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白军到红军
发布时间：2011-07-31 19: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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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4月间，我后父家的外甥张池生——当时为国民党军的少尉排长——据说是黄埔生，回乡结婚并招收新兵。这个时候，我因为受不了打骂，已从学徒的光华洋蜡公司跑回家快一年了。因为后父家里也是一大家子人，我母亲一直为我的出路犯愁。此时听说张池生回来招兵，就同我商量，要我跟着去当兵。张池生回乡的哪一天，我看见他穿着军装挎着手枪，威风凛凛的，就想说不定哪一天，我也能混上一官半职的，就能够报复那些欺负我的人了！因此答应母亲去当兵。这样，母亲托人去央求他，把我带去当兵。起初张池生不想带我去，因为我还不到13岁，加上营养不好、个头长得又很小，当不了战斗兵。不知道谁给他出主意，说我可以当勤务兵，这样可以把原来的勤务兵顶出来，下连去当战斗兵。所以，我就跟着张池生去当兵了。后来听人说，张池生因为招了不少新兵，得了一笔赏钱。
这样我就跟随张池生来到福建的“龙岩州”，加入了驻扎在这里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我参加的这支国民党军部队，是福建土著军阀陈国辉的第一混成旅，名字补在第二营第四连为勤务兵，但不给发饷。最小号的军装，穿在我身上也大了不少——上衣的下摆，都快到膝盖了，裤子只能随便找了条颜色差不多的凑合着。说是在四连当勤务兵，实际很多时间，是给营长看小孩。当时那个营长娶了一房姨太太，有个五六岁的小孩。队伍走到哪儿，姨太太和小孩跟到哪儿。由于我也不过是个大小孩，所以看营长姨太太小孩时，经常因为小孩太调皮，忍不住心烦，就把他给弄哭了，小孩一哭闹，就不免影响营长和姨太太他们打麻将等的牌局，有时我就免不了挨揍。记得最厉害有两次，一次是因为我气不过打了小孩一下，营长用皮带把我狠抽了一顿；另一次是因为让我去给连里送信，不小心在路上把信件给掉了，用军棍我给打了个半死。
大约在一年后1929年五月，我所在的营和陈国辉混成旅的主力，奉命去广东潮汕的梅县、兴宁县一带，去参加军阀之间的混战。结果我所在的营，还没到作战的指定地域，就传来龙岩城被红军打下的坏消息。陈国辉是福建南安人，绰号“猫仔五”，当时主要负责龙岩、漳平、宁洋3县，原龙岩州辖区的“防务”，其中最主要的驻地就在龙岩城。一听说老巢龙岩城被红军打下来了，留守部队也给消灭了，就急忙命令部队向回返。当时陈国辉的混成旅有五个主力营，留在龙岩的还有个补充营。陈国辉的这五个营，一共有三千多人，比中央红军入闽的部队人数要多，而且武器装备也比红军好。当时到闽西的中央红军，大约应该不到三千人——我后来加入的红三纵队，在三个纵队中人数最多，加上我们新加入的红军，也不过一千一百来人。所以，红军在龙岩城只带了几天，陈国辉的混成旅主力赶到龙岩附近，开始向红军进攻时，红军只是象征性地打了一下，就撤出了龙岩城。当时陈国辉以为，红军是怕他、打不过他，回到龙岩城后，就在城里大开庆功祝捷会，军官们整天喝的醉醺醺的，以为红军不敢再来了，慢慢放松了戒备，站岗放哨的也松松垮垮。实际上，红军一直就没走远，隐蔽呆在龙岩附近的有利地区，密切观察和注视龙岩城里的情况，寻找有利战机，随时准备杀回来。
