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中国死亡智慧》一书而作 韦政通 一九八九年五月，在北京卧佛寺由中国文化书院、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合办的“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研讨会上，我与郑晓江教授初次相识，会上人多，并没有多少交谈的机会，仅知他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同行。 一九九一年十月，郑教授托人带来一册新著《中国人生理论史鉴鉴》(舆程林辉合著)到台北转交给我，从此我们有了书信往来。这是一部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人生哲学，做系统研究的专著，上自先秦诸子，下及近代的康有为、孙中山，除了学术的价值之外，也溶入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与理解，其目的是希望对现代中国人建立新人生观有所启迪。 九一年后，我又收到郑教授八九年出版的《傅统——现代人的两刃剑》，和九二年出版的《中华民族精神之源》，前一部是以检讨大陆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为起点，批判地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并为评价西方文化提供新视野、新方法。后一书是本著“既不苛求古人，更不盲目推崇古人”的态度，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做一种追究根底式的探索，期有助于现代中国人认清传统民族精神的源头及特质，从而增强历史责任感，使中华民族永远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其写作方式，除了观念性的阐述，也著重民族精神在传历史中的具体实践，以及现代价值的反思。 我读这些书，总的印象是：其人勤奋、好学、热情；其书文思敏捷，才华横溢，能分析、能综合，因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使内容不局限于学术，而是为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在思考。 郑晓江教授在文革后才踏入大学之门，是典型的新一代的学人，青少年时，遭逢毁灭性的十年，根本无法受常规的教育，在这种历史断裂的情况下，无论是理解或精神，要接上中国文化思想的大传统，谈何容易!在我对大陆书极有限的阅读中，新一代的学者，针对某一断代、某一专题而有相当成就的，已大有人在，像晓江以三十多岁的年纪，离开大学不到十年的时光，就能贯通古今，写出几本够水准的著作，尚不多见。由此不难想像，他在作为一个教授的清苦生活中，精神是如何愤发，意志是如何坚定，没有“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是很难干得下去的。尤其近年来，在知识分子纷纷“下海”的风潮中，晓江仍坚守自己的志业，在江西大学青山湖畔的斗室中，埋首钻研，奋勇向进，著作不辍，实在令人敬佩。 《中国死亡智慧》是我读到他的第四部著作，是最新的工作成果，与以往的几部比起来，规模虽不如《中国人生理论史鉴》、《中华民族精神之源》宏大，但思考更加精密，学术的品质也有所提升，这一类的题目，在研究中国文化思想的领域里，也是一向比较忽略的。因为作者在撰写《中国人生理论史鉴》一书时，便已相当全面地阅读过历代的重要经典，那时已发现很多地方都谈到“死”的问题，因篇幅所限，无法一并处理，故此书可以说是从事人生理论探索的延伸而得到的副产品。 我读《中国死亡智慧》的印象，觉得此书至少有三大特色： 第一，中国死亡学的类型化 中国思想傅统中的儒、道、释三家，对死亡问题的处理，含有丰富的智慧。这是一般都知道的。但本书的讨论，在三家之外，还包括墨家与法家。