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   晖   曲

                                            中文系62级  祝仲铨

    五十年前入校学习的时候，母校的名字叫“开封师范学院”，响亮的“河南大学”，是她曾经的辉煌和以后的“光复”。那是新中国教育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年。全国所有高校的专业和招生规模都大大地压缩了，不少院校被撤销或将主要专业并入其它院校。

在高等教育的惨烈与不幸之中，我还算是一个幸运儿。

几十年来，我一直认为，我的幸运，在于我踏入了开封师范学院的门槛。

开封师范学院就是赋予我百折不挠、拼搏向上的精神、教给我做人、做事、做事业的本领的伟大的母亲。她给了我太多太多的、终生享用不尽的恩惠。

                   刻骨铭心的“训话”

一入学，便是院长助理、系主任钱天起教授的“训话”。

钱主任认为，中文系62级是本校十几年来录取分数最高的一届，比以往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还要高。踌躇满志的钱主任表示说，他对这一届学生充满信心。他设想从这一届开始，在教学上，要求教授给我们授课；在教研上，要求所有讲师在指定的教授指导下，完成既定的业务进修计划，提高教学水平。钱主任说，有科研任务的老师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优质完成科研项目，并在系里公之于众。钱主任兴奋地对我们讲，从这一届开始，他要实现提升中文系整体水平、振兴中文系的愿望。他告诫我们，大学的学习，完全不同于中学阶段。学生自己支配的时间多，自学的时间充足。他说，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希望大家珍惜四年的学习时间，勤学好问，刻苦、努力，不要虚度光阴。钱主任说，我们虽然是师范院校，但从这一届起，还是决定参考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设置安排教学，还决定，在这一届毕业时，要通过毕业论文、进行毕业答辩。

钱先生说，国家的经济正在好转，但目前还很困难。尽管如此，还是抽出一定资金，每月供给每位同学十二元五角的伙食费和一定的医疗费。学校会努力把食堂、校医院办好，尽可能地保障同学们的健康。但是也希望大家积极参加适当的体育锻炼，在刻苦学习的同时，注意劳逸结合，保证以一个健康的体魄完成学业。

几十年后，一次和钱天起主任的公子钱大梁聊天，说到钱主任的“入学训话”不仅让我，也让我那一届同学刻骨铭心，享用一生。大梁先生感慨地说，老爷子（指其父钱天起教授）一生说话、做事谨慎，对你们还有这么一段讲话！他对你们这一届太偏爱了。

是的。钱主任的偏爱溢于话间。那天，他是在62级全体新生面前，在全系教职工面前，以系主任 的身份，严肃地、诚恳地、认认真真地讲的。

“训话”没有讲稿，现场谁也没做记录。但几十年来，每当我和同届同学说起“入学训话”，大家差不多都能把“要点”说得比较详尽――无论是后来做了厅、处级领导干部的、当了教授、研究员的，还是成为基层业务骨干、拔尖人才的。

因为，那“训话”体现了一个领导、一位长者、一位导师、一位学者对莘莘学子殷殷的期望、深深的眷顾与满腔的热忱。

现在看来，那“训话”似乎并没有大师级的高屋建瓴的那种警世名言。但是，那是讲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号角奏响之时，讲在强调“政治挂帅”、“又红又专”的年代里。钱主任没有直接地、正面地教导新生们“报效祖国”、“报效人民”，却能一直激励着一百二十几个学子在人生道路上奋勇直前，使半数以上的人成为领导干部、学界精英，其他也多为基层或某些方面的的砥柱！

五十年来，当学生时,我曾在职工夜校给学校的职工讲语文课；后来在农村参加“四清”,之后又到洛宁山区学校搞教育实习、当代课教师；参加工作后,被上级组织调动多次。当过记者、做过文化局、文联的干部，还当过期刊编辑；退休前十几年，又做高校的党务工作，其间又有不少的社会兼职。尽管随着岗位的不断调整，工作对象不断地变化，但是，对待工作对象的基本态度，那种“殷殷”、“深深”、“惓惓”，都是钱天起教授的一番“训话”的传授；不论在何岗位做何种工作，认认真真地做好，做出成绩的基本态度，也都是钱天起主任“训话”精神的继承。

