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艰难的历程
发布时间：2011-07-31 19: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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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战役结束后，由于部队大量减员，红军不得不进行缩编。同时中央也决定，把大部分得“坛坛罐罐”等，和一些不必要的东西统统扔掉。在此之前，我所在的中央教导师，也因自身大量减员——主要是因为挑夫和脚夫的大量逃跑，不得不抽出大量的战士去充当挑夫和脚夫，只好把两个团缩编成一个团，由何长工担任团长兼政委。
（注：教导师的全称是中央红色革命教导师，于19 34年8月匆匆成立的，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中央发出号召，要求大量扩红，中央苏区的青壮年纷纷参加红军，为了更快、更好地训练这些新参加的同志，将过去分属不同单位和部门的的五个教导团——如我此前在军委五局教导五团，合并成两个团，我记得长征出发时，整个教导师有5000多人，我所在的二团人稍多点——3000多人。长征开始时，教导师的主要任务是押送中央纵队的辎重等）
记得部队走到广西一个叫“苗山”的地方，我们中央教导师——缩编后的教导团，随即就被解散了，人员分散补充到各个军团。我随着原来的教导一团团长文年生，以及一个整营的兵力，补充到红三军团五师十四团，文年生被任命为这个团的团长。随后，我被分配该团的一营营部，担任司号班长——号目。
由于我以前基本都是在一军团当兵——只有短时间在七军团等部，所以红三军团对我来说是比较陌生的，熟悉的同志很少。我来到三军团十四团后，部队很快就进入贵州，打下了黎平县城。由于湘江血战造成大量减员，部队要求尽可能地扩红。
大概因为我是老兵，所以领导就派我临时当民运干事，带几个战士去扩红。贵州这个地方十分贫穷，连我们这些穷苦出身的人，都感到穷的可怕！一路上几乎就没见到穿完整衣服的——衣服上全是补丁摞补丁的。但让人不解的是，即使这么穷，还有很多人都抽大烟。当时上级要求，尽量不要扩有烟瘾的。烟瘾轻的，还可以勉强去干挑夫、脚夫什么的，但下到连队打仗就不行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扩了几个红。其中扩了一个挺好的，没有烟瘾，身体也比较强壮。起初，他说什么也不来，他有老婆有两个孩子，但家里穷的只有一条裤子，老婆孩子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我们一边做动员，一边拿了好多东西送到他家里。最后，他终于答应跟我们走了。
休整了几天后，部队有开始出发。三军团的任务是，攻打新黄平县。十四团作为前卫团，首先抵达黄平县城外围。十四团急行军的速度赶到新黄平，与后面的大部队，就拉开了将近一天的距离。由于没有准确的情报，结果一开打才知道，黄平守敌有两个团，且城墙是用条石砌成的，异常坚固。在攻击受挫后，敌人见红军不多，就从城里冲出来，我们全团只好撤至城外不远的山上，进行防守，等候主力部队的到来。
次日早上，大部队抵达后，我们立即开始强攻黄平城。随着营长一声令下，我跳出战壕吹响冲锋号。冲锋号还没完全吹完，我就被敌人的特等枪手击中前胸。在那个年代打仗，无论红军还是白军，团以下单位，基本都是用号声指挥和联络。所以作战时，往往都把对方的号兵，作为重点目标。我中的这一枪，是七九步枪子弹，造成前胸进入、后背穿出的贯通伤，我当即就昏死过去。