过了没多久的一天早晨，天还蒙蒙亮，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原来是红军杀了回来！经过大半天的战斗，大约下午时分，枪声渐渐地平息下来。陈国辉驻在龙岩城里的旅部，和四个主力营大部被歼灭，由于红军是从南、西、北三面发动的进攻，陈国辉只是带了少部分残兵，从东面逃出了龙岩城。我所在的二营和四连，当时驻扎在龙岩城外的“白土”附近，听到龙岩城的枪声，知道红军打过来了，受到红军攻击时，就都跑了。其时我在回龙岩的路上得了疟疾，红军打过来时，我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这样就随着这个医院和伤病员一起，被红军俘虏了。
因为我得的是疟疾，此时已治得差不多了，身上有没有枪伤等外伤，跟着给我治病的一个姓黄的医官，一起到战俘集中地地方去了。起初红军看我长得弱小，又住在医院里，不太想要我当红军。但一来我没地方可去——我是闽南人，虽然在龙岩呆了一年多，可因为当兵不自由，也不认识路，红军很希望这个黄医官加入，就让我给当他的勤务兵，一起编入到红四军的二纵队。我正式加入红军的时间，就在红四军打下龙岩城的第二天，大约是1929年的6月20日，以后每次都是按这个时间填写的登记表。
这个黄医官不愿意当红军，但表面上不敢说，就带着我去了二纵队的卫生队。在路上他吓唬我说，要是不当红军就会被枪毙！让我老老实实听他的，由于害怕我就点头答应了。但在填花名册时，没想到他却将我的原名隐住不报，代我报上了另一个名字——“陈目海”。我的原名叫“曾蚶目”，在国民党军时报的就是这个名字。这个黄医官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并不清楚，当时也不敢追问。之前在国民党军时，接受过反动宣传，说红军杀人放火，我被俘后怕被杀头，处处战战兢兢，因此那个黄医官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根本不敢反抗。就这样，我就被改名为“陈目海”。这个黄医官很有心计，表面上很顺从，实际上一直在窥测逃跑的合适时机。大约仅仅过了十几天，这个黄医官就偷偷溜走了。当时这个黄医官逃跑没告诉，我根本一点儿都不知道，如果知道，按当时的思想状况，大概会跟着他一起逃走。
黄医官这一跑，把我吓得够呛！怕被红军怀疑，把我抓起来杀头，忍不住埋怨这个黄医官，不带上我一块儿跑。加上红军里面闽南人很少，我那时又不太会说闽西话，无法与其他同志交流，这能躲在一边，偷偷哭了一场。也不敢再提我上报的是假名，怕被上级领导怀疑我也想逃跑。后来虽然在部队和上级领导的教育下，明白了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但由于“陈目海”这个名字，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也就很难再改过来了。直到抗战初期，部队重新进行登记，我才有机会向上级详细汇报。当我提出，是不是改回到原来的名字时，记得当时组织部门的那位领导笑着说，“我说你怎么有这么个名字，别改了，这个名字挺好，比你原来的名字要好多了。再说，大家都知道你叫‘陈目海’，改回去恐怕大家都不习惯。”这样，我在登记表上的曾用名，就填上“曾汉牧或曾汉模”，解放后回乡听母亲讲，才知道应该是“蚶目”。不过，我的两个名字里都有个“目”，大概也是巧合。
由于我是勤务兵，根本就不懂医，二纵队的卫生队，只好把我退回红四军总部，另行分配，这样我就又被安排到三纵队。我在三纵队队部呆了很短时间，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伍中豪，他当时是纵队司令，他自己有一个勤务兵，但因为我闲着，那几天主要围着他转。伍中豪非常讲究军人仪表，每天一起床，就穿戴的整整齐齐，就像周恩来总理差不多。不久以后，大约不到一个月，我就又被分配到三纵队的五支队（后来又改为七支队），给一个姓冯的副支队长当勤务兵。由于年代久远，已经记不起来这位冯副支队长的姓名，只是记得他是北方人，长得高高大大的，是个旧军官。当时五支队的支队长是曾士峨，政委好像是欧阳钦（记不太清了）。
