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给学生安排了大量的劳动和各种活动，但另一方面又在高喊“减负”的口号——建国后17年的教育，似乎始终存在这样的矛盾。

    周全华教授分析了其中的逻辑：当时并没把劳动教育和政治教育看成是负担，两者都不是“减负”的对象，“减负”实际上减的是文化知识教育。但他也认为，17年教育在各时段是不同的，要具体分析。

    建国初期，社会各界充满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情。然而，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应该怎样办”等问题，当时并没有现成答案，新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只能从实践中求索。

    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对旧教育的改造方针：“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在此基础上，经过“一五”期间的教育实践，中央逐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思路，确立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

    1957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红旗》杂志撰文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向来就是，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然而，教育如何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多大程度上结合？这些都是需要教育工作者深思而慎行的问题。

    1958年12月，广西黎塘中学给教育部写信，详述了从开学至年底的4个月中，各方面布置给学校的劳动任务：办工厂若干天，大炼钢铁“苦战了十七昼夜”，搬运木材4天，采树种4天，做棉衣一周，种400亩亚麻“苦战5天”，水利积肥20天……到了1959年，甚至有学校“开学两个月，劳动41天”。

    对教育方针的盲目执行造成了学生负担过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难以得到保证。周全华教授说：“1958年的大规模的教劳结合实验，由于客观上缺乏结合点，主观上又未意识到结合点的至关重要，所以大都未能真正做到教劳结合，而只是教劳分立，后来发展到教劳冲突、劳冲击教。”

    1960年4月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陆定一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教学必须改革》的发言，毛泽东事先审阅了这篇标志学制改革开场白的文稿。

    陆定一在会上宣布：“从现在起，进行规模较大的试验，在全日制的中小学教育中，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准备以十年至二十年的时间，逐步地分期分批地实现全日制中小学教育的学制改革。”

    伴随这次改革，新中国的教育进入整顿期，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有所缓解。然而，到了60年代初期，在高等教育供需关系失衡的情况下，盲目追求升学率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再次凸显。

    建国后，教育总体上发展迅速，但大中小学教育呈现“高低两头扩张、中间发展不快”的不平衡态势。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很快，而中等教育发展较慢。据统计，在50年代的10年中，有6年大学招生数超过高中毕业生数，高考升学竞争不突出。但是随着大跃进受挫，经济规模和教育规模都急剧下降，大学招生数急剧压缩，从1960年招生32.3万人降至1964年的14.7万人。而高中毕业生的人数大大超过高校招生人数。

    “高等教育的供需矛盾突出，考大学成了考‘皇粮’、考‘铁饭碗’、考城市户口、考‘农转非’。这就导致了高中教学在学生、家长、学校、教育行政及社会的全方位的压力之下，在社会传统价值的压力之下，产生了对教学量层层加码的追求。”周全华说。

    1963年1月，教育部在《关于当前中学教学工作的几点意见》中，第一次提出了“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在1964年的“二月来信”和“春节座谈会”的推动下，给学生“减负”成为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教师的共识。

    为了给“减负”寻求制度性保障，中央对于如何减轻学生负担的讨论开始转向学制改革，其中学制年限、课程设置和考评方法成为关注的焦点。

    1964年2月，中央成立学制问题研究小组。不到半年，学制问题研究小组草拟了《学制改革初步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全日制学校，小学基本学制为五年，不分段；中学基本学制为四年，不分段；设立高等教育预科教育，作为四年制中等教育同高等教育的衔接和过渡”。

    5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克服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指出中小学生负担过重在于课程门类多，课外作业多，测验考试多。在这份报告上，中央批示：“克服中小学校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现象和片面追求升学的问题，不但是提高教学质量所必需的，而且关系到办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重大问题”，“要防止重新发生开会过多、劳动过多，不安排应有的课外作业，不督促学生勤奋学习等另一方面的偏向”。

    同年7月，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适当减少课程门类，适当减少每周上课总时数，教材作必要的小修改，一般不降低程度，只精简理论要求过高的、繁琐的内容”。这些规定正是对1963年颁布的“新十二年制大纲”的调整。

    相对于以往的学制改革，这次改革强调启发式、少而精的讲授法，反对繁琐哲学，进而扩大到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删繁就简。但由于缺乏充分论证、长期试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改革方案并未形成正式文件。

    周全华认为，1964年的学制改革与当时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把考试问题上升为“资产阶级文化专政”，导致广大教师和教育领导机关的思想混乱。教学改革推动着学校向着“教育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形势发展，而又恰恰是“文化革命”终结了这一次被视为是“改良主义的教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