所以，“文革”初始，当听说受到冲击的钱天起主任去世时，我躲在东工字楼与西工字楼之间的小道上，朝着钱主任家所在的南边的平房院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

                 富有生命力的近代建筑

学校正门、大礼堂、六号楼、七号楼、东、西斋房······这一组中西合璧、风格独特的近代建筑，是曾经亲近过她们的河大学子的骄傲。五十年来，采访、调研、会议、旅游，走南闯北的参观，以及报刊影视媒体的推介，展示在眼前的所有林林总总、气象万千的各色建筑，都曾令我艳羡、惊叹过。但是，我总是禁不住与母校的这组卓绝的建筑群相比照。比照的结果，便是“叠印”；“叠印”之后，这组建筑群更加铁打钢铸般嵌在心底，而其余建筑的印象，则随着流逝的岁月，从脑海里淡出了。

每次去学校，我总是喜欢多走上几步路，从庄严肃穆的学校正门进去。跨进校门的那一刻，“我是河大人，我要刻苦、勤奋地学习，继承、弘扬河大精神”的人生态度与责任感，油然而生，仿佛有师长在身前身后耳提面命地训教一般。

河大图书馆的馆藏，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在全国图书馆中是出了名的。她还以所藏古籍书刊的珍贵价值和库藏量被国务院命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六号楼是我就读时的图书馆。我总觉得，她和七号楼就是母亲那对奶汁无尽的乳房，供我们充分地吮吸。我曾从六号楼借出许多喜爱的书。除了老师开列的参阅书外，还尽可能借来课堂上老师提到的书刊；除了学习参考书，还凭着爱好，去借感兴趣的书。比如，《二胡曲集》、《高松竹谱》、《芥子园画传》、《宋人画册》及浙、皖篆刻家作品选与著名碑帖。

一个细节令我至今难忘。有一天，我从六号楼借了书回十号楼教室，我边走边翻看着，途经七号楼时，索性就坐在其东门的石头台阶上看了起来。一位四十多岁的老师问我为什么不到二楼的学生参考室（阅览室）里去看书。经这位老师指引，我找到了此后几乎天天来“泡”的学生阅览室。在这个理想的场所，我发现儿童文学作家余辰正在５００格大稿纸上写着小说，高我两年级的学长拿着笔记本往稿纸上誊着诗作，外系的一个同学正从一本精装的外文书上摘抄着什么······这真是个“世外桃源”！在这里，我可以“不务正业”地抄记《良宵》、《二泉映月》、《江河水》以及《春江花月夜.》等带有弓法、指法的二胡名曲谱子，可以从从容容地用拷贝纸双勾《兰谱》、《竹谱》和篆刻佳作。当我把这个欣喜的发现告诉写诗入迷的杨子江、王怀让同学时，两人相视一笑。我这才知道，他们早就在那儿“悄悄地干活”了。

那天晚饭后，我早早来到学生阅览室，那儿已经是座无虚席了――一两个空椅子上，放着占座位的流行标志：坐垫。余辰拿开他附近的一个占位坐垫，说。先坐下来干活，人家来了，让给人家。但是，那天晚上，占座位的同学竟然没去，让我稳稳地在那儿读了两三个小时的书。那正是槐花儿飘香的季节，四周充盈着洋槐花儿所独有的甜丝丝、香喷喷的芬芳，沁人心脾。我走下七号楼，看月光从树间泻下，照着石阶下的小道。仰首望去，只见几颗粗壮的老槐树花开正盛，一团团，一簇簇白色的花儿随风摇曳，恣意地将芳香向四下里撒播着。我不禁张大口，贪婪地呼吸着，尽情享受天赐的这一切····