打下龙岩城后，红四军在这里休整了一段时间。大约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白军又来进攻，我所在的三纵队，就向东北方向开拔。记得在行军途中，过了好几条河，当时正是南方雨水多的时候，河里的流水都很急，在一次过一条比较大的河时，有好几个战士，大概因为是“旱鸭子”怕水，走到河中央时不慎摔倒，被河水冲跑淹死了。我虽然长得比较矮小，但是在闽南海边长大的，不怕水，所以都过来了。大约走了三、四天以后，部队来到“溪南”、“杨美墟”、“上林坪”（这后两个地名没查到，一是可能记错了只记得‘音’，二是可能已没这两个地名了）一带，准备同国民党军作战。一天拂晓行军时，部队临时在一个不知名小镇的街上休息，我不小心把冯付支队长的一个包裹给丢了，可能是走的时候忘拿了，被后面的人拣去了。晚上到了宿营地，冯副支队长找我来要包裹时才发现丢了。包裹里面有冯副支队长的一套崭新的斜纹布军服，平常晚上他都用来当枕头枕着睡觉。得知让我给弄丢了立马就火了，用手里的皮马鞭子，狠狠抽了我一顿！结果我左小腿的皮给抽烂了，由于治疗不及时，伤口就发生了溃烂，一直过了好几十天才好利索，直到现在还能看到这里有块伤疤。
挨打的当天晚上，我一个人躲在屋外，偷偷哭了好长时间。当时心里想，我怎么这么倒霉，学徒挨打、当白军挨打，当了红军还是挨打！由于那时还比较迷信，就自怨自艾地认为自己“命苦”，同时产生了极端的不满情绪，本来就不是心甘情愿地当红军，这个时候就向找机会逃跑了。由于思想上产生了动摇，一连好几天我都在找机会，想逃离红军，只不过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怕逃不掉被抓回来杀头，所以最终也没逃成。可能是曾士峨看到了冯副支队长打我的情况——毕竟在红军里打人的现象很少，加上冯副支队长也不太好意思使用我，临时把我分配给欧阳钦当勤务兵——这就是为什么我似乎记得欧阳钦是政委。实际上因为我身上有伤、腿还烂着，这时也干不了什么。就这样拖拖拉拉，也没敢在逃跑。
过了几天，部队突然又从原路返回来了，在“溪南”这个地方打了一仗，消灭了福建土著军阀张贞的一个团。紧接着第二天，攻克了漳平城，又消灭张贞的一个团。这个张贞，号称是“闽西王”，手下虽有不少兵，但却是杂牌军，战斗力很弱，一打就垮。红军连续取得了胜利，又有了不少缴获，张贞的部队也跑得远远地，我们就开拔到“永安”、“连城”附近的“姑城”一带休整。“姑城”这个地方，四周都是山，进出的路很少，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我们红四军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会后向全军进行了传达。因为我当时刚刚14岁（注：陈目海生于1915年9月12日），还不大懂事，对其它的没记住多少，但对“废除肉刑”却记得清清楚楚！这是在士兵委员会上宣布的，当时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因为经过这一段时间，我已逐渐对红军有了感情，因为红军从本质上来讲，和白军是有天壤之别的！我在白军里呆了一年多，看到的都是欺压和鱼肉百姓，强取豪夺，平常基本就是吃喝玩乐，老百姓见了能躲就躲。训练时松松垮垮，碰上红军就打败仗。而红军却对老百姓很好，处处受到老百姓的欢迎，打仗时时时处处都有当地老百姓协助。也就是在这时，我第一次听到了毛主席的大名，听说这“废除肉刑”就是毛主席提出的。
我所在的这个三纵队，是由跟随毛主席秋收起义的红三十一团，来到闽西的长汀以后改编的，主要部分是原来的武汉警卫营，纵队司令伍中豪和支队长曾士峨等都是，而且他俩都是黄埔生，还有一些干部也是，冯副队长可能也是军校生。我们这个纵队和一纵队（原红二十八团，南昌起义余部）是红四军的主力，每次打仗都冲在前面。在打广东的梅县之前，支队长曾士峨在“上杭”地区，打国民党军卢新铭部时，受了重伤，一只胳膊被打残废了，这样上级就把周昆调来当支队长。周昆来的时候是一个人来的，所以欧阳钦就把我安排给周昆做勤务兵。曾士峨养好伤后，升了三纵队的参谋长，再往后当过11师的师长，1931年的时候，在高兴圩一战中牺牲了。冯付支队长后来，大约是在1930年初，我记得是在打过永丰县城以后，在江西东固附近的“坡头”和“直夏”一带，同国民党军唐云山的独立十五旅作战时牺牲了。我给周昆当勤务兵，一直到30年的10月。
