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式辉开办中正大学的创议与擘划
发布时间：2012-09-15 09:5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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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在人间
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中国教育的布局,也使战时人才的巨大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矛盾进一步凸显。江西作为东南抗战的重要省区,位处三、九战区抗日作战的前线,又属国民政府重要的粮食与兵源基地,在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的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战时形势的变化及需要,再次将创办大学问题摆到江西省政府面前。
1939年1月,熊式辉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后他留渝一个半月,主要奉蒋介石命草拟“县以下行政机构改进案”。期间,他邀请在川部分专家学者进行座谈,征询江西创办大学意见,并向蒋介石提出在赣先行开办中正大学之行政学院。据熊式辉说,虽然“孔庸之辈俱不以为然”,但此议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3月15日,蒋介石手令拨款一百万元,作为中正行政学院的开办基金。蒋介石的再次支持,使熊式辉更加坚定了创办大学的决心,认为“此一百万元之款虽有限,而为余精神上之助力则不啻千千万万也”(1939年3月15日)。这时,教育部鉴于学校西迁、战区高中毕业生升学困难的现状,决定在江西省筹设一所临时政治学院。熊式辉遂计划将中正行政学院改为中正政治学院。
经历日军攻占南昌及省政府西迁吉安、泰和之后,熊式辉开始落实办学计划。5月1日,后来在熊式辉筹组学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马博厂出现在熊的面前。马博厂(1899-1966)是留美博士,原任金陵大学教授、历史系兼政治系主任,长期从事县政和社会学研究。抗战爆发后,先后在湖南、重庆参与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活动。1939年春,任平教会县政考察浙江团主持人,经江西到浙江考察县政。熊式辉原本与晏阳初熟悉,1938年两人曾多次商谈区乡镇改善问题。马博厂在赣停留时,又曾参加江西省地方政治研究会(由熊式辉主办,聘请学者霍俪白主持)的座谈会,其意见可能引起了正致力于改善地方政治、训练行政干部的熊式辉的兴趣,遂邀其5月1日见面。面谈中,熊认为马所谈县政府所以不能达成职务原因及整理改进办法,俱颇中肯,而熊所谈江西各种设施抱负,也让马“殊动容,并言愿设法来赣共事”[9](1939年5月1日)。这次会谈,建立了两人共事的基础和情谊。同年8月,马被熊式辉请来泰和,协助筹建大学,深得熊之信任,从选择校长、设置机构到聘任教授,熊式辉都十分注重他的意见。马博厂对筹建事务也很尽责,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7月1日,熊式辉决定:“电请中央调甘自明、何淬廉两先生并为电约张君劢、晏阳初、黄培元、陶行之诸先生来赣参加筹备。”[9](1939年7月1日)甘乃光(字自明)、何廉(字淬廉)等均是著名学者,熊式辉拟请他们领办,可见起点甚高。其后,可能是请中央调约这些著名学者有所不当,遂改为熊式辉“以私人资格”,先后函电邀请他们来赣襄助。[11]8月上旬,复由熊式辉出面,“延请本省学者王造时、罗隆基、许德珩诸人返赣,共商进行”,“晤谈一切”。8日,熊式辉在遂川文庙主持筹备会,参加者有邱椿、程时煃、许德珩、罗隆基、王造时、雷洁琼、萧钝锦、霍俪白、杨亮功、彭文应、王有兰、张含清、许德瑗、刘恺钟、徐晴岚、李德钊、胡光廷、王又庸等人,讨论大学筹备事宜。此会及此前重庆座谈会的“与会人士,或为全国大学教育之前辈,或为中枢政治设施之负责人员,或为赣省学术权威之专家,皆能开诚相见,贡献宝贵之意见”,对大学的创办产生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遂川会议做出两大决定对中正大学创办具有重要意义:其一,与会者一致认为,仅办中正政治学院不足以适应战时及本省的需要,不如按蒋介石和熊式辉的最初意思,“径行创办一完全之大学”,即省立中正大学。熊式辉即将此意呈报蒋介石,得到允准。其二,“组织筹备委员会,负责办理一切进行事宜。”上述过程,不难看出熊式辉办事精明。
