上不懂事的小孩天天斗翦，一群未走，一群又来。翦有时支撑不住，晕倒在地，小孩们还打斗不止。晚上，小孩们走后，翦老太太才哭着把翦背曳到屋中。

 

　　

　　10月，毛主席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话，指示要照顾翦的生活，安排翦的工作。11月18日，北大宣传队向翦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并将翦安排到燕南固居住。翦十分高兴，连夜写信给毛主席，表示感谢。可是林彪、“四人帮”迫害翦的阴谋没有停止。(以下是巫中五进北大“审翦”和翦夫妇自杀的情况，从略)。

 

　　

　　翦氏夫妇去世之事，毛主席、周总理当天就知道了，并看到翦的遗言原件。当晚，市公安局法医赵经隆在北京医学院对翦进行解剖，证明是吞服多种安眠药中毒而死。解剖结果，于20日上报毛主席和周总理。

 

　　

　　(四)宣传队说：“当时周总理很生气，把谢富治副总理和巫中狠批了一顿。要点：1.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已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了，你们为什么还去逼翦伯赞?2.你们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搞逼供信，把翦逼死了。3.你们对毛主席不忠……

 

　　

　　巫中回原单位(北京部队)。1971年，陈伯达、林彪相继垮台，中央专案组又把巫中弄回，隔离审查了一年，还命巫中于1973年3、4月两次到北京大学做检查，听取革命师生的批判。检查空洞无物，只知他搞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立了功，受到中央表扬。4月份的一次检查会上，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临时党委书记宣读了“对巫中同志处分的决定”，要点：1.搞翦“没有背景”;2.“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巫中今任北京部队炮兵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可是他所强加给翦的莫须有的罪状仍存在翦的“专案”之中。

 

　　

　　(五)对为翦昭雪，我们有如下三点意见和要求：

 

　　

　　1.要求中央直接过问为翦昭雪之事――翦伯赞同志在中央几个部门有兼职，北大以外的重要社会工作也很多，他与社会上、学术界有广泛的联系。他死前，被“四人帮”“扫地出门”，死后又被“焚尸扬灰”。我们为寻找骨灰，已跑了一个多月了。6月13日，八宝山火葬场正式答复说：北大当时“不要骨灰，所以烧完就处理掉了”。同志们听后，人人落泪。北大是一个基层单位，主要领导人都是新来的，对翦的情况不甚了解，为翦昭雪困难很多。因此，我们要求中央直接过问此事，以利于做到彻底昭雪。

 

　　

　　2.要求中央对翦做出全面公正的评价，为翦坚决彻底昭雪――翦伯赞同志已死，应当盖棺论定，使死者安息，生者满意(下略)。

 

　　

　　3.要求中央重新审查巫中逼翦致死一案――我们对1972年、1973年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对巫中的审查和处理有怀疑，有意见，要求中央对巫中重新审查，重新处理。

 

　　

　　以上所谈，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此致

 

　　

　　敬礼!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员  张传玺　　1978年6月15 日

 

　　

　　6月15日，我将上面的信送给胡德平，他说将很快转上。又告我：“有情况会及时联系。”几天后，他来电话说：“你的报告，中央组织部已用‘重要情况’的名义报到中央了，你等消息就行了!”

 

　　

　　8月16日上午，系里通知我，说中央组织部要我回电话，还给了我回话的电话号码。我拨通电话，对方说：“我是中组部唐秘书。你写的那份材料，我们报到中央了。你记一下，邓副主席的批示：‘我认为应予昭雪!’共7个字，我再念一遍(又念了两遍，略)。”他又说：“我们已通知北京市委了!”我即将此情况告知历史系新任总支书记郝斌，郝斌报告校党委。

 

　　

　　小平同志的批示下达后，北大党委立即行动起来。9月1日，召开全校“落实党的政策大会”，为翦先生平反昭雪。

 

　　

　　次年2月22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胡耀邦、乌兰夫等送了花圈，邓颖超命秘书打电话慰问翦先生的家属，王震、方毅等400余人参加追悼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主持追悼会，北大校长周培源致悼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