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府,古已有之,但把高等学府称为“大学”,在我国则是清朝末年之事。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被誉为“东方康乃尔”的天津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的前身)创立,这就是我国第一所新式大学。在当时,其头等学堂的毕业生可免试进入美国哈佛、耶鲁等著名大学。有意思的是,出任该学堂的首任督办,也就是我国的第一位大学校长,竟是素有中国“商父”美誉的盛宣怀。以“铜臭”之身,聚书香之气,盛宣怀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的确耐人寻味。 盛宣怀与中国现代教育有着不解之缘,其创办北洋大学堂仅仅是一个开始。盛宣怀为什么如此热心教育事业,究其原因,恐怕与他自身的经历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一方面他是传统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与“西学”相似的经世之学使他终生受益,特别是通过从事洋务事业,他深知“西学”的重要,却又深感自身知识的不足,在具备一定经济基础之后,捐资建学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所以说,盛宣怀堪称我国捐资创办大学的始作俑者,而且在他的整个办学理念中,莫不闪现着“经世致用”的光辉,他为北洋大学堂定下的校训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治学理念延续至今,始终未改。
甲午战争后,盛宣怀更是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认为国家欲图自强,筹设学堂、培育人才是关键。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西国人材之盛皆出于学堂”。在他的倡议下,1895年10月2日,光绪帝御笔钦准设立北洋大学堂,这一天也成为中国第一所大学建校纪念日。
北洋大学堂创建后,盛宣怀秉承“事事研求”的人生宗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形成了“西学体用”的思想理念。首先,他采用专家办学模式,奏明皇帝“须遴选深通西学体用之员总理”,聘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具体掌管设在天津的大学堂,并聘请了一批外籍教员。其次,针对当时清王朝在处理内政外交上急需熟悉法律的人才,以及急需开发矿业资源、发展机械加工工业的实际,开设了法律、土木工程、采矿冶金、机械工程等学科,并随着事业的变化,及时改变专业设置,添设新的专业。第三,盛宣怀认为“师范、小学尤为学堂一事务中之先务”。所以他又开始了培植师资和生源的工作,1897年他建立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新式师范学院,以及第一所外院(即小学),连同相当于大学附中的北洋大学堂二等学堂,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三级学制,为中国新式系统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第四,盛宣怀注意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培养专门人才。学生入头等学堂先学习第一年基础功课,学完后,由总办、总教习察看每一个学生的资质,酌定今后的学习内容;即便是出国留学,也要根据每人的资质,选其专门学科去深造。第五,确立了“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的校风。
盛宣怀除了创办了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外,他还创设了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新竹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附设译书院、电报学堂、航政科(今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前身)等。为适应清政府经济特科的选拔,他精心开办了“特班”,专门培养政府官吏,如为发展铁路事业,开办了“铁路班”。
盛宣怀与大学教育的渊源并不只体现在他亲自创办的这些学堂上,1916年4月27日他去世之后,其十余万卷的藏书被民国政府一分为三,分别给了圣约翰大学、西安交大和山西铭贤学校。解放后,这些藏书的分配又被作了重新调整,安徽大学、华东师大、山西农大成为新的受益者。甚至连盛宣怀与朋友来往的六百封信札,也被香港中文大学所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