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江：一位洗涤人类心灵的学者 《赣风》杂志 熊明 郑晓江印象 郑晓江的大名，早在数年前就听一位IT界的朋友说过，还把郑教授送给他的著作在我面前炫耀一番。这让我记住了郑晓江的大名。俗话说，山不转那水在转。没想到事隔多年，我居然有幸采访郑晓江，恭听他的生死哲学与生命教育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的人生经历。 眼前的郑晓江身穿深色短袖T恤衫，略微发福的身子显得沉稳厚实，圆圆的面庞，淡淡的微笑，给人一种安全感。最吸引眼球的地方还在于他的额头很宽，印堂发亮，乌黑的头发往后梳着，整整齐齐，精神焕发，一看就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大学者。 说实话，我对于郑晓江虽久仰其名，但不了解他所从事的学问研究。只是隐隐约约地听说他是研究生命教育的，这让我有些不解：生命教育？教育什么呢？仅仅是劝人珍爱生命？这也未免太狭隘了。对于生死这个所谓的“关”，我们出生在六十年代的人有几个人是贪生怕死之徒？倘若云云众生都自私到人人自保的境地，那么，在战争时期，谁来保卫祖国，谁来保卫家？在和平时期，谁来见义勇为匡扶正义？ 带着这种固有的甚至是有几分抵触的心态，我开始了这次颇有几分“抬杠”意味的独特的高端人物访谈！ 对于我提出的观点，郑晓江以他“只缘身在最高峰”的广阔见识，感慨地说：“像你这种理解生死的人很多。我在一次生死哲学国际研讨会上曾经为此和国外的与会学者进行过激烈的交锋。一些人甚至糊涂到把制造恐怖袭击、造成平民伤亡的‘人弹’也奉为英雄的地步。”围绕这个问题，郑晓江滔滔不绝、旁征博引地开始了关于生死观演讲。从文天祥、谭嗣同、董存瑞一直讲到少年英雄赖宁甚至谈到马加爵…… 童年的思考：幸福从心开始 郑晓江为什么会进入到研究生死哲学和生命教育这个冷门的学科领域呢？其实，早在童年时代的郑晓江便开始思考生活与活着的本质区别。 郑晓江十一岁那年，便随父母奔向“广阔天地”去接受“再教育”。从城市到乡村，对一个孩子而言，新鲜事太多了，以至完全察觉不出这种生活的巨变有何不妥。 这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小村，你可随处嗅到弥漫在空中的混合着青草、稻谷、泥土和牛粪的气息。村后有一碾米房，一头老牛喷着响鼻拖着沉重的石碾围着米槽不停地转动。 他在这小村庄一呆便是五年，村民们劳作的程序、生活的状态似乎从未变动过。人们关心的只是盖房、娶亲、生子、丧亡，周而复始，变化极微。这样单调重复的日子，让童年的郑晓江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这仅仅是活着，而非生活。 “我为什么而活？我为什么这样活而不那样活？我怎样才能活得更好？我怎样才可实现自我的追求？我应该如何为社会、他人做点事？”，如此种种，一系列奇怪的问题时时浮现在郑晓江的脑海中。 高中毕业后，一辆卡车把郑晓江送到了武夷山垦殖场山洼里的大坑知青队，开始了漫长的清水煮竹笋、红锅炒萝卜的漫长的知青岁月。四年之后，他考取了江西大学哲学系，第一次进饭堂，看到黑板上列出十种菜，干菜烧肉的价格是一角伍分，真是令人兴奋。可排队的学生们却叽叽喳喳：怎么只这几种菜？食堂的菜味道太差了。郑晓江却觉得这简直就是天堂中的晚餐——尽善尽美。食堂的饭菜，使郑晓江明白，人只有吃了很多苦，只有在极度贫乏的物质条件下生活过，只有遍尝人间艰辛之后，才会觉察到甜，才能对生活的某种改善感到满意，才会珍惜那怕是一点点成功引起的微不足道的愉快。 而今，郑晓江和他的助手正在着手面向大众讲授《幸福从心开始》的理念：如何重新认识幸福？重新获得幸福？我们如何从“心”发现幸福、重“新”开始追求真正的幸福？将人们的幸福观从追求生活水准的提高转移到追求生命品质的精神层面，使人们能够正确对待自己的幸福。 板凳要坐十年冷 郑晓江1982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即以中国人生哲学为研究领域，并顺延着进入了生死问题的探讨。他个人研究生死问题有二大基础：一是对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死亡哲学不懈探讨形成的“中国传统生死智慧”的视角，即驻足于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由生观死”又“由死观生”的理论方法；二是在理论性的生死问题探讨之外，特别关切现实人的生死问题，始终把“中国人之生死问题”为自己理论研究的核心向度，为此还提出并践行了“思想考古”的方法。所以，郑晓江的理论目标是：希望人们首先能够“学习生死”，即对人之生与死各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探讨，认识之并掌握之；其次则希望人们能够进一步去“学会生死”，即在学习生死的基础上构建人生智慧与死亡智慧来应对复杂的生死问题，并进而去解决人生问题、超越死亡问题。 在研究中国人生哲学与生死智慧的基础上，郑晓江在南昌大学开设出了“生死哲学”课，在对学生进行死亡观教育的过程中，试图让学生们沟通“生”与“死”，破除生死截然二分的流行观念。