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郑晓江老师

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  杨柱才

郑晓江老师辞世很突然，令世人惊愕，也令世人不得其解。我常常会想起郑老师其人其学其事，心中总有许多的记忆与怀念。

最早认识郑老师是在1980年代中期，那时郑老师是江西大学（1993年并入南昌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一位青年教师。1986年春季，郑老师与另一位教师为我们哲学系83级讲授“中国哲学史”第二部分，也就是宋元明清哲学。这个课程体例也是那个时期全国高校哲学系通行的做法。郑老师是主讲教师，印象中他从陆象山一直讲到孙中山。北宋至朱熹由另一位教师谭邦君讲授。郑老师讲课准备很充分，也常常讲述一些与教材不一样的观点，有时也穿插讲一点学界的动态，同学都很感兴趣，甚至引起一些课外的讨论。比如，讲到王阳明，《传习录》有一则典型公案：先生（王阳明）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也就是通常所谓“南镇观花”。那时一般教科书往往以主观唯心主义的论调，对此加以分析和批判。郑老师则不同，他说这个公案应当从认识论的存在与思维的关系，而不是从本体论的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来理解。前者关注的是主客的对象性关系，后者关注的是何者为第一性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从认识论上讲，必须主客同时存在并建立联系，认识的过程才可能发生，与认识主体没有关联的外在客观事物在认识论上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王阳明所谓“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当然也就不必批判阳明的所谓主观唯心主义了。这样的讲述，今天看来并不稀奇，但在当时无疑是很大胆，也是很有见地的。当时的学界，伴随着全社会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浪潮，也出现了许许多多新颖的热点问题及讨论，郑老师也不时为我们介绍，比如关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持续争议，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等等。因此，听郑老师的课，不仅获得了书本知识，也获得了书本外的信息。但这个时间段，我与郑老师并没有实际的交流。

大约在1989年的冬天，我的硕士论文已完成初稿，有一次在系里遇到郑老师，他问我做的什么研究，我答欧阳修。大概郑老师对于专人的研究并不怎么感兴趣，或者也是那个时代一种普遍的风气，尤其地方院校，喜欢大叙述，大议论。郑老师几乎没表示任何的意见，我们也就没有交谈。当然，我对于郑老师关注什么，研究什么，也几乎不怎么了解。后来，我硕士毕业后在南昌的一所财经类院校任教，经常回到江西大学找老师同学聊天，慢慢知道郑老师正关注中华民族精神起源、中国人生哲学精神之类的问题，而且先后有著作出版。稍后，郑老师又开始关注西方人生哲学精神的问题，与我的一位同学合作，出版了《西方人生精神》。因此，我有一个印象，这一时期，也就是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前期，郑老师关注的是人生哲学的问题。

1995年夏天，郑老师与杨雪骋老师、李承贵兄为了学科建设的事情造访北大哲学系楼宇烈、黄楠森先生，我那时在北大念博士，事先做了一点联络的工作。那时北大东门外常常有旧书摊，我们也曾路过，我捡了一本文革后期北大学生做的《论语批注》，当时心里就想，作为一种史料是有意义的。一路也聊了一些话题，郑老师说的话，有一句至今仍然记得。他说：“有意思，现在学术界开始转向学术研究了。”我当时听了，心里的反应是，郑老师很了解学术界的前沿动态。但由于我自己没有什么学术的经验，心里的想法始终没有说出来。也就是这次北大之行吧，我还陪同郑老师他们几位参观了著名的三松堂，事后郑老师写了一篇记三松堂的文字发表，后来还收入了蔡仲德教授编的一部纪念冯友兰先生的集子。我由此又得到一个印象，郑老师兴趣广泛，思维敏捷，下笔成文。

从1993年以后，江西有关于赣文化的讨论，甚为热烈。郑老师是其中的中坚，是所谓“赣文化三剑客”之一，还创办了《赣文化研究》辑刊，至今仍在延续。这倒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有一段时间，郑老师主持古籍研究所的工作，但做得更多的是他自己的研究。顺带说一句，南昌大学有古籍研究所实在是一个创举，惜乎始终无成。时至今日，也不知道这个所是否还存在。当然，这个责任并不在郑老师，其原因实在是很多，而且做古籍研究也并非郑老师所长。据我的观察，郑老师的学术重心恐怕并不在古籍研究，也不在赣文化研究，而仍然是人生哲学的问题。大约就在这个时期，郑老师常常研究死亡哲学的问题，常常写关于死亡哲学的文章，甚至有一篇文章题为《论建立科学且合意的死亡观》。我默然，只觉得郑老师勇猛的不惧怕死亡。当然，郑老师也仍然在中国哲学领域有所作为，常常有大块文章在境内外知名杂志发表，比如关于周敦颐的，关于陆九渊的，关于王安石的，等等。郑老师还与台湾有关单位联系，在南昌大学办过一次关于赣文化研究成果的奖项，他本人屈居二等，却把一等让给了我这个无名小卒。这件事虽然影响并不大，但我始终记得，我也由此领略到郑老师的宽大胸襟。

对于中国哲学、死亡哲学的关注与研究，郑老师有一段时间一直是同时进行，同时写文章。我印象中，这个时间段大约在90年代中期以后至新世纪开始的五六年。这个时间段也许未必那么确切，但就郑老师对于这两个领域的关注程度及投入程度而言，大致不会差得太远。大约2006年以后，我注意到，郑老师关于人生哲学的讨论，并不专讲所谓死亡哲学，而是讲生死哲学、生死智慧一类的问题，并且注重从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中汲取所谓生死智慧的资源，出版了好几部著作。最近几年，郑老师的学术兴趣似乎又有了新的拓展，除了过去研究的死亡哲学、生死哲学没有放弃以外，又开始了生命教育课题的新探索，而且在江西师大形成了一个生命教育研发的团队，可谓勃然兴起，在境内外有很高的知名度。我由此又得到一个印象，郑老师始终没有放弃人生哲学的研究与探讨，并且不断地开拓新领域、新课题。

再谈一点关于江右哲学研究中心的事情。2003年，江西省教育厅设立了一批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是其中之一。中心成立之初，郑老师担任主任，随即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社会服务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并主持出版了“江右思想家研究”丛书，在省内外有良好的影响。郑老师主持中心工作期间，我参加过两次学术活动，一次是抚州南城的李觏学术研讨会，一次是宜黄的欧阳竟无佛学思想研讨会。总体印象是，郑老师很有组织活动的能力，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把会议办得有声有色。2005年以后，郑老师去了江西师大工作，接着办了个江右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同样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可见，郑老师是有一个江右的情结。应当说，南昌大学的江右哲学研究中心与江西师大的江右思想文化研究中心，都是郑老师直接参与筹办，郑老师是出力最大的人。这两个中心代表了江西学界对于传统哲学思想文化研究的水平，也肩负着推进和发展江西传统哲学思想文化学术研究的使命。理当再接再厉，大步前进。

郑老师向来乐观开朗，广种善缘。为学认真，著述丰富。办事高效，业绩显著。郑老师的离去，是江西学术界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