探讨的方式，除了阐述各家有关死亡的基本概念，主要内容，还特别注重其特色，显示欲将中国死亡学类型化企图。类型化有助于我们在广泛的论述中，把握各家死亡学的特质：例如（1）儒家：作者认为具有人文精神的儒家，是从其特有的宇宙创生论和哲学本体论出发，指出“乃是人自然且必然的归宿，这种对死亡的基本太度度，本质是理性主义的的，在中国历史上起了抑制宗教情绪漫延的作用。（2）道家家：道家视“死”为大化流行的某一特定阶段，具有动态性、与“生”的共通性及必然的性质，这种对死亡本质的看法，基本上走的是一种自然的理性主义道路。其与儒家的不同，在道家要求上弃人间的分辨判断的小智，摒弃世俗人的逻辑和思考模式，直接与“大道”同一，然后再观照生与死，这是一条体验式的神秘主义途径。(3)佛家：依据佛家的死亡智慧，人不仅有“生”，且有无数循环之“生”，而“死”不过就是这种轮廻不已之“生”的中介或桥梁，佛家又揭示了“死”是人永远摆脱不了的痛苦归宿，是另一种痛苦的开端，这种死亡智慧的基本点，在于以“苦”以“死”来激发世人出家僧。看破红尘，进而超越生死。(4)墨家：在死亡问题上，墨家采取了一种实用的经验主义方法，重点在对死进行效用性的实利考察，不仅对“死”取一种纯理智的态度，也充分注意到死亡过程中人的情感问题。墨家还特别反对人在生死问题上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推崇一种极有为的生死观。（5）法家：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死亡智慧，主要是从“定理有存亡”的角度观照死亡的本质，又借助于老子的“道”来打通本体界与现象界，从而提供给人们一种冷静而又理智的死亡智慧。韩非认为，人们在利己心的驱策下，可以赴死不惧，而君主们可利用这一点来治国安邦，因此在法家，政治的价值高于一切，国家的安定重於人民的生死，透露著法家死亡智慧的冷酷性。 墨家、法家在中国传统的死亡学中，难具备一定的特质，而成为独特的类型，但其内涵与涉及的生命层面，毕竞不能与儒、道、释三家等量齐观，这一点在本书对各家的铺陈中，大抵也看得出来。死亡智慧或死亡学的探讨，基本上都是宗教性的，一九九三年傅伟勋教授在新著《死亡的尊严舆生命的尊严》中，举出“非制度化的宗教”的十项要素是：(1)开创人格。(2)基本圣典。(3)终极关怀。(4)终极实在。(5)终极目标。(6)终级承担或献身。(7)解脱进路。(8)世界观。(9)人生观。(10)精神共同体。仅管在程度上有轻重、强弱的差异，儒、道、释三家大抵都具备这十项要素，而对死亡进行效用性的实利考察的墨家，舆视政治权力的价值重於人民生死的法家，显然是不完备的。由此也似乎不难了解，墨家、法 家，在重视生命一价值问题的中国文化思想传统中，终于无法成为主流的部分原因。 第二，理论与实践并重 死亡智慧或死亡学，显然可以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哲学家处理死亡问题，本来就是如此。但在重视生命与价值问题的中国文化，一向强调实践，所以死亡智慧或死亡学，在理论的探讨之外，在历代的人物中皆不乏具体的见证，有了具体而活生生的见证，才能使理论性的智慧，化为人格的光辉，才能发挥感召的作用，扩大其影响力。 基于以上的了解，我认为本书在展示各家死亡智慧的基本观念、主要内容之外，更进而阐述了具体历史人物的活动，以及他们对生死的看法，尤其是描述他们如何运用观念性的死亡智慧于现实生活之中，相应于强调实践的中国文化传统而言，作者如此安排，不但合理，且有必要。 书中列举儒家死亡智慧的实践者，有“杀身成仁”的文天祥，宁死不辱君命的苏武，“鞠躬尽瘁，死而後已”的诸葛亮。道家死亡智慧的实践者，除了《庄子》书中一些“齐生死”的人物之外，还包括视人间富贵荣华为粪土的严光，好为“逍遥”的宗炳，“相忘於江湖”的渔父。佛家死亡智慧的实践者，乃直接以其开创人释迦牟尼为例。墨家死亡智慧的实践者，有“死易生难”的公孙杵白和程婴，尚羲的死士田光、荆轲舆高渐离，家财万贯却主薄葬的杨王孙。法家较特 殊，如使秦国富兵强，却身遭车裂的商秧，玩弄权术终被权术所害的李斯，他们当然不会自愿去实践法家冷酷性的死亡智慧，却不能不自食其果，不得不沦丧於他们竭力拥戴的“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的权力游戏之中。 