1994年，郑晓江开设“中国死亡智慧”的选修课时，约有200余学生报名听课，而到了1997年，开设“生死哲学”的全校选修课时，第一学期有1360余人选修，第二学期也有1230余人选修，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现代中国人迫切地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从2006年开始，郑晓江与研究所另四位老师联合在江西师范大学开设了“生命教育与生死哲学”的选修课。二十多年的“冷板凳”坐下来，终于有些“热”了——这让郑晓江心中感到欣慰！ 超越藩篱，扩充研究视野 “草莓一族”，这是我从郑晓江这里听到的新名词，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最形象、生动而能准确传神地描述当下青少年的心态的词汇。郑晓江十分痛心地说，曾经有个外省的大学生跳楼自杀身亡，理由居然是学校的饭菜他认为太难吃了！还有的学生固执地说什么：我没有权利选择生，但我有权利选择死。生命是我的，我有权利放弃！ 郑晓江认为，这是当下大学生那种“一无所有”的焦灼感在作祟。人们总喜欢横向比较，却很少会纵向比较，拿今天和自己的昨天比较。郑晓江希望人们要把纵向的与横向的比较相结合，感知到自己的不足，珍爱生命。要逆风飞扬，带着对于生命的呵护，郑晓江有时也深入监狱去对服刑人员讲学，和服刑人员进行思想互动，倾听服刑人员的心声，通过深入浅出的引导、分析，让服刑人员感知亲情与生命的可贵，引发对于人生的思考。 郑晓江通过近三十年之久的研究，创立了生死哲学的“六大原理”，并在哲学方面的权威刊物《哲学研究》上刊载出来，并以生死哲学的六大原理为核心来开展生命教育，其中解决人生问题的有四个原理：生命与生活紧张之原理；人生时光与物理时间不等式的原理；“生命共同体”的原理;人类生命“二维四重性”的原理。在超越死亡方面有二大原理：“生死互渗”之原理；“死是生活的中止，生命可以永存”的原理。 这些原理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也通过他的演讲给越来越多的人生死智慧方面的启迪。 如今，这位游走于生死之间的思想者，依旧乐此不疲地奔走于各地，不断向越来越多的人分享他对于生死、人生的思索，讲自我研究的生死智慧体系，以最大限度地普及给大众，构建起中国人自我的积极正确的生死观。他即将推出一本凝聚了郑晓江近二十年生死哲学研究心血的新著——《寻访大师》，通过寻访江西历史上的前贤的生命踪迹，把经典还原成人，再还原为生活，唤醒人们不必为概念而活着或者为概念而死去，而要关注自我的生命过程，感觉当下的感性生活，并以超越死亡为终极的人生目标，从而唤醒当代人的生死思考。 《赣风》杂志（以下简称GF）和郑晓江关于生死问题的对话 GF：求生怕死和参透生死有什么内在联系？ 郑晓江：就像“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一样，“求生怕死”也是我们的人性本然。每一个活在和平时期的平凡的人，一般而言不可能“不怕死”，只是那些适用于战争年代的生死观教育抑制了人性的真实表达。其相当程度遮蔽了人们对生死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而且更糟糕的是：在社会普遍宣扬“不怕死”的氛围下，绝大多数老人不好意思对他人诉说死亡之痛，无法表达对死亡的恐惧与担忧，还得不到社会及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抚慰。许多人是在对死亡极度的恐惧中走向人生终点的，我名之曰：生死品质极低。 若人们能够在生命教育中真正明白，死亡是人之生活的终止，人之生命，如血缘生命、人际生命和精神生命可以永存，那么，人之死就不是全部的毁灭，死后生命的永存能给人以莫大的宽慰，从而达到“超越死亡”的境界。 GF：如何看待死亡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情？ 郑晓江：死亡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情。任何人都必死；任何人死后皆是回归大地。可见，一个人仅仅关注“生”，未必能很好地“生”；只有透悟了“死”，并能立于“死”的视角观察“生”者，才能更好地“生”。这就叫立于生命的“终点”来看人生的“中点”，自“死”而得“生”。 GF：既然参透生死，那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郑晓江：实事求是地说，人生在世，不能不去赚钱，不能不去享受，也不是不要去获得权力。这些是我们人的生活中重要的所求和所获；但我们同时必须明白，人生中最最重要的东西并不在金钱、享乐和权力，而在于创造，在于你为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增添了一些什么，一如我们的前辈所做的那样。次之，则在你拥有了多少的亲情、友情、人情，当然，还有极为重要的爱情。这些才是人之生活与生命中最最重要的内含，也是最为宝贵的东西。因为，任何生活中的感性的东西都会朽坏，唯世间之“情”和精神的创造物可以永恒。如果我们生前努力追求之，则在自我之肉体逝后，借助于所酿造的“情”与精神的创造物，就能实现永生不死的最高人生境界。 （本文转摘自《赣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