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章熹功在缅华文化教育（摘录）

叶国治

    二次大战时，日本法西斯统治下的仰光一片黑暗。居民生活在战乱恐怖、疫病流行、交通断绝、无电无水、粮食缺乏的痛苦状况之下，日寇和汪伪南京政府派来的官员却一再美化“大东亚共荣圈”，印刷宣传品和课本，毒害海外华侨和青年学生，中华文化遭到严重毁坏和摧残。

战后，缅甸逃难的华侨复员回来，避居山芭的市民也搬回仰光。大家重整家业，各地侨校也如雨后春笋，纷纷复校建校。可是，在这一派欣欣向荣的好景下，却存在一片书荒，令人着急。

杨章熹为什么要创办仰华公共图书社

日寇从1942年3月攻陷仰光，到1945年5月败退，三年的铁蹄蹂躏，所有书籍被焚毁，青少年失学。战后，迫切需要书籍。书，是文化的种子；书，是精神的食粮。学校开办了，需要课本，需要教科书，学生放学了，需要课外读物。可是，到处喊叫书荒，仅有的几间印刷公司和图书公司，只能对付印一点课本，还供不应求。

仰光唐人区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场所，区外有两三间电影院，也是由好莱坞电影独霸市场，《人猿泰山》、《西部牛仔枪战》、《人猿金刚大闹纽约》、《出水芙蓉》等影片，夜夜满座。失学青年、在学青年，黄昏后无所事事，就三三两两逛街，坐茶馆聊天。

这种文化荒芜、社会沉沦现象，深深地触动缅华教育工作者的灵魂，摇撼着文化工作者的良知，得赶紧想办法扭转这种现象，拯救因战争失学的一代！

人们到处求人，托人从外地捎书进缅。缅华诗人黄纬卿当年途经昆明返缅时，李公朴、田汉以及华侨友人就曾托他捎书带回缅甸，为缅甸华侨带来了文化种子，挑着一担书踏过边境畹町入缅。有些从香港返缅的人，也带进一些报刊书籍。

有一个穷教书匠，看着广大青年学生除了啃那两本干巴巴的课本外，课后没什么活动、没课外读物可看，急在心里，想在脑里，他决心个人办一个图书馆。

仰华公共图书社为缅华文化沙漠提供一片绿荫 

 他姓杨，名章熹，这位每月收入只有一百多卢比的教书匠，能办得成吗？我可要慎重的告诉你，战前，1938年那一年，他从山芭回仰光，就创立过一间“缅华阅书报社”。他向社团、向个人募捐玻璃橱柜，向书店募集图书，然后商借地点，免费对外开放，顺应了正在轰轰烈烈发展的抗日救亡工作，满足了青年们日益渴望学习知识的需要。之后，他又在缅华学联的合作配合下，多方奔走，从个人收藏的书籍，从书店捐赠的图书，大约搜集了三千本。虽然很少，但总比没有强，可解一时之渴，以后再逐渐募捐，随时添购充实。

1947年，“仰华公共图书社”开张了，这是缅华在战后第一次有自己的中文公共图书馆。地址在16条街138号，面积周方仅十来尺，是一幢三层楼的楼底，由云南籍的赵润畦先生照管（他也是捐书者之一），日夜开架供应。

主要借阅对象是在学的华侨学生，藏书多为中小学校教材、教学法和青年修养，以及思想教育之类的书刊杂志。还有一套约三百本的国民教育文库、美国桑戴克的《新教育原理》、沈百英的《小学教育随笔》。文艺方面有一些鲁迅、巴金的单行本作品，有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小说等等。

当年的青年教师陈兆福，就以图书馆的国民教育文库作参考，编写了一些文章刊登在报纸上。我当年是南洋中学的学生，向这间图书馆借过苏联和东欧的翻译小说，丰富了我的课外生活，更开阔了我的眼界。

到了五十年代，缅甸各地华文学校已达400多间，就学人数也多了好几倍，广大缅华青年和在校学生学习兴趣越来越浓，求知欲更是越来越强，仰华公共图书社已不能适应客观需求。于是，一些文化人士奔走呼号，发起成立“缅华图书社”。1955年，原“仰华公共图书社”扩充为“缅华图书馆”，藏书已达一万多册，地址迁到广东大街505号四楼，规模扩大了四倍。1964年，又再次扩大并迁到广东大街628号二楼。

杨章熹力促缅华文化教育事业

杨章熹一生从事教育，教书、写文章，办进步文化事业，组织抗日救亡活动，一心扑在侨教事业上。他是缅华教育的老前辈，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

1936年，他从福建到缅甸，当一个教书匠，他用季庄作笔名，主编过一个《南国导报》刊物（后改名《南国文学》），他在报刊上负责编辑《木铎》、《警钟》等副刊，大力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呼吁侨胞支援祖国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1939年，他创办了仰华公学，专门招收贫寒子弟。他为了弥补学校经费的不足，就到山芭华侨中学教书，每月的工资扣下自己的伙食费外，其余统统寄回仰光，作为经费支援仰华公学。张光年、赵沨等文化名人由国内来缅后，也在公学里教课，培养了一批抗日救亡的青年学生。

日寇南侵后，勃生华侨中学、仰华公学都停办，杨章熹就带领一批学生撤到云南，在滇南建水中学教书。1947年抗日胜后，他回到仰光，先后在华侨中学、南洋中学任教务主任、校长等职并兼任教书。

1953年，他奉调回国。回国后曾担任过中央侨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侨联委员。1981年逝世于泉州。

杨章熹一生对缅华教育作出的贡献非常突出，深得缅甸侨胞的尊敬和爱戴。北京、厦门、昆明、香港、澳门等地，都有纪念文章追思这位了不起的老师。他教书一生，两袖清风，只留下了散居国内外的桃桃李李，继续他的遗志。

                        杨缅燕转载于北美《世界日报》

                            （标题内容有所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