七号楼北边的大礼堂象泰山一样，安然地坐在学校心脏的位置。在那里，我们听时事与政治的报告，听杨尚奎等学者的学术演讲，看中央乐团、湖北歌舞剧院的演出和学校文工团的文艺节目，参观师生书法绘画作品展览····在那里，我们得以净化灵魂、启迪心智、开阔视野、提升素质····我爱这个地方。但是，我还独独钟爱大礼堂里那宽阔的壁镜。那是在河南大学工作过的著名教授对母校的一种纪念。他们的名字就镌刻在壁镜下端镶嵌于镜框里的铜板上：张长弓、范文澜、冯友兰、姚雪垠、顾毓秀、潘梓年····【务请编辑同志据校史校勘以上名单――笔者】每次到大礼堂，我都会来这里瞻仰一遍。每次瞻仰，都会使全身补足了精、气、神。这些著名教授虽然未曾授业于我，但我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从他们名字里折射出来的成就学问、成就事业的力量。几十年来，每次忆起这壁镜，这壁镜上先师们的名字，都会为我人生的旅途加足一次燃料、使我调整一次步伐，更加顽强、不倦地前行。

说到东斋房，就得说说我们系的青年讲师。他们之中，被我们年级同学追捧的前几位是何望贤、周鸿俊、何权衡等先生。他们和其他讲师就住在东三斋、东四斋的阁楼里。我有几次是被老师叫去接受“耳提面命”的“辅导”，也有几次是“立雪程门”，主动的讨教。小阁楼里的格局挺有意思。一套房子住两位老师。中间部分背靠背放着的各自的书架和共用物品，讲房间分为东、西两个居室。每个居室有一堆满了书报杂志的小书桌。印象最深的是小书桌上的灯，虽说不足以耀眼，但远比我们宿舍的照明要亮的多。

何望贤老师给我们讲文艺理论。他引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片段时，既不看卡片，也不看教案，而是用他特有的湖南腔，滔滔不绝地给我们援引着，津津有味地赏析着，讲到动情处，甚至还会飞溅出一些唾星。周鸿俊老师则是慢条斯理，缓缓而言。他的讲课时常要引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其他作家的作品。同何望贤老师一样，他也不使用卡片，不看教案。但他是把所援引的内容一一写在黑板上。他的字，清丽俊秀，非常漂亮。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常常不是看所引何文，而是在欣赏他的书法。何权衡老师课堂上总是旁征博引、侃侃而谈。但他却时时习惯地瞥一眼讲桌上的卡片或教案，略显一些拘谨，令人感觉还有许多更为精辟的东西没有完全讲出来。后来，温绎之老师讲《张衡.》，说到张衡“博闻强记，娴于辞令”时，我便很快联想到这几位斋房里挑灯备课的老师。确实，不少同学也都把这几位老师当作了可以接近、值得效法的“师”与“范”了。每当我黄昏时分奔向七号楼，抑或深夜走出七号楼赶回宿舍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将眼光瞥向灯火闪烁的东斋房，心里便默默念道：我们尊崇的老师一定还在备着课，他们就像这不息的灯火，燃烧着自己，为我们的事业、人生引航。

这一组近代建筑，如今都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了。近百年来，她们身上的一砖一瓦都有着诉说不尽的故事，也给一届一届走出校门的学子带来永无穷尽的回忆。她们都是极富生命力的老人，辛勤地把河大精神深深种植在一届又一届学子们的心田。

                   大师级教授的风范

中文系教授中，李嘉言先生的名字是早被同学们熟知的。我们都知道他是分管教学工作的副系主任。他兼任《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的编委，还领衔国家级项目《全唐诗》的编纂，当时，又要给我们讲授《楚辞》。工作、教学、科研三幅重担一肩挑，实在是辛苦。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时，李先生刚一走进教室，全班同学就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那段时间，李先生有些劳累，讲课都是坐在藤椅子上，偶尔站起来板书。他声音不大，但却能送到教室后排同学的耳朵里。有一天晚自习，是孙先方老师的辅导，李先生突然来了。他说他感到今天课堂上有个地方讲得不太透，可能会影响同学们的理解。说着，就讲了起来。也就是十几分钟的时间，他就讲完了。他站起身，朝讲台下摆摆手，径自走了。就为了这十几分钟的补充，李先生摸着黑，从远在校外的家里巅巅地跑来。同学们感动得许久都没说出话。李先生早年在西南联大时，曾随著名学者闻一多、朱自清研究国学。《楚辞》是他师从闻一多先生研究的长项。但他的《楚辞》教学从不以专家、权威自居。在串讲《楚辞》章句时，李先生总是先把其他学者的观点——相近的、相左的给大家一一介绍，然后讲自己的观点。比如讲《离骚》，他甚至还把同是著名《楚辞》研究专家的历史系教授孙作云先生的一些重要文章介绍给大家。但在课下，同学们议论时，还都是采用“李说”。