“古田会议”以后，红四军主要由毛主席领导，发展的很快。我们三纵队扩编为红十二军，伍中豪任十二军军长。周昆任34师师长。欧阳钦调到35师，任政治委员。30年的10月，寻怀州由营长升任34师100团团长，我被安排给他当勤务员。寻怀州虽然只比我大三岁，个子也不算高，但人却很成熟，脑子非常聪明。我给他当勤务兵没几天，就传来伍中豪牺牲的消息。当时伍中豪在东固某地养病，没有随部队去打“长沙”。在返回部队的途中，经过“安福县”的时候，突然遭到当地民团的袭击，最后寡不敌众牺牲了！红军知道后就去报复，我们100团冲在前面。抓到了民团头子，给我们军长报了仇。
部队返回后，好像是驻扎在黄陂、小布一带。这期间发生了两件事，使我终身难忘。一是亲身经历了“打AB团”。二是参加第一次反围剿，第一次负伤。
十二月的一天，我们一百团团部突然来了几个人，说是上面派下来打“AB团”的。团里领导也不让参加，我们几个首长的勤务兵，负责伺候这几个人的生活。本来“古田会议”以后，红军已经取消了“肉刑”，几乎没见过打人的了。但是打“AB团”，不但狠打，而且吊起来打。我亲眼看到有个干部，绑住手脚吊在空中，下面架起柴禾烤，烤的腰和屁股直往下滴油。实在受不了了，他就喊放我下来、我说，一放下来他就喊：“我是，朱德是，毛泽东也是！”审讯的一听，堵上嘴就拉出去给杀了！有一天晚上，他们审讯到很晚，审讯完后他们一起开会商量。当时我们还给他们炖的鸡，我进去给他们送鸡汤时，听见他们在议论，其中有个人说，“AB团”的人都有刀子。我听了后，感到毛骨悚然，后脊梁直发凉。因为在这之前，一次作战胜利打扫战场时，我捡了国民党军官的一把带鞘的刀，很好看就偷偷藏起来了。等伺候他们睡下后，我赶紧跑回去翻出那把小刀，丢到边下的一条小河里。打“AB团”我们十二军杀的不多，但二十军杀了很多，除了分到我们十二军的那些外，听说其余的基本都杀了。
打“AB团”的走后，我们一百团开始备战。在龙岗打张辉瓒的18师时候，我们一百团守在一座山上，张辉瓒拼命地攻，我们死命地守。战斗十分激烈。中间有一次，寻淮洲下达命令的时候，两个通讯员都牺牲在路上，急的寻淮洲直跳脚。我一看，就说我去！尽管在路上也负了伤，但我咬着牙把命令送到了。到下午、快傍晚时，张辉瓒的18师终于顶不住了，被我们打垮了。张辉瓒是个大胖子，也被我们俘虏的。因为我在这次战斗中负了伤，就没参加后面打谭道源。
战斗结束后，寻淮洲过来查看我的伤势，见伤的不算太重就对我说，“你不要当勤务兵了，还是去学吹号吧！”这样，他就把我送到十二军的青年学校去学习。当时十二军的青年学校校长，是由军长罗炳辉亲自兼着。罗炳辉原来是十二军副军长，伍中豪牺牲后他接任的军长。报到后，我被分到一区队。可能是因为打张辉瓒我表现的不错，到学校没几天，区队指导员就发展我入了青年团——我明白，一定是寻淮洲团长替我说了话。我就是从那时起，坚定永远跟党走，永远当红军的决心和意志！从这以后，我先后六次负伤，四渡赤水时几乎丧命，尽管长征中曾有过一肚子怨气，但却从来没有产生当逃兵和叛变革命的想法。
1931年五月，我从红十二军青年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红三十五师104团二连当司号员。当时红三十五师的师长就是寻淮洲，他是一次反围剿后，提升为师长。寻淮洲大概是整个中央红军提拔最快的，29年的时候还是排长，30年夏天提到了营长，10月份就升了团长，转过年来接着就升了师长。那会儿的师是小师，下面的团里没有营。我一到部队，就赶上红军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反攻。第二次反围剿刚刚取得胜利没几天，国民党军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后，我于32年的一月，又被调到红三十五师103团机枪连，继续当司号员。
