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道路

我已经渡过了七十五个春秋，这是漫长的，但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来说又是非常短暂的。

我生命的火花给人类带来多少温暖？给人类增添多少光亮？深感愧疚！一生往事，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

我参加革命至今已有五十三年的历史，对人民没有做出什么值得称颂的贡献，是很平庸的一生。有一点还能安慰自己：五十余年的革命过程中，我对党、对革命、对人民没做过坏事。

尽管如此，我的人生道路仍是坎坷不平的，为给后人给下一代留点可供思考的痕迹也不无意义吧。

一、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1914年5月我出生在山东省曹县插花楼村一个地主家庭中。有土地一百四十余亩，全部出租。父亲弟兄二人，他为长，大祖父无嗣，父亲被过继到大祖父名下，大祖父拥有八十四亩地，租给别人耕种。因他抽鸦片、玩鹰打围、挥霍无度，先后把四十二亩土地卖掉，只剩下四十二亩地，仍全部出租，抽鸦片直到死亡。他死后我父母带领四个孩子搬到大祖父家居住，几乎家徒四壁败落不堪。父亲曾提出两家土地加起来平分，祖父和叔父不同意，父亲退步索要三十亩地仍不同意，只答应给五百吊钱（当时相当于500银元），分五年付给。父亲吃喝嫖赌，把这些钱都挥霍光了，为此一家生活很艰窘。每逢灾年还要向本村大地主借粮度日。母亲为人忠厚善良，目不识丁，父亲性情暴戾对母亲经常辱骂，有时动手打她。记得我幼年时一天午饭后母亲在厨房收拾炊具，父亲在堂屋恶声恶语辱骂母亲，我在旁边敢怒不敢言，平时她忍气吞声，这次她忍受不了父亲的持续不断地恶毒咒骂，顶了他两句：“你骂的不是我，你骂的不是我！”父亲就气急败坏，手持木棍狠狠地打母亲的头，当时把我气疯了，我大声喝道：“你住手，不准你打我娘。”他的野蛮行径竟然受到我九岁小子的干预，出乎他的意料，于是他更加疯狂了，他从门后拿起一杆红缨枪奔我而来，眼睛都红了，声言要刺死我，母亲拼命上前拦阻，我撒腿就往外跑，跑到爷爷家，在爷爷面前痛哭失声，哭诉原由。本以为会得到爷爷的支持责备父亲，孰料爷爷和叔父都异口同声责备我不该顶撞父亲，并讥笑我不懂事，太幼稚，“这事你管得着吗？你管得了吗？只能火上加油！”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刺痛了我幼小的心灵。眼看着终日劳累侍候父亲反受屈辱的母亲的处境，我精神上受到了极大压抑和打击，从而使我逐渐认识到封建道德的罪恶。

我五岁读私塾，一年即辍学。自幼就在赌场鬼混，看人家抹纸牌和骨牌，一看就是半天，像着了魔似地。九岁又进私塾，两年内读完一部四书及一部诗经，因兵荒马乱又停学。这时家中存放的鼓词、历史小说、言情小说吸引了我，从《三省庄》、《大破孟州》、《绿牡丹》、《汗衫记》、《蝴蝶盃》等到《镜花缘》、《七侠五义》、《三国演义》等数十部，几乎把我的全部精力吸引去了，一面吃饭一面看书，达到手不释卷的程度。一年过后把全部藏书看完了，精力无处使用了，赌博场又把我吸引住了，自己手中无钱，只能象征性小赌，每场输赢仅数十文，没有好久纸牌的各种玩法我都掌握了，牌九以至下宝我都学会了，没有钱，就从家零碎偷拿，胆子越来越大，发现钱柜钥匙，从钱柜内一吊两吊铜板往外拿。赌博上了瘾，就跑到外村去赌，一次输掉二十几吊钱，欠了人家的赌帐。白天赌、整夜赌，小小年纪成了个赌博鬼，除了赌博什么兴趣也没有了。为此父亲两次用棍棒把我赶出家门。母亲到处托人把我找了回来，父亲看我不可救药，想送我去当兵，母亲哭的死去活来，父亲才下决心把我送到集镇上读小学。