于安澜教授没给我们年级教过课，但是，他给我上课无数。一次，我在北土街的古董铺里买到一方有狮纽的寿山石印章，磨去原刻后，请于先生给我刻方姓名印。于先生看了石头，有些不高兴。他惋惜的说，石头一侧尚未磨去的边款上有“小松”二字，说明原刻为清代西泠八家中著名篆刻家黄易。“你好大胆子，黄易的印你都敢磨掉。可惜了！可惜了！”又说，你磨掉黄易的作品，让我刻。我哪能比上黄易啊！于先生告诫，再遇此事，要先看边款，了解刻家，再看印面，进行欣赏。无论谁刻的印，人家都付出了劳动，倾注了心血，不可随意磨去。后来，听两位篆刻家——王启贤师兄和王海师弟讲，于先生也都曾对他们进行过此类训教。那起因，想必就源于我的磨印。

我在开封地委工作时，有一次，被于先生唤去做陪客，接待参加书法大赛却名落孙山的雷云霆等三位书法家。固始的雷云霆先生写得一手小楷，新乡的一位先生写魏碑。看他们展示的作品，都足见深厚的功力，但不知何故落选。三个人都颇显沮丧。于先生说，他们（组委会）叫我写（书法作品），我就写了送去。后来啥结果，也不问。“我是只讲耕耘，不问收获啊！”说完大笑，频频敬酒。于先生鼓励说，看了几位的作品，觉得很规整，底子扎实。于先生说，他曾建议，参加书法大赛的，无论所写何体，都应交一件楷书作品，以观其基础。他说，他对书法基础还欠工夫就急着进行行书、草书创作的做法很不赞同，但是据说这些人有的还居然得了奖，真叫人大惑不解。席间，于先生多次宽慰三位书法家：“做好自己的事儿，别太介意别人的评价。”

“做好自己的事，不介意他人的褒贬。”这是于先生多次给我讲的“哲学”。他一生就奉行这种“哲学”。于先生一生没有在书画组织里担任什么要职，也不计较给他评几级教授，只是坐在“冷板凳”上，认认真真地做他的学问，写他的小篆，刻他喜欢的印章。他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写的《汉魏六朝韵谱》，由国学大师钱玄同、刘盼遂为之作序，王力撰文写书评，称之为填补学术空白 之作，至今仍被学术界认为是鲜有超越的扛鼎著述。先生的《画论丛刊》（白石老人署签、郑午昌先生作序，黄宾虹先生写书评）、《画史丛书》、《画品丛书》在全球影响更大，被研究中国美学史、中国美学思想史、中国美术史、中国绘画艺术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文论史者列为必读书，还甚至被研究西方文论史的学者如伍蠡甫先生等，选为重要参阅书。于先生的主要著作还有《古书文字易解》、《诗学辑要》、《书学名著选》、《书法源流表》等。这些书著，在学术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河大同时期教授中，写出那么多而厚重，那么大的影响而难以企及的著作者，唯于先生。我时常想，倘若有十位于先生，北大中文系就会被超越；有五十位于先生，河南大学的排名一定会越过北京大学而跃入世界名校之列。

但是，长久以来，于先生一直是三级教授。对此，我很为不平。我同时为之不平的，还有任访秋、王梦隐教授。那时候可能是“政治”包袱太沉重的缘故，任先生总是微驼着背，戴着一幅深度近视镜给我们上课。他曾给别的年级讲古代文学史，给我们则是讲篇子——古代文学作品选，也给我们讲专题《龚定庵文学略论》。我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老是让任先生“打杂”，而不是提供条件，让他去做他的近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但是，无论什么课，任先生都是认认真真地备课，仔仔细细地讲授，勤勤恳恳地在三尺讲台上耕耘着，固守着“倾其所知，以飨学子”的心态。