当我醒来时，天已经差不多开始黑下来了。我试着想做起来，身体刚一挪动，伤口就痛庝难忍。我咬着牙，强忍着痛庝，慢慢地坐起来，掀开衣服查看了一下伤口。子弹是从胸前下部，中间偏右一点的地方打进去的，上衣差不多都被血浸透了。虽然伤口的血已凝固，但稍微动弹的厉害一点儿，血就会又缓慢地流出来。我咬着牙，慢慢地坐起来。四周围除了战死的尸体外，没有人活动的迹象。我从旁边尸体的腿上，缓慢而又费力地扯下一块绑腿，然后把前后的伤口，紧紧地包裹住。包好伤口后，我打算站起来去找部队。人还没站直，感到依着晕眩，又坐到地上。喘了几口气，感觉好点儿，我就向黄平县城的方向爬去。爬了一阵子，感觉好了点儿，就慢慢站起来，捡了根树枝拄着，继续向黄平县城走去。走到县城边上，恰好遇到炊事班的一位同志，他扶着我找到了我所在的部队——三军团五师十四团。
卫生队的医生检查后，把创口清洗了一下，洒上一些白色的粉末，就给包扎起来。医生说我命真大，子弹大概从肺尖处擦过，要是直接打中肺就完了。可能是因为年轻，虽然被流了不少血，最后还是自己凝住了。处理完伤口后，我就被送回到了十四团一营营部。一进门，营部的人都很惊讶，以为我早就死了。这时我才知道，我的军装、毯子等东西，早都被他们给分光了，只剩下青年团介绍信，和号谱等零星几件物品。因为我来十四团之前，在中央教导师基本上没打过什么仗，背包里的服装等东西，也比较新、比较好，结果被人分了后，就没有再给还回来。
由于东西给分了，毛毯也没了，就让我同另一个重伤号躺在一起，共用一条毛毯。没想到我躺下时，这位重伤号还活着，第二天早上起来时，我推了两下他没动，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人已经牺牲了。
此时，红三军团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马上要向乌江挺进，重伤号和行动不便的伤员，就要被留下，寄养到老百姓家里。当天夜里，我就同十四团的另外两个重伤号，每人给了一包外用的药，发了十块银元的寄养费，寄养在一户苗族老百姓家里。那两位伤员，一个是江西籍的战士，大腿被子弹打穿；另一个只知道是个连支部书记，所受的枪伤，是子弹从左肩打入、从右肩穿出去，食管也被擦破，说话、吃饭都很困难。比较起来，还是我受得伤最重。我和那位支部书记，半躺在一堆喂牲口的谷草堆旁边。第二天，可能是考虑到保密等原因，那位支部书记提议，将有关红军的文件等，全部销毁掉。这样，我就把号谱，连同共青团介绍信等，全部烧掉了。
当时由于那一带打仗，老百姓能跑的早就跑光了。我们寄养这一户是苗民，家里还剩了个小脚老太婆，说话也听不懂。头一天老太婆还在，第二天不知什么时候，人就不见了。那个江西籍战士虽然伤在腿上，但比我们两个还轻一点儿，他就主动拄着临时制成的拐杖，跑上跑下地照顾我们两个。由于没有什么药，我们的伤口很快就溃烂了。那个战士的腿，本来应该按时把伤口的纱布抽出来出，另用一块干净的涂上药膏，然后用根木棒，慢慢从这头捅到那头去。因为我伤的比较重，又在前胸，所以帮不上忙。那位支部书记两个胳膊都有伤，也帮不了忙。而他自己又难以忍受庝痛，只好从两头往里捅，大概是里面没捅到，很快就溃烂了。我们两个也是如此，伤口很快也都溃烂了。
大约第三天上午，有支部队从我们寄养的苗民门前经过。那位战士和支部书记，就走到门口观看。这支部队，是属于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当他们有人在路边的房子门口，发现了支部书记和那个大腿负伤的战士，不禁惊讶地说：“你们怎么还在这里？我们是最后面的红军部队了，国民党军来了，只要一听是南方口音，不问青红皂白见了就杀。”并劝我们即使受伤，也要尽量跟着队伍走，再不走等国民党军上来就晚了。那个战士和支部书记，立即回到屋子里，一同和我商量。那位战士说，“号目，怎么办？走不走？”我看着支部书记说，“要走就赶快走！不要犹豫，等咱们的队伍过完了，恐怕就来不及了！”书记点点了头。就这样，我们三人，吃了点儿前面部队剩下的饭，离开了苗民家，咬着牙沿着部队行进的路线，互相搀扶着向前走去。