第三，中国死亡智慧的现代意义 文化有盛衰，历史有兴亡，社会有变迁，而人必须面封死亡的问题，这却是千古不变，人人平等的。因此，传统中国的死亡智慧，对现代人仍具有一定的意义与启示，本是自明的道理。傅伟勋兄在前引的书中，是要促进“临终精神医学到现代生死学”的建立，却以许多篇幅介绍儒、道、佛三家的生死观，自然是因为其中仍有丰富的资源，值得现代人借鉴。 虽是自明的道理，要一一加以说明，也需要一番思辩的功夫。根据作者的说明，对一般人而言，儒家教人要“乐天知命”，无所忧虑，重要的是如何搞好生前事业的开拓，以生前的努力来消弭对死亡的恐惧。在进德的高层次上，则希望将个体的有限生命舆整个的永恒德性合为一体，以超越畸空的特性，摆脱个人的死亡。道家死亡智慧对现代人的启示，也可分高低两层，在低层次上，道家主张“卫生之经”，又重视“养生”，它要求世人，虽不必为“生”而喜，也不必为“ 死”而悲，但作为自然造他的“人”，还是应该保住“生命本真”，努力活够大自然赋予的生命时限。在高层上，人既然必死，就应经由“无欲”、“虚静”的工夫，与无为自然之“道”合为一体，以达到个体生命的永恒。佛家视世俗之人无不陷入永受苦难的生死轮廻之中的智慧，除了有助於沉溺在感官享乐，从不思死后事的芸芸众生清醒之外，还是以激发人的悲悯之情，将之转化成一种自觉地为他人为社合忘我的奉献精神。墨家本诸“摩顶放踵，利天为之”的救世精神，而主张积极有为的生死观，有助於重建现代人的社会责任感；对人死后的安排上，墨家要求薄葬、节哀，这种冷静务实的态度，在今天岂不仍具有现实的价值?在现代意义上，法家是一个例外，法家视人命如草芥，政治权势的价值高于一切的生死观，本书作者认为应该予以彻底摒弃。 本书的内容，虽已包括中国大传统中最主要的五家，但毕竟是概述性的，中国的生死之学(“生”、“死”问题，密切相关，本书的书名如易以《中国生死智慧》，也无不可)，还有广大的天地可以发展，研究的方式也可以多样化，例如儒家，五十年代唐君毅先生的《死生之说与幽明之际》(见《人生之体验续编》)，即本于“知生以知死”、“敬鬼神而成人生之大道”的儒家立场，就祭祀舆礼乐，阐发儒学如何澈通死生舆幽明，显示儒家生死学舆各大宗教之不同。至於佛教，诚如傅伟勋兄所说，“生死大事”四字足以说尽佛教的存在意义，而佛教的经典已非“汗牛充栋”所能形容。与道家关系密切的道教，乃专门探求不死问题的本土宗教，目前正风行海内外的气功，乃源於道教的内丹派，学习气功是为了养生，研究气功，也可以就是一种延后死亡之学，这门学问正方兴未艾。一九八三年，余英时教授发表《中国古代死后世界观的演变》一文，主要探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人关于天堂与地狱的观念，所使用的材料，有最新考古所获，文献方面也几皆在本书之外。 最后，我想对本书处理的技术上，提出几点看法：(1)研究古典的引文，究竟应引用原文，还是要译成今文，这是一个可以商榷的问题。为了一般读者阅读古典的方便，将古代重要典籍译成现代通行的文字，碓有必要。但学术性著作，我认为仍应引用原文，如原文特别难懂，不妨将译文纳入注中，正常的情形下，应在解释中加入解决。如果是通俗性的著作，不妨将原文翻译，但必须一律。像本书忽而引用原文，忽而又译为今文，使行文显得很不协调。(2)历史人物在死 亡智慧的实践上，本书采取的办法是根据史书的记载直译，这不但使文字冗长，也与其他部分的论述文体有些不调和，似乎可就人物走向死亡的过程，就其重点设计出一系列类似概念架构的条目，如“人生遭遇”、“死亡智慧的体认”、“死亡的抉择及其心理状态”、“死亡过程及临终遗言”等等，逐点加以分析和说明。 韦政通一九九四年元月三十一日序于台北内湖碧湖之滨 （本文转自韦政通先生为郑晓江1995年在台湾出版的专著《中国死亡智慧》所作的序，标题是编者所加） 作者简介：韦政通，男，台湾大学教授。台湾知名思想家，哲学家、政论家，出版过30多种哲学、思想、文化类学术专著。曾任《中国论坛》编委会召集人，主攻中国思想史，颇有政治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