入校时，王梦隐先生还是学校图书馆的副馆长。馆长张邃青教授会议、公务、杂务事情太多，图书馆工作就由王先生主持。后来才知道，我那时受益最多的最佳去处学生参考室（我们惯称阅览室）、文科阅览室（又称文科分馆，在十号楼。十号楼二楼大厅还设文科报刊阅览室），都是王先生建议设置的。王先生讲课是有板有眼，慢慢道来。我印象最深的是听他讲《某公三哭》。那是著名书法家、诗人、宗教界名人赵朴初先生“反帝反修”的新作，近似小令散曲的形式。王先生慢慢地念着，有些像吟诵。同学们很感新鲜，真希望王先生能放开喉咙，纵情吟唱一番。王先生也很投入，讲到激动处，他用左手摘掉眼镜，三个指头撮着镜架、镜框结合部，随着慢慢的吟诵，慢慢地画着圈儿；头，也微微的摇着，摇着····但后来却让他到艺术系讲语文课去了。艺术系的语文课，其实比高中的课深不了多少，讲是好讲，要命的是批改作文，那么多的学生，那么多的作文本，真不知王先生熬了多少个夜啊！这种课，其实是普通讲师就可以胜任的。但对着美术专业、音乐专业的学生，王先生依旧是认认真真地备课，慢慢的给他们讲解着。又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听说又让王先生去对口县，给那里进修的教师讲课去了。评定正高级职称时，评审组抱怨王先生的著作不够丰富。所以，正教授的帽子就长久的在他头上悬着。而王先生，依然是在给他指定的临时岗位上，认认真真地备课，慢慢的讲着····

还有一位没给我们上过课，甚至已经从学校教师花名册中清除的教授，原名叫李象贤，那时叫李白风，又自称李逢。他那时在学校西边的土地庙街（“文革”时改称铁塔二街）住，负责扫附近街道的“马路”，接受街道上革命老太太和红色退休工人们的监督、改造。正像他的一方自用印的印文所说，他本是“三十年代新诗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写作了大量的新诗，成为与他的文友叶圣陶、茅盾、郭沫若、柳亚子、臧克家、施蛰存、端木蕻良等齐名的作家。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某大学选编出版的“五四”以来新诗选一书中，李先生入选诗作的数量在郭沫若之上。他还是书法家、篆刻家。他的金文体、楷体书法和篆刻，绝对是国家一流水平。郭沫若、柳亚子、臧克家对他的书法篆刻都有极高的评价。但在我们上大学之前，他早已经被划为“右派”，潦倒得“十年不制衣”（李先生自用印）了。他没有被难以抗争的逆境压垮。每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他一边读书学习，一边督促下班回来、同样是疲惫不堪的儿子，完成当天的学习计划。他还要为前来求印、索字、学字的朋友们刻着、写着、辅导着。即便如此，他还是开出单子，让在河大工作的小友佟培基到河大图书馆替他借书。他每天都在艰难地挤时间写作，最终完成了《东夷杂考》、《古铜韵语》的著述。他去世后，他的夫人刘朱樱老师唤我去整理《李白风印谱》，准备出版。看到李先生在逆境中刻制的那么多篆刻作品，我的灵魂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这些教授，辛苦一生，勤勉一生，为我国的文化和教育事业做出了卓绝的贡献，是我们尊崇的文化艺术大师和教育大师。他们修身、治学、授业的点点滴滴，都展示出大师的高尚风范，体现出可供我们效法、继承的煌煌灿灿的河大精神。

                    党务工作者的本色

退休前，我再次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后来，以党务工作者的身份在高校退休。在岗位上时，我常常忆起母校的韩倩之书记、赵文山副书记等党务工作者的工作作风，并且时时效法。

