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子                  .

心地善良 宽于待人 （下）

                                                                                                                     .

父亲领导的汽车研究所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我们刚从北京搬迁到长春的时候，住在西朝阳路的一栋二层楼里，那里已经住着一批刚从外地调来的从事汽车研究工程师们，记得有张献增、廖晓山、盛景芳、陆坤元、陆孝宽等人，同样的居住条件、和睦的邻里关系，缩小父亲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距离。逢年过节，父亲有时还会带上我们去看望德高望重的我国汽车专家张德庆所长，看望在单位值班的职工，把不能回家团聚的单身职工请到家里吃饺子。

二汽建厂初期知识分子一度受冷落，技术人才格外缺乏，父亲只要知道那些下放劳动的大学生有专业不对口的情况时，都会亲自帮他们联系办理调动事宜，安排到合适的单位和工作岗位发挥作用。

二汽的专业厂沿老白公路一线布局，两头的工厂距离有60公里，建厂初期交通十分不便，出门办事常常要等熟悉的顺路车。一次，一位远道的技术人员到他那里汇报工作，恰遇变天下起大雪，临走时父亲拿出自己的短皮大衣，给技术人员穿上，生怕人家冻着了。那时的物质条件虽然很差，但同志之间的关系都很融洽，大家都愿意和父亲一起出差，因为他待人随和，能抽到他分发的《大前门》烟，有时还能被邀请到餐馆搓上一顿（那个年代全都是自费）。

父亲重视技术、爱才、惜才、平易近人，在文化革命期间少数受极左思潮影响的人给他扣上了 “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保护伞”的帽子，受到批判。那年长春的冬天很冷，母亲担心造反派在批判过程中会发生过激行为，特意给父亲买了一件厚厚的棉大衣，让他注意保护自己。父亲却不以为然，和以往一样穿着皮衣戴着皮帽上班、参加批判会，冷静地面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不去改变自己的平日作风和形象。整个文革期间父亲未受过体罚和隔离审查，所谓最大伤害，是一次和长春一汽的“走资派”们一起站在卡车上被游斗。这在那个年代，担任单位一把手的干部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是不多见的。现在想想，正是由于他平日作风正派、工作勤勉、办事公正、善于与人沟通，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才能够在动荡岁月受到人们的保护。

筹建二汽的初期阶段，父亲很少回长春，大部分时间奔走在十堰、南京汽车厂、海南试车场，落实新车的研发和产品开发阵地的建设等工作，但组织关系仍留在长春汽车研究所。记得在文革造反派掌权的那一阵，父亲的工资一度被扣发，每月只发给12元的生活费，我去代领生活费的时候，偶尔遇到认识的叔叔阿姨，他们都会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问长问短，询问父亲的情况。后来才知道，扣发工资是因为十堰主持工作的军代表断然拒绝了造反派把父亲“揪回”长春批斗引起的，被扣的那部分工资，也由十堰二汽建设筹备组如数补发了。

家里的那个8倍望远镜，文革中曾被造反派拿去用于“文攻武卫”，没想到“武斗”结束后，他们又把望远镜送了回来，还特意加工了一个镜头护罩，替换摔坏的那个护罩配在望远镜上。这件事情虽小，但从中可以看到造反派对父亲也还是敬重的。

父亲病重在上海住院的那段时间，更能看出他和领导和同事们的关系。二汽的领导决定要我母亲脱产到医院陪护，还特意委派一位厂办秘书前往联系工作、汇报病情。机械部汽车局的胡亮局长，二汽领导饶斌、李子政、陈祖涛、黄正夏，郧阳地区司令员刘景修、上海警备区政委刘耀宗、白传统等亲临探视，长春汽车研究所张德庆所长和同事、南汽的领导和同事、汽车行业老同事、原部队的老战友，也寻找机会去医院探望。令人感动的是长春汽车研究所的司机李守义，在父亲病危缺药的时候，想方设法从长春生物制品所弄来人体白蛋白，在大年初一专程送到上海，尽力挽救父亲的生命。

一辈子在卫生系统工作的母亲与二汽张湾医院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她经常亲临一线，凡是遇到因工致伤的危重病人，经常能见到她在手术室组织抢救的身影。她注重学术研究，在二汽汽车产量急剧攀升，冲压事故不断发生的时期，支持医生进行断肢再植手术的研究并获得成功，荣获得湖北省科技成果奖。她身先士卒，在一次参加医院的基建劳动中与男同志一起肩挑楼板盖病房，虽然引发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伴随她一生，也毫无怨言。她注重年轻医生的培养，不拘一格地选送责任心强、钻研技术的医生到外地知名医院进修，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其中许多人走上了领导岗位。张湾医院的大部分职工都是武汉第一人民医院支援三线建设调来的，她深入基层了解他们的家庭困难，帮助解决从大城市到穷山沟遇到实际问题，使许多具有技术专长的医生都留了下来，这让四面八方汇集到十堰参加二期建设的人减少了后顾之忧。正是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直到晚年她还能清楚的记住了那些医护人员和部分患者的姓名。

晚年的母亲经常住院，知道消息的好友都会来医院看她，做些好吃的、送些营养品，她常常感叹地说：“我这辈子吃了百家饭，恐怕还不清了”，以至于后来每次住院都对外人保密，生怕惊动了大家。她从不摆老资格，住院时时常和年轻医护人员进行交流，一起探讨药物的治疗效果；她的血管不好找，有时护士多次打不进吊针出现畏难情绪的时候，就鼓励她们要增强信心，一次不行就再来嘛；还常常与清洁工们聊天，了解她们的家庭情况，关心她们的生活；即使是不愿意和她人同住一室的个性很强的病友，也能和她融洽相处。只要和她打过交道的人都会说：“这个老太太人缘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