我先后在赌场鬼混了五年，全村几付骨牌我都能从它们的背面认出它们的点子来，村子里多数人异口同声说我有“过目眼”，并守着外村人让我当场表演，无一失误。其实是因我对这些骨牌太熟悉了，背后木质花纹特色我都掌握了，我根本没有“过目眼”（即现在所说的特异功能）。1966年“文革”初期红卫兵去我老家调查我的所谓罪行时，村里人还向红卫兵说我有从骨牌背后认出骨牌名称的特殊本领，红卫兵审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那是欺人之谈，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在我赌博成瘾后不少人劝我父亲让我上学堂，父亲都没答应，那时我们那儿特别落后，认为上洋学堂的没好人，好孩子在那里也要学坏。当他看到我赌下去也会变坏才下狠心送我进学堂，于其在家乡赌博坏下去还不如离远点，坏就让他坏去吧，眼不见为净。

1929年9月底父亲送我到离家五华里的青堌集曹县县立第四高级小学，因我不懂算数，被插班到三年级读初小六册。那时我十五岁，每次全班出操排队，我是第一名，我是年龄最大的。

我陡然进入一个新天地，开始人生地疏，感到不适应，慢慢也就习惯了。新的环境新的生活，赌博生涯结束了，十三岁抽烟的恶习也被迫丢掉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了。1930年上半年我跳班到高小预科班学习，30年下半年我正式升入高小。高小的四个学期，每学期学习成绩都是全班第一名，每逢星期天和假期回到家里，父母发现我既不赌博也不抽烟了，全村大人都夸我说：“这娃学好了有出息，‘洋学堂不好’那是瞎说……”

由于赌博养成的自私习性在学习中并没有改变，举一个例子：一年级时有个同桌李永合，学习差，有两次作文老师批语是：“李永合瞎缷药，满嘴喷粪，恶心死我！”，“你老雕衔着个蒜臼子，云里雾里缷”，我看到他作文的批语只觉得好笑，并没意识到这个语文教师以这种不尊重人的语言来挖苦讽刺学生，有失老师的尊严，非但不同情他的尴尬处境，反而幸灾乐祸地向别的同学宣扬老师对他作文的这种评语，引得哄堂大笑。这不是助纣为虐吗。这样就使李永合无地自容，更难堪了，此后他以半似仇恨半似埋怨的辛酸目光傻瞪着我，我的鄙怯的心灵震撼而颤抖了，由惭愧到内疚的自责情绪长时间萦绕在我的心头，对不起同桌的悔恨永远埋在我的心灵深处泯灭不掉。

1931年与同班同学郑美臣、刘苍岩结成把兄弟。

1931年上半年我是班长，同班女同学薛连之是副班长，接触较多，逐渐地我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这年暑假前我到女生院找她在院内谈话一个小时，我没流露对她的感情，只是一般谈谈学习及毕业后的打算。这一下子惹了祸，有人把我们私自谈话反映给校长吴伯仑，很快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进行了训斥，质问我为什么两个人个别谈话？谈的什么内容？并说薛连之的哥哥是刚卸任的国民党县党部委员长，“我们有责任保护他的妹妹，今后决不允许再同她接触，否则后果自负”。这显然是威胁，意思是如不听话就要除名，我退缩了。暑假期间听别人说她的哥哥逼她考进曹县乡村师范了，这一棒打得我闷闷不乐，持续一年之久。

1932年小学毕业前夕，我把思慕薛连之的恋情告诉了郑美臣，他说她年纪还小，我说她不比我小多少，班上其余的女生我都看不上。郑美臣对这事非常关心，他拜托同班我旁门侄女韩承华向薛连之家长及其本人透露，看他们反映如何。薛连之母亲曾亲自到学校相看我，又给薛连之打了电话，她母女二人均表示同意订亲，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双方把生辰八字交换了，这时才知道她比我小一岁半。

高小毕业即去曹州投考省第六中学，在考试前几天我收到韩承华的信，说薛连之的哥哥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后来才知道他打算把他妹妹送给他的国民党的顶头上司刘道源的弟弟当小老婆，以作为他向上爬攀龙附凤的阶梯。看来难以成功，这个消息又给我以沉重打击，沉默寡言，饮食无味，好几个同学劝我不必为这事犯愁，薛连之并不怎么漂亮，有什么主贵的？！争口气，积极准备考试，以后还能找个比她强百倍的。慢慢地我才把飘忽不定的心绪放落下来。