至今，我对“文革”时所有派别强加给韩书记、赵书记的污言秽语持不屑的态度。我相信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记得，那是1965年的春季，我在韩倩之书记带队的“四清”工作队参加“四清”运动时，突然得了急性喉炎，高烧不退，汤水不进。韩书记很着急，紧急联系中牟县“四清”总团要车。不巧的是，仅有的一部汽车在外出差。韩书记立即派他的高个子勤务员张有发背着我，去十余里以外的火车站，送我上车，回学校治病。到开封车站一下火车，我看到赵书记和校医院的大夫、护士在站台上接我。当时，我不能说话，却激动得大哭起来。赵书记安慰我说，韩书记给他打了电话，要他带着医生、护士火速赶到车站来接我。先安排在学校医院治疗，如果不行，就转市医院。在学校医院打上针，很快就退烧了。护士取笑我：“大男人，在火车站当着那么多人哭，还哭那么痛！”我说，我的母亲刚刚去世，还不到半年····一天后，学校党委办公室一位老师来病房看我，询问病情。他说，韩书记打来电话，问你的治疗情况，让你安心治病，不要急着回去。

“四清”结束，我们年级又接着进行军事训练。那时，我已经病愈半年，身体恢复得很不错了。一天，学校领导慰问参训官兵和学生。赵书记和学校武装部的张鋆部长走到我面前，仔细查问身体和训练情况。赵书记说，不怕吃苦，这很好。但是，也要量力而行。实在坚持不住，就对我说。你身体素质不太好，别硬撑。他对围上来的同学说，你们也一样啊！

那时候，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每个年级都选配了辅导员。刚入校的时候，辅导员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在熄灯铃响之后，将滞留在教室、阅览室及路灯下读书的学生劝回宿舍休息。因为当时口粮供应不足，学生身体素质普遍偏低，学校要求学生停止激烈的运动，注意劳逸结合，保证休养生息。我就曾数次在不同地方被劝回过。

我们年级派来的辅导员是邹同庆老师和上届留校的李善修老师。邹老师原来在《全唐诗》项目组，从那里抽调出来，足见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两位辅导员一到职，就搬来我们的乙排房宿舍。这便于他们随时发现情况，解决问题。他们不搞说教那一套，也没有以上对下的那种凌人盛气。他们对同学和气、亲切，关怀备至。同学们谁也没把他们“外气”，对他们如兄长一般，无话不谈。学生们的家庭困难、思想压力、入党要求、恋爱风波、学习困难，都在他们平时的宿舍聊天中，了解得一清二楚。后来，“阶级斗争”的弦越拉越紧，“文革”将近，“山雨欲来风满楼”，同学们的心情紧张起来，但这也没影响与辅导员之间的互信关系。大家对两位辅导员依然是没有猜忌与戒备，辅导员仍亲切地和大家一起谈学“毛著”心得，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谈一位留苏学生痛批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即便是“文革”中彼此观点、派别不同，双方也没出现横眉怒目、拳拳相向的局面，也仅止于直接对话、交换意见而已。

长期以来，不少人一直认为，高等院校从党委书记到辅导员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又说执行了极“左”路线，整了不少人，迫害了不少的有才能的教师。我不全苟同。路线是上边根据彼时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形势而制定的，是与非、功与过的评价一直在进行着。学校的党务工作者工作做得如何，看看毕业的学生也就知道了。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既包括高等教育时期，也包括高等教育前时期；既包括高校内的若干系统，也包括高校外的许多系统。在高校内部，教授们是尽可能多的让学生掌握知识，获得技能；党务工作者则除了保障教学，重要的是要以高尚的精神引导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光辉的榜样影响人，还要防微杜渐，尽可能防止青年学生在思想上、行为上初露的不良根芽。他们异曲同工，都是呕心沥血地教给学子做人、做事、做事业的准则与方法，传授继承、弘扬河大精神，为国效力的本领。

······

写到这里，母校的人，母校的物，母校的事，一个个、一件件、一幕幕涌向心间，令人不禁心潮澎湃、热泪滚涌：母校啊，我这一生，最为骄傲、最感荣幸的，就是您用百折不挠、拼搏向上的河大精神铸造了我的灵魂！值此母校百年华诞之际，我要打心底高喊一声：

感谢你，我亲爱的母校！我亲爱的河南大学1

            2012年5月6日――6月10日于郑州大学汉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