由于此前，三军团在老黄平城休整了两天，所以我们三个大约一天后，就在老黄平城到瓮安之间的一个地方，赶上了三军团的大部队。刚刚回到红五师十四团卫生队，就迎面碰上了那个，把我们寄养在老乡家的负责人。一看见我们，他就火了，说给你们安排的好好地，怎么又跑回来了？！还没等我们回答，接着问道：“给你们的大洋呢？”（发给我们的那十个大洋，是寄养老乡家的寄存费）那个江西籍战士一听就火了，大声吵吵着说：“你让我们留在那儿等死啊？难道我们的命就值这十个大洋？”因为我和支部书记的伤，对说话有影响，只是很生气地望着那个负责人。后来，先是支部书记把那十个大洋掏出来扔了过去，随即我们两个也掏出来扔了过去。正在这时，来了一位领导，他先是批评了那个负责人两句，又转过身来安慰我们几句，说回来也好。
这个期间，中央红军正准备强度乌江，部队的行进速度很快，我们这些伤员根本跟不上。大概是因为湘江战役后，大部分伤员都已处置，此时的伤员不多，为卫生队不得不派人在后面，照顾我们慢慢行走。这样，我们就成了卫生队的累赘。当时有纪律，随便抛弃伤病员，是要枪毙的。所以有一天晚上，卫生队长很生气地埋怨我们说：“已经把你们在老百姓家安排好了，偏偏要跑回来，害的我们还要跟着受累！”我们听他说这样的话，气的说不出话来，感到他们对负伤的革命战士没有感情，不但没有同情心，也没有责任感。我们三个伤员，好不容易才赶上大部队，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有！我当时就发牢骚说，还不如让敌人一枪打死！他们两人也感到非常气愤和难过。
突破乌江后，红一军团一路紧追侯之担的残兵败将，乘胜拿下了遵义城。后来我们才知道，中央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当时我们三军团五师，在遵义城的南面，刀靶水附近驻守。我们红五师的这些伤病员，也跟随五师师部一起在哪儿休整。
在这期间之前，由于部队天天都在行军打仗，我们这些伤病员拖在队伍后面跟不上，伤口很难得到及时治疗。贵州这个地方的天气，始终都是阴沉沉的，不是还下雨，道路泥泞很不好走，对我们这些伤病员来说就更加艰难。一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得到了治疗和喘息的机会。第二天我们到卫生队检查，打开绷带一看，前后伤口都已生了蛆，经过卫生员清洗后，有上了点儿药，包扎起来。不过即使这样，伤口的痛庝，已大大减轻，感到伤势似乎好了一点儿。支部书记也好了些，只是食管还没完全长好，吃饭还是受影响，加上吃的大都是粗粮，下咽比较困难。但那位江西籍班长的情况不太好，因为当初怕痛，没能把药捅到伤口里面，结果里面化了脓，整个大腿都肿了。得到简单的治疗后，我们这些随师部、团部行动的伤病员，就在镇子里各自找地方休息。我们三人找了个谷草堆，和衣躺下了。
可能是由于连续作战，一直没有完全休整过来，再加上轻敌——经过乌江战役，认为贵州兵都是双枪兵，没什么战斗力，所以战士们有些放松，警惕性不高，加上战士们都过于疲劳，所以那天晚上的半夜时分，那天晚上的半夜时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一部，吸足了大烟，悄悄到刀靶水来袭击。设在镇外第一道岗哨大概睡着了，敌人摸到了村口，才被第二道暗哨发现。可能是打完仗枪没擦干净，打了一枪就卡壳了！四个手榴弹扔完就没有办法了。枪一响，大家就知道不好，就一起从屋里往外冲。由于天很黑，敌情不明，双方乱作一团。为避免更大伤亡，师长李天佑下令往村外冲。混乱中，我们这些伤员，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往外跑。跑到村外时，我才发现只有那个班长，拄着拐棍跟着冲了出来，而支部书记却不见了。师长李天佑当时正生病打摆子，跑出来时身上只穿了件衬衣，他立即组织部队，杀回村去。打了没几下，王家烈的双枪兵就跑了。