会后,由省政府先后聘任晏阳初、邱椿、马博厂、萧纯锦、程时恺、高柳桥、吴华宝、雷洁琼、王次甫、文群、杨绰庵、朱有骞、何棣先、刘中藩、蔡方荫等15人为筹备委员。9月28日,熊式辉与各委员商议,请晏阳初兼主任委员,晏不在赣时由马博厂代行其职。这些委员,包括了省政府财、民、建、教全部四位厅长,省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和城建专家,其余均为富有名望的学者。而以因兴办平民教育而蜚声内外的晏阳初领衔(实际未到),说明熊式辉极为注重筹委会的影响力。筹委会随后设立校舍设备、图书仪器和教育计划等三个委员会,分别以省政府委员程时恺、邱椿和筹委会代主任马博厂为主席,经办具体事项;并推马博厂、蔡方荫、程时恺三人赴重庆,向蒋介石和教育部长陈立夫汇报。中正大学的筹备工作在八九月间进入实质性运转。
但是,在艰难抗战的环境下,由地方创办大学也确非易事。江西创办中正大学的消息一出,立即在重庆等地引起强烈反应,“各方颇多物议”。反对意见集中为三点:“一则曰,总裁为全民族之领袖,应受全国之崇敬,江西不得而私,中正大学应为一全国性之大学,宜设于首都,以隆体制。再则曰,当此抗战紧要关头,江西为四战之地,首受敌军侵略之威胁,允宜集中一切精力以谋增加战斗之力量,并以争取最后之胜利,文化事业应于安静环境中培育之,故此时在江西创设一所新兴之大学,既非其时,亦非其地。三则曰,抗战以来,东南人才恐慌,江西尤感偏僻,教授不易延聘,学生质量难期整齐,即能创设大学,亦难有所成就,更不能作到特殊贡献。”最有分量的反对者,则包括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及孔祥熙、张君劢等要人。据熊式辉日记记载,他向从重庆回来的蒋经国“询重庆情形,伊言二陈与孔对赣政殊不了解,对大学设立成见更深。言重庆方面宜常有人来往沟通”(1940年4月9日)。反对者的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陈立夫等人可能还有不相信军人熊式辉能办成大学的深层疑虑。由于反对意见相当激烈,以致影响到蒋介石,竟使支持最力的蒋介石也一度动摇,而在1940年2月15日电示熊式辉:“中大如未筹备完成,作罢为宜。”[9](1940年2月20日)所有这些,反映出熊式辉的办学之路走得相当艰难,在国民党高层政要中遇到了很大阻力。
尽管如此,熊式辉没有轻易放弃。他一方面,针对战时环境、教授延聘等确实有道理的意见,加大力度进行筹备工作;另一方面,对重庆政要展开新一轮的说服争取。1940年2月20日,他回复蒋介石电,再次申述办学理由。又一一致函其他重要官员,进行解释。据其日记所载,仅在3月,他即于1日致函陈立夫、张君劢,详告办学设想及省议会要求将中正大学改为国立的动议;14日,他与时任第三战区经济专员的孙晓村谈“中正大学使命,及农业院应注意各事。因其即赴渝,使便宣传”;21日,定稿中正大学办学旨趣,写成私人信函10件;22日,派蔡方荫赴渝,“嘱咐赴渝与各方接洽应注意之事,托带致呈总裁及岳军、立夫、作孚、自明、辞修、君劢、阳初、淬廉、布雷、又庸等函十件,内附大学旨趣一张”(1940年3月22日)。所列10人中,既有蒋介石身边的军政要人和重要幕僚(如张群、陈诚、甘乃光、陈布雷),又有文化、教育、国民参政会的著名人物(如陈立夫、卢作孚、张君劢、晏阳初、何廉、王又庸等)。可见,熊式辉为争取中枢支持江西开办大学,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
熊式辉的努力取得了成效。蒋介石很快打消了“作罢”的念头,再予支持,并让陈布雷转述其四点意见:“1.筹备时间宜充分。2.人才不可忽略,在开始时特别留意。3.仪器图书不可忽略。4.学生素质不可马虎。”[9](1940年4月9日)蒋介石的支持,再次为中正大学的创办开了绿灯。
张君劢等事实上也改变了态度。政治学界名宿张君劢原对创办中正大学之意义不甚了解,经熊式辉诚恳解释,“竟能力表赞同,并专函表示对于中正大学之期望”,希望结合江西政治及农工医矿等实际需要,进行办学。至于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碍于蒋介石的态度,虽有不通也不便明确反对。但直到1941年4月28日晚熊式辉在重庆上门拜访,“与陈立夫部长详述中正大学作法,俾释误解”,才算消除了疑虑。
1940年3月下旬,时在重庆的江西教育厅长程时恺探知,教育部将批准设立中正大学并由省立改为国立,由教育部直辖,校长人选由熊式辉函请蒋介石决定。(1940年3月23日)经行政院会议批准后,5月,教育部发出部令:“中正大学定为国立,筹备事务,仍托由江西省政府主持并聘定熊式辉、程时恺、邱椿、萧纯锦、马博厂、蔡方荫、朱有骞、罗廷光为筹备委员会委员,熊委员式辉为主任委员。在校长未任命以前,一切校务,由筹委会负责办理。”这8名委员中,前4人为省政府委员(其中程、邱、萧也是著名学者),后4人为学者,这个结构,保证了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6月1日,筹委会在泰和正式成立。新成立的筹委会继续前筹委会的工作,负责建筑校舍、购办图书仪器、修筑交通公路和编制规程章则等一应事务。国立中正大学的开办,至是成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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