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学何以要向西方取经？ 龚鹏程 生死学是近年新兴的热门学科。此一学科在台湾的发展，是傅伟勋先生参考美国“死亡学”之范畴，再加以东方哲思以及他个人之生死体证而创立的。一九九五年，他应我之邀，返台担任佛光大学南华管理学院教职，负责规划生死学研究所，正式建立了这个学术领域。虽不幸次年他即逝世，生死学之研究却未因此受挫，闻风继响或桴鼓相应者，颇不乏人，郑晓江先生即其中极重要的一员。 郑先生是我江西老表，不但在生死学领域著述宏富，推动大陆在这方面的研究，贡献厥伟，亦曾多次来台，与台湾相关学人及机构交流印证。对生死学有宏观之认识亦有专精之研究，本书即为一例。承郑先生好意嘱我先读一过，不免有些感想。 生死学如前所述，乃是新兴的学科，学科的模型，又曾参考西方死亡学之研究。此即不免令人误解，谓中国人本来不讲也重视这门学问，恰好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更让人觉得儒家不谈死亡，中国人也忌讳言死。 中国人忌讳谈死，是确实存在的社会风气；但讨论如何面对死亡，却与一般人所理解者不同，恰好是整个儒学最根本、最重要的义理所在。 因此，王阳明《傅习录》卷三载：门人问夭寿不二，先生曰：“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疑，方是尽性至命之学。”勘破生死，比看穿声利嗜好都难，所以阳明说得如此郑重。一切儒家所讲的养心养气工夫，也都要在生死交关时，才看得出真正的本领，看看是否真正冲得破这一关。 此亦阳明所以云“夭寿不二”之故。卷一云：“至于夭寿不二其心，乃是教学者一心为善，不可以穷通夭寿之故，便把为善的心变动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见得穷通寿夭有个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动心”。在面临死亡之际，不忘平生操持，能够不动心，才叫做寿夭不二。 不但自己面临死亡威胁时要如此，遭逢亲人爱人死丧之变，也要能如此，故卷一载：“陆澄在鸿胪寺仓居，忽家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忧闷不能堪。先生曰：‘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责备陆澄，颇有“礼记、檀弓”曾子责备子夏哭子丧明的味道。此亦教人寿夭不二，养心以中和为要。 由此看来，儒家何尝不讲生死？其所谓未知生焉知死，自是“寿夭不二”之意，告诉人生死一如，不善待生，即不善处亡。是以卷一载：“萧惠问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昼夜即知死生’，问昼夜之道，曰：‘知昼则知夜’，曰：‘昼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昼？懵懵而兴，蠢蠢而食，行不著，习不察，终日昏昏，只是劳昼。惟息有养，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无一息间断，才是能知昼。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昼夜之道’”。人能真知昼，才能知夜，真懂得生，才懂得死。阳明此语，乃孔子“未知生，焉知死”之正解，斯非不言死，非讳言死，而是真正教人如何修身俟命，安顿生死问题的言论。 换言之，儒学真工夫、真践履、真印证处，正在教人如何面对死亡。它讲“修身俟命”、“保合太和，以正性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千古艰难唯一死”、“死生丧乱不易其操”……等，都在强调这一点。 儒学如此，老庄之学，细细勘之，重点亦在教人面对死亡。“一死生，齐彭殇”“安时处顺”“生为徭役，死为休息”“死生为旦暮”……等，表现的是另一种生死学的智慧。 儒道之生死智慧既如此深刻重要，我国人处死生之际，理应可以无惑矣。然而不然，却须待傅先生等人由国外之死亡学经验转手建构起来，又是什么缘故？ 据我想，非我国深刻究极之生死智慧不够高明，而是这类思想多半仅从个人之思想说、修养工夫说，缺乏一套制度予以配合，未把死亡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去处理。用傅伟动先生的术语来说，就是有关“个体生死学”的部分讲得多，而在“共命生死学”的部分谈得少了。 其次，对于死亡教育之推广亦嫌不足。仅哲学式地讲生死智慧，或将生死智慧化为人生态度、人生哲学，并不足以解一般人之惑。对不同的死亡状况（如自杀、刑戮、横灾、战争、老、病……等），亦未教人不同之处理方式。故概念之辨析虽然深刻，具体的对应之法实少涉及。民氓处死生之际，往往无所措手足。这些地方，便是现今推动生死学时亟应著力之处。郑晓江先生这本书即在此等处见其精彩、显其功力。谨为此序。 二〇〇一年五月于佛光大学 （本文转自龚鹏程先生2001年为郑晓江先生在台湾出版的专著《生命终点的学问》所作的序 ） 作者简介：龚鹏程，男，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历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美国欧亚大学校长等职。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杰出研究奖等。2004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