回到镇上后，我和那个班长发现，支部书记已经牺牲，可能是动作慢了，被敌军用刺刀捅死在大门外。我们两人看到他的遗体，十分难过，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毕竟在一起共患难了十几天，彼此有了感情，可能负伤后感情也比较脆弱。掩埋的时候，突然才领悟到，我们还不知道支部书记的名字，所以只能草草埋了了事，那种情况下也只能这样。
此次遭袭，牺牲不少同志，但大部分都是伤病员。当时听说李天佑为此事，被彭德怀狠狠骂了一通，并把他的五师师长也给撤了。
大概从这时以后，由于伤病员增多，已经没办法，再派人跟在后面照顾了，因此我们这些伤病员，每人又都发了四块银元。幸亏有这几天的休息，如果当时部队继续行军作战，我们这些伤病员，恐怕大部分都够呛。在此期间，我的伤也有了好转——奇迹般地长出了新肉，伤口似乎也基本愈合了。后来想了一下，大概是因为年轻——当时刚满19岁。
从这过了几天以后，从后面追击的敌人也过了乌江，部队只好离开遵义地区，继续北（西）行进，很快过了桐梓、回龙。当时虽然伤口快长好了，但身体还很弱，加上白天在部队行军时，我们这些跟在后面的伤病员，跟不上队伍也吃不上饭，只能在头天晚上，拿一点儿剩饭，如果没有搞到，第二天就只能饿肚子。一次休息过后，那位和我一起寄养在苗民家里的江西籍班长，和另外几位伤员落在后面，第二天早上部队出发时，也没见他们跟上来，估计很可能牺牲在半路上。当时虽然我的伤好了不少，但他的腿（伤）却不见好转，每天住了根棍子，在路上一瘸一拐的，非常吃力。我们三个伤员中，本来我受得伤最重，没想到他们两人，却都死在我的前面。我们受的都是枪伤，即使留在老百姓家，国民党军上来一看就知道，肯定是红军。所以，只能拼命跟着部队走。
一天，我们几个结伴而行的伤员，在路上遇到一支正在休息的辎重队。我们刚走到跟前，就有个挑夫上来，一把拉住我的胳膊，哭咧咧地说，“你看，我说不来吧，你非动员我来！谁想到这么艰苦，你叫我怎么办？”这时我才发现，他正是部队刚进入贵州时，我扩的那个红。由于我此时伤还未好，看着他的那个样子，想想自己心理十分难受，所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默默地看着他。后来，听说此人过草地时也牺牲了。
不久，应该是一渡赤水的时候，整个部队在进行土城战役。这天早晨，我们这些伤病员离开部队驻地不久，红五师在青杠坡与刘湘的模范旅打上了。我们这些伤病员，就待在一个小山丘后面休息。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们正在那里打盹，突然前方枪声大作，打得很是激烈。不久，部队从前面向后撤，喊着让我们赶紧走。看到大家都站起来了，我也想站起来跟着向后撤，也不知是怎么搞的，两条腿全麻了，眼看别的伤病员都起身走了，就是站不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刻，前面的部队陆陆续续撤了下来，三军团教导营司号排的几个小司号员，看到我之后，急忙过来说还不快走，敌人马上就追过来了！这个时候，我心中感到十分悲凉，说实在走不动了，今天就死在这儿吧！说完就大哭起来。我当兵以来，先后负了六次半伤（还有一次很轻，是打吴起镇时负的，子弹打在大腿根上，但没钻进去，半次就是说的这次），三次是在苏区“反围剿”时负的，最重的一次，光是在红色第二后方医院就住了大半年，但从来也没哭过，可这时却再忍不住，大哭了起来。这几个小司号员看到我的情况，不由分说就跑过来，把我从地上架起来就一起跑。跑出几里地以后，我渐渐感到好一点儿了，自己也能走了。
事实求是地说，这次要不是这几个小司号员，我肯定就死在那个不知名的地方了！我感到相比较而言，我们这些司号员之间，相互感情比较深，一是因为我们学号时，基本都是小孩，容易合得来；二是当时学号都在一起，大都相互认识；再是我长征前，曾在中央教导师里，担任过训练过小司号员工作，所以同小司号员的感情又比较深。从这天起，一路行军，这些小司号员只要可能，就经常帮助我。