在此期间，除了反围剿作战外，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件事：一是欢迎宁都起义的原国民党26路军，他们的武器装备，要比我们的好。尤其是走在前面的军官，脖子上挂着两个手雷，这对我们红军来讲，是比较新奇的。他们加入红军后，被编为红五军团。二是我的团关系丢了——我来红三十五师报到时，将青年团的介绍信，交给了当时的政委。结果不知怎么搞的，他没给处理。32年调到机枪连时才发现，但这个时候也没法再补就了。
我来到机枪连后，参加了一系列作战，但由于相对而言，机枪连不像步兵连那样，老要吹冲锋号。当时无论红军还是白军，营连作战的指挥调度主要靠号，所以司号员经常是双方的猎杀目标，吹冲锋号时最容易被敌方射中。在33年8月的宜黄作战时，我在此负伤。这一次伤比较重，但红军的医疗条件也改善很多，我于9月被转到红色后方第二预备医院治疗养伤。经过三个月治疗后，伤口痊愈了，此时我被分配到红三军七师二十团三连当司号员。这个三连，是二十团最能打的，每次作战都是当主力使用。在第四次反围剿的蛟湖和草台岗等作战中，都立下了战功。在后面接着打乐安的时候，我们连长牺牲，我负了重伤。33年四月，担架队把我抬到红色第二后方医院养伤。这一次受伤，比以往都重，整整养了一年才好利索。因为我在反围剿作战表现勇敢，刚住进医院，就由王石链同志重新介绍我入团，此时我还不满18岁。
养到差不多半年的时候，我以为基本好的差不多了，就积极要求出院归队。当时也是有个私心，想到寻淮洲当师长的五师去——当时正在筹建红七军团，寻淮洲已被任命为七军团的军团长。我和寻淮洲一直感情很好，可能是年龄的原因，虽然我只给他当了三个月的勤务兵，但他却一直很关心我，对我很好。结果，一是伤的确还没好，二是可能因为天热有没及时换药，刚去了没两天伤口就“鼓”了，不得不返回医院继续治疗。这次没能到寻淮洲那里去，对我而言，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但牺牲的可能性最大。我是在抗战初期，才听说寻淮洲牺牲的消息，当时心里难过了好一阵子。
回到医院后，又差不多养了半年，34年的二月份才离开医院。出院后，我先是分配到红一军团的后方留守处。当时正赶上精简司号员，大概是因为我表现比较好，又是经过考验的年轻老兵，组织上就介绍我到“瑞金”的中革军委。记得报到以后，朱德总司令亲自给我们讲话，勉力我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然后，我就被分配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去学习。学习一个月后，组织上原来计划把我分到五军团去工作，不知为何最终又未安排我去。在军委招待所呆了十几天后，我另被分配到军委五局。五局的领导把我分到教导团的二营，担任号目。大约过了有两个月，原来团里的司号长被打成“AB团”反革命分子，被保卫部们逮捕法办了，我就被提升为团里的司号长。教导团的主要职责，是训练新兵的。到34年十月初的时候，中央红军准备长征，就将原教导二团（原属军委二局）和我们教导五团，合并成新的教导二团，仍然由我担任团里的司号长。原来的中央红色革命教导师有五个教导团，经过整编后缩编成了两个团。教导师的师长由我们原来军委五局的副局长张经武同志担任，何长工担任政治委员。不久，我跟随中央教导师，踏上了长征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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