那时中学很少，曹州六中还有些名气，周围十来个县的小学毕业生前去报考，共招四个班160人，报考者近两千人，我被录取了，而且在前十名。回到家薛连之的影子仍在我的脑际缠绕，摆脱不了，于是以同学口气给她写了个简信，托学校唯一炊事员王运南大伯交给她。没两天收到仍由王运南转来的她的回信，向我解释目前所提婚事，由于她哥哥阻拦办不成表示遗憾。我又给她一信说明婚姻问题是个人的事，一个学生难道听任包办摆布不成？让她再三思考拿出勇气来，等候她的答复。半个月过去了不见回信，我泄气了，认为她太懦弱了，就此罢手勾销这笔相思债。没几天学校开学，我上学走了，到校半个月，一身轻松毫无牵挂。

半个月后突然收到她从曹县乡师的来信，表示愿意通信往来，问我同意否，这一下子触动了已经熄灭的爱的火焰，又熊熊燃烧起来，当即以炽热的口吻给她写了一信，表示不管有多大阻力，也要结终身伴侣的决心，没几天收到她积极响应我的倡议，下决心冲破天罗地网，非我不嫁。这时我感到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菏泽距曹县一百里，鸿雁往返穿梭不停，两颗火热的心紧紧结合在一起了，她和父母拧成一股劲战胜了她哥哥的阻挠，1933年暑假我们正式订婚了。

初中一年级我是在热恋中渡过的，生活充满了幸福甜蜜，但也经过了痛苦的折磨。1932年入学后不到两个月，我患了极为严重的猩红热症，几乎丧了命。回家养病期间，我的二弟被传染一命呜呼了，寒假回家才知道这事，幼小的心灵被刺痛了，为了纪念由我传染死去的弟弟，1933年春，我利用课余时间用两个月工夫写了一篇七千字的散文《生活上的创痕》，发表在1933年学校校报上。这是一件终生的憾事，我弟弟死时才十一岁，是从我身上产生的病魔把他吞噬的，悲哉！

初中一年级时，我广泛涉猎了大批文学作品，包括：茅盾的三部曲《幻灭》、《虹》、《蚀》，郭沫若的《女神》三部曲，蒋光慈的小说，鲁迅的杂文，叶灵凤、郁达夫、丁玲、张资平等人的小说一百余部，也阅读郭沫若、成仿吾、钱杏邨与鲁迅论战的论文。教育我最深使我灵魂颤抖的是蒋光慈的小说《少年漂泊者》，我是流着眼泪把这本部头不大的小说一气读完的，感人至深！使我心灵深处逐渐萌发了中国社会的不平等、黑暗、吃人的意识。

初中第一个寒假，我从同班同学刘椿先处转借到一本华岗编著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史》。半个多月的假期生活是在痛憾死去的弟弟的悲怆情绪中渡过的，在这个情绪的支配下逐句逐字地认真读完为我一生该走什么道路打下精神基础的华岗巨著。它使我认清了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史迹，最重要的使我认识到四一二大屠杀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滔天罪行，认识到当前社会黑暗，封建盘剥广大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渊薮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对人民的血腥统治和镇压，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当时又值“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对日本不抵抗政策，民族危亡日渐加深，更坚信蒋介石及其国民党集团是倒行逆施的反动透顶的罪恶集团，不推翻这个骑在人民头上的反动集团，中国就亡国灭种。

上述信念一确立，就要考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首先接触到的问题是孙中山的一句话：“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读什么书？怎么读书才能救国？要救国依靠什么书？依靠什么理论？也就是依靠什么主义？这些问题在我脑际回旋。初中一年级我热爱文学，喜读各家文艺作品，开始朦胧想当个文学家、诗人，反复思考，认为靠文艺难以推翻反动统治，决定不干这一行。其他什么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根本不沾边，是自欺欺人之谈，最后在我脑子里终于形成了要读社会科学的书，要在这些书籍里寻求救国救民的答案。“三民主义”曾风行一时，现在竟成了蒋氏政权反动统治的幌子了，不中用了。