三军团从土城方向撤下来后，转移到扎西一带，又一次进行整编。这次整编，三军团取消了师这一级，实际上由于人员的大量损失，很多作战连队也没几个人了。比如我们五师，之前虽有三个团的架子，但到这时没受伤的只有一个来团的人。五师只好把剩下的人员集中起来，缩编成了一个团——即红十三团，记得是由彭雪枫担任团长兼政委。此时，可能是由于这两天，一直是几个小司号员照顾我，加上腿上又没有伤，就把我分配到教导营司号排休养，当时在教导营休养的，基本上都是负伤的团以上干部。此时三军团的大部分伤病员，也大都跟着军团部走。因为作战部队走的快，而且出发的也早，军团机关往往出发较晚，行进的速度也慢一点儿。
大约过了两天，部队又开始行动。这次似乎是掉头向东，又从原路回来，从回龙到二郎滩和太平渡附近，又一次渡过赤水河。过了赤水河后，部队先是重新占了桐梓，然后二打娄山关。到这个时候，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儿了，部队要打仗，行军也就少了，我们这些伤病员，也就容易跟上队伍了。而且由于红军在这里，打了个大胜仗，整个队伍就又能得到休整。我们这些伤病员，就又得到了短时间喘息的机会。
大约休整了一个来星期，部队又开始行动。这次又是窝回头来，往西疾进，去打鲁班场，然后又一次渡过赤水河。这时的敌情比较紧急，所以部队一出发，就是快速行军。我们这些伤病员，显然无法跟上大部队，只能跟在后面，沿着大部队的行进方向，一路跟过去。我们通常，一般都是先随着部队开始出发，跟在后面慢慢地走，大约一两个小时后，军团部等机关就撵了上来，然后我们又被甩下，到了下午就会被后卫部队远远甩在后面。如果同中央纵队的行军路线一样的话，还比较好，一路上总能见到红军部队从后面上来；如果三军团单独行动，那就比较惨了，我们通常尽量聚集在一起走，但由于伤情和体质不一样，往往两三个钟头后，我们伤病员相互之间的距离就拉开了，而落在后面的远了，人数又少的话，很可能遭到民团等的袭击。说实话，我们伤病员之间至多是相互搀扶一下，更多的帮助也谈不上。自顾不暇又怎能去帮别人。有老乡和熟人，还能互相照应点儿，缺乏这两方面的，只能随着大多数人坚持走，如果两三个人落在后面，就很难说了。
刚开始的时候还好一点儿，当部队停下来宿营时，在半夜之前，我们还能勉强赶到。后来就不行了，往往下半夜才能抵达部队驻地，吃一点儿部队的剩饭，休息两三个小时、甚至一两个小时，部队就又开始出发，就又得跟着往前走。记得有一次，我们快天亮了，才到达部队驻地，刚刚到达部队就集合出发了。我们这些伤病员只好找了些剩饭，一边吃一边继续跟着部队往前走。这段时间，正是四渡赤水的前期，就是一些未负伤的战士，都有掉队的，更别说我们这些伤病员了。我们只能咬着牙，拼命在部队后面追赶，大家心理都很清楚，如果被大部队甩开，恐怕很难活下来。我们走路的时间长，休息的时间短，身上有伤又休息不好，其艰苦可想而知！一路上有很多负伤的战士，把鲜血和生命洒在这长征的路上。
但搞不明白的是，队伍没几天又掉过头来，从二郎滩那边，再一次向东过了赤水河，然后快速南下。此时由于把追击的敌军远远甩在了后面，行军就不像前一阶段那么辛苦了。不过，因为前面四渡赤水时，一路的快速行军，再经过娄山关、老雅山和鲁班场等战斗，红三军团减员减得很厉害——除了牺牲的，又增加了不少伤病员，所以三军团又一次进行整编。本来我的伤还没好——伤口愈合也就刚刚一个来月，但因为作战部队缺人，再一个可能是看到我此时，似乎也能跑路了，就把我直接分配到四师师团的二营当司号员。
说实话当时心里就不很痛快，实际上我当时根本就吹不动号——胸部受了贯通伤，还伤了肺尖，吹号是要用肺的，从负伤到此时刚两个多月，人又不是铁打的，拿起号一吹就漏气。但好在营部还有其他小司号员，基本用不着我吹号，所以基本上是跟着行军——跟修养差不太多。但过了不久，大约四月初，部队进入到了云南，又要分配我到四连当司号员。当时我提出来，能不能先换别的司号员去，我的伤还没完全好，而且号也吹不响。没想到这位领导直接呛着我说，“是不是因为当过教导师的司号长，就不想下去了！”听到这话，气的我浑身直哆嗦！最后一语不发，扭头就走了。
