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式辉确定中正大学开学与办学宗旨
发布时间：2012-09-15 10: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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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在人间
1940年10月1日,教育部任命的校长胡先骕来到泰和,10日正式就职。胡先骕(1894—1968)是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和教育家,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由他出任校长,实是所选得人。这时,经过艰苦努力从香港、上海购置的图书设备,也大多到校。学生4日起陆续到校注册(共计391名)。开学时间一再推延,最后定在蒋介石生日即10月31日,举行奠基暨开学典礼。
10月31日,江西省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和社会名流,与中正大学全体师生会聚在杏岭校园,相继举行中正大学奠基典礼、开学典礼和蒋介石生日祝寿仪式。[22]下午5时,熊式辉“会宴省党部、省政府委员及大学校长、教授职员等140余人”,晚上举行游龙灯和平剧演出。开学情景欢欣热烈。次日,学校正式上课。
蒋介石为学校开学发来长篇训词,指出赣省在吾国文化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诸生在此抗战建国艰虞之际,就学于先哲前贤流风未沫之地,必当明了本校设置之意义与其特有之使命。他对办学宗旨和学生学习详加训示,要求该校负担两大任务:“一方面,应为研究中国国民革命之历史与进程,阐扬三民主义之真谛,以示吾人奋斗之指针;一方面,必当本登高自卑、行远自迩之指针,对国家社会之实际需要,授与诸生以实务中必需之知识,俾诸生于力学之中,更能力行,而更即行以求知”,故学校“所研究传习之道,必为救国救世、三民主义之达道,所授予诸生之课业,必为担当革命建国事业之实际”;希望“诸生所修习者,虽有文、法、工、农、商、医诸系别之分,而均不可不于入学之始,立定为国家效忠、为同胞服务之志向!一切个人本位之企图,与我国过去文人浪漫不羁浮华不实之故习,均当摧陷而廓清之”,从而造成“非仅博通学术之专才,实为革命建国之干部”。蒋还对其文武合一、术德兼修的教育思想进行了阐述。[23]蒋的训词,反映了他长期主张的政教合一思想,以及对人才培养的要求;确定了中正大学的办学宗旨,三民主义教育及阐扬三民主义被定为学校教育与研究的中心任务。中正大学后来成为国统区三民主义教育与研究的主要力量之一。
教育部长陈立夫发来训词:“江右人文蔚起,代有传人。明义利之辨,鹿洞遗风;昭忠贞之心,文山大节。今兹创校,式冠嘉庑,讲舍宏开,更逢令日。所冀领导群伦,景行仰止,以开来学,且绍前修,本部长有厚望焉!”[24]陈立夫以古励今,对学校也寄予愿望。
熊式辉为奠基碑石撰写了碑文,并在开学典礼上做《中正大学之创立及今后之希望》的长篇演词。如前所述,要把中正大学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熊式辉一直有自己的主张。严格地说,他创办大学的目的,与其说在教育上,不如说在政治上。他从其改良型或者说创造型的地方政治目标出发,对教育的要求,一直是为地方政治实践提供实用型的人才,这既是他秉承蒋介石之意坚持在江西开设大学的初衷,也是他起初不大愿意将中正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的深层原因。因此,在开学典礼的演词中,以“创议人兼前筹备委员会主任”的身份谈对学校的“希望”,亦即自己的办学主张。在他所谈三点希望,即发扬三民主义之学术思想、实验政教合作之计划教育和建立民族复兴之精神堡垒中,一、三两点分属指导思想和基本目标,第二点则是他之根本的办学主张。他将这一主张系统表达为:理论上,大学要能成为一般政治人员之理论研究所,用各种方式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学理,使之增进创造力和自信心;一般政治人员则应成为大学之理论证验者、推广者及题材供给者,不断反映实际问题,提供实际资料和研究课题。技术上,大学要能成为一般政治工作之技术供应部,接受政治工作者的咨询并解答其疑难;还要搜集整理各种实际资料与经验,编为专书,一面提供政府机关作为工作手册,一面教授学生作为补充教材。人员上,大学要能成为一般政治机关之人才制造厂,省县乡镇各机关所需干部之质量和数量,应约定大学负责培养;大学养成的人才,各级机关则应负责任用,使学校成为有计划之人才制造厂,国家得适用之人才,学生有一定之出路。为此,大学教育计划必须力求与行政计划相扣合,协同一致,作连锁式推进,在直接完成教育计划的同时,间接促成行政计划,从而使政府的行政计划有其生动之灵魂,大学的教育计划有其寄托的形体。熊式辉认为,这就是有计划之教育,就是真正的“政教合作”[15]。从根本上说,熊式辉的主张,既受到近代日本教育思想的影响——与他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大学的背景有关,也源自蒋介石,是对蒋介石“大学教育必须与地方政治完全扣合”、“政治与教育应打成一片”等思想的落实。当然,在教育计划、人才培养方法上,熊式辉也有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有适应现实政治需要的一面,但与教育的自身规律与要求也存在很大的距离。
熊式辉等对中正大学寄予极高的期望。在反复修改的奠基碑文和开学演词中,他将中正大学况之为民族复兴的精神堡垒,并以普鲁士创立柏林大学促成德国兴起的事例,来引申中正大学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与意义,指出不但要通过学校的学术研究,来“造成中国民族文化之主流”和中华民族能“自树立其创造性之学术体系,以求有所贡献于世界人类”,而且要“毅然以复兴民族之精神堡垒自任”,“以达成革命建国之历史使命”。胡先骕在论述学校身负“阐明总理遗教与发扬总裁的政治理想”的责任和“尤足为吾国民族复兴之象征”的意义时,还认为学校要“求树立新中国高等教育之基础”,“求自然获得全国高等教育中领导的地位”[26]。这些期望,反映了大学教育在民族复兴中的真实使命,以及人们对大学作用的真切希冀,但显然也有不合实际、过于自信的成分。
中正大学的创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全国重要报刊都做了报道,就是在上海沦陷区的《申报》,也连续三天刊出报道,称学校的创立“意义至为重大”。中正大学开学时设立文法学院、工学院、农学院3个学院9个学系。其后几年间,学校逐年发展,又在赣县龙岭设立了分校,“规模渐宏”,1944年时,“教员与学生盖五倍于初矣”。在抗战的艰难条件下,有这样的发展,是很不容易的。首任校长胡先骕为学校的办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1944年4月辞职后,由萧蘧继任。1945年1月,为避日军的窜扰,学校迁至宁都长胜,赣县分校也并入本部。抗战胜利后迁至南昌,经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及江西省主席曹浩森协助,借用昌北望城冈的军政部营房为校址,1946年1月在望城冈开学。学校相继增设理学院,文、法学院分立,增设数学、物理、化学、历史、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法律等学系,到1947年,中正大学共设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18个学系,以迄于全省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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