1933年暑假，我和薛连之订婚之后，我俩的学习生活遇到了危机，我在菏泽读书，一年所需大约七、八十个大洋，按我的家境拿出这些学费比较勉强，开始父亲寄希望我学有成就，好为他挣钱，能数倍捞回在我身上的投资。但由于家庭遇到官司，筑起债台，没有力量供我读书了。我托人向父亲求情，最后答应每学期只给十元钱，我自己有办法即去上学，没办法只好辍学。我求学若渴，只好求助于同学的资助，如郑美臣、安克谦及同班同学寇有信。安克谦比我小三岁，交情甚笃，他的无私援助起作用最大，因他是四、五百亩地的地主的儿子又是独子，经我多次诱导启发想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终未成功。郑美臣、寇有信均属小地主出身，在我的帮助下都走上革命道路。靠同学的资助，我拼命挣扎把二、三年级读完了。快毕业的时候父亲派人到菏泽中学给我送去四十块大洋，我喜出望外，为什么父亲突然对我慷慨起来？看他的信后才知他又在我身上打主意。他对初中毕业后要求两条：上策是毕业后报考梁叔溟举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短期学习后即可当区长，每月可赚上百个大洋，一定要听他的话走这条路，万一不愿走这路，即投考菏泽后期师院，上这学可少花钱，毕业后即可当小学教师，每月可挣三、四个大洋。如果这个话也不听，他以后再不管我的事了。

我们订婚以后薛连之的学业也继续不下去了。薛连之是她哥哥手中趋炎附势的一张牌，这张牌打不出去了，他马上翻脸，再不供给她上学了。我自顾不暇，更没力量支持她完成学业（还有二年），这样她只好辍学在家（有时在母校代几天音乐课）。我们的订婚对我俩都是幸福的，但同时都带来了经济压迫的厄运。我挣扎着把初中读完了，她没有办法完成她的学业，但她并未因此懊悔同我的订婚，我们爱情的基础是牢固的。

由于1933年下半年在我人生道路上遭受第一次打击，即经济压迫，更加坚定了我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寻求救国救民方案的决心，毅然放下从事文学创作的笔，也很少阅读文学作品了，课余的精力主要放在阅读社会科学书籍上头。邓初民的《社会进化史纲》对我启发很大，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叙述了人类历史的几个阶段：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直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性的认识武装了我的头脑。以后在学校图书馆借阅了由王亚南、郭大力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没见到后续篇章），及《政治经济学批判》。按我当时的水平，这类书籍我是啃不动的，为追求真理还是硬着头皮读下去。也为此请教过当时对国民党当局流露不满情绪的进步历史教师石××，也不得要领。又读布哈林的《唯物史观》上、中、下三册，也是由于找不到人辅导，能消化的比重很少。

1933年春，学校为反对学阀葛象一（教育厅长何思源的老师）闹了学潮，全校罢课五天。在这期间我比较活跃，言论也比较激进。暑假期间，学校寄到家的成绩通知各门功课均是甲等，只有操行成绩是丙等，后来听说我所以没被学校辞退主要原因是学习成绩优异，再就是我那篇纪念死去的弟弟的散文没有谈到社会及政治问题。

在二、三年级时由于自己选定了人生道路，故对蒋氏政权及其戏弄人民的花招如什么新生活运动之类，常在同学中间流露出不满情绪及批判态度，并公开宣扬相信共产主义。到处借《共产党宣言》就是借不到手，寻找党的组织也没找到（当时六中没有党的组织）。其间校长田竹桥曾找我个别谈话，严肃提出警告。反动封建学阀葛象一向我同班同学中的若干人打招呼，不让他们接近我，说我是危险分子。凡此种种，都没有把我吓倒，反而愈发增强了我要以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的决心。当时国内的政治力量，国民党已腐败透顶，反动透顶，对外屈辱投降，对内残杀自己的同胞，倒行逆施，莫此为甚，属于打倒对象。中国共产党这个新生力量，没有被斩尽，没有被杀绝，南方几省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游击战争，中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翻身，才能解放，民族才能独立，国家才能兴旺。我曾听说在1933年开封白色恐怖闹得厉害，很多共产党人被逮捕被屠杀，我就想开封党的组织一定还存在。既然自己要走的道路的选择已坚定不移，就不能怕杀头，怕坐牢，决定去开封考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