这一次无端的指责，对我的内心伤害极大！我自打34年底在黄平负伤到那时，总共只有三个月多点儿，一直就没得到必要的治疗，受伤的肺部也只是靠自身的能力去慢慢长。长征前我先后四次负伤，其中两次是重伤。尤其是33年3月，“四次反围剿期”时，我在红三军七师20团3连当号兵，草台岗一仗负重伤，被担架抬到红色后方第二医院养伤。9月份伤未全好，就积极要求回部队，但分到七军团没几天伤口就又鼓了（化脓），不得已又回红色后方第二医院继续养伤，直到34年3月份才出院。没想到此时此刻，竟然遭受到这样的窝囊气！心理不免产生了一股极大的怨气。后来一直到打完会理以后，伤口才算是基本好了。但即便使伤口好了，吹号还是很费劲，每次作战吹号时，都感到很辛苦，始终就未完全养好。结果就这样拖拖拉拉，时好时坏，到37年2月，就发生了吐血现象，不得不暂将我时调到师部修养，担任管理司号员的工作。受伤的地方，始终有一个酒盅大小的窝，一直到42年下半年，这个窝才完全长平。
来到三军团十团四连时，红军已南下渡过了乌江，我们三军团的部队在云南一带，担任牵制任务。后来又过了金沙江，经过了会理战役，爬过了雪山，6月份来到了黑水芦花。到此时，经过一路奔波作战，十团四连大概只剩下五六十个人，连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连长和通讯员都已牺牲，连部的全部家当都由我一个人背着。一直到四方面军的同志补充过来后，我把所有的东西交给了新任连长。
这个期间，是我参加红军以来、也可以说是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次，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很长时间都耿耿于怀，尤其是对个别负责安置伤病员干部的恶劣态度，始终难忘。错误地认为，领导对能打仗、能跑路的的就要，负伤的就嫌累赘、不愿要了。一路上许多负伤的同志都牺牲了，主要是没人管，很多都死在行军的路上。由于当时年轻——还不满二十岁，加上自己在三军团，又没有什么熟人能交谈，往往只能生闷气，这样就不免转而对组织就有意见，以至于长期跟组织和上级领导赌气。
而且更糟糕的是，由于之前把组织介绍信给烧了，我在三军团熟人又少，加上知道情况的又都牺牲了，组织关系也恢复不了。这已是我第二次丢失团的组织关系。第一次是因为在“第一次反围剿”时作战勇敢，在31年1月养伤期间被发展入团。伤愈后于5月，分配到红35师，将团关系介绍信交给师政委，后又分配到该师104团2连，因为年轻不懂，走时未向组织要介绍信，就把团籍给丢了。只好33年5月在医院养伤期间，又重新入团。这一次的丢失，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长征结束，经原来教导师老司号长的作证，恢复了团籍。本来在这之前、打完吴起镇，组织派人找我谈话，要发展我入党，我却因心里有怨气，就冲口说暂时不想入，没想到自此被认为是“落后分子”。所以后来（37年改编为八路军以前）转党的时候——当时中央有规定长征表现好的团员可直接转，领导却非要我重新申请，我又感到气愤和不解，因为红军第一次东征时，我又一次作战负伤，受到领导表扬，况且这之前在原红十二团已当了一年的司号长，这还不算表现好？所以就赌气说不入了！直到后来，经过领导严肃批评教育，才于38年11月入党。
回想起那个时候，真实百感交集。当时由于年轻不懂事，没有把长征的特殊情况认识清楚，老拿以前苏区时的作法比，由于思想上有许多错误认识和看法，就不自觉地产生与某些领导的对抗情绪，后来虽然没犯大错误，但的确辜负了上级领导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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