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轮，为一个亡命天涯的王朝积谷搬仓
发布时间：2015-06-08 14:5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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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行天下
太平轮的故事在我们的上一辈和更上一辈的口碑中，或许已经流传过很久，可是在我们的记忆中，它却是一个空白。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沉没于1912年大西洋上的“泰坦尼克”号曾被人们反复提起，借以象征非战争因素下的海难事件。
太平轮，为一个亡命天涯的王朝积谷搬仓
太平轮是一艘载重2050吨的客货轮，原属太平船坞公司，二战期间主要用于运输，功能单一。其命运的捩转始于1948年7月14日。这一天，它被上海中联企业有限公司以每月7000美元的代价，从太平船坞公司租赁过来，第二天便转身承担起上海与台湾基隆之间的往返交通。
从太平轮被租赁的那一刻起，它的命运其实已被注定。与其说它是一艘沪台之间的交通轮，不如说它是为国民党亡命天涯殉葬的逃难轮。
中联公司是由周曹裔、龚圣治、周庆云等六位宁波籍股东合资组建的股份制企业，1946年5月1日迁址上海四川中路549号。当下正走红台湾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也是股东之一。
包括太平轮在内，此时忙碌在台海之间的所有轮船，无论军用民用，都在为一个即将落荒孤岛的王朝搬仓积谷、囤金储银。故宫的国宝、中央银行的黄金，都从那一年的秋冬开始，分批装运台湾。据《李宗仁回忆录》记载，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之后，当时国民党监察院的秘密报告显示，单黄金部分，就有390万盎司被送到台湾，共计美金5亿元。除了财宝，还有政要富贾、名流菁英等各色人物，也一批批挤满东去的船舱。事后统计，仅1949年，小小台岛就骤然涌入残将败兵60万人，家眷难民70万人；而从1946年到1952年，先后登岛的总人数达200万人，与岛上600万原住民达到了1∶3。
太平轮改航台湾基隆的第35个班次启碇于1949年1月27日。这是它踏上亡命之旅的最后一个班次。
莫怪超载，若遂了蒋总统的意愿恨不能把偌大天下统统带走
一票难求。真正是一票难求啊！
1949年1月27日，时间已交农历年关，从上海开往基隆的航班，春节前只剩下太平轮一艘了，坊间不免趋之若鹜。自从将货运改回客货两用，太平轮恢复了船上的客舱，可供应有效船票508张。然而，以区区此数应对汹涌的逃难潮，显然杯水车薪，票价于是暴涨。据当时李敖回忆：
“当时上海已经是用银元的天下，银元有袁世凯像和孙中山像之分，叫‘袁大头’、‘孙小头’，民间自动变成了银本位，金圆券没人要了。市面上的情形是‘大头小头，叮叮当当’，爸爸和我在市面上加入客串银元黄牛。”
为什么要“客串银元黄牛”？这得归功于蒋大公子蒋经国1948年强力推行的金融币制改革，将黄金白银统统搜刮充公，禁止流通。李敖的爸爸在生前日记中曾有分解，“购船票必须金圆券”，因而不得不“同敖儿去河南南路换金圆券，等同于银元小贩，在弄堂内石阶小坐，左手大洋，右手金圆券，共换得4亿多”。
4亿多金圆券，简直天文数字啊！够干什么？李敖的爸爸继续分解：“购二等票2张，三等票全票3张、半票3张，共用去4.3亿元。”共8张票，平均每张超过5000万，而且必须随兑随花，耽搁不得，不然到了第二天便会迅速缩水。幸亏李敖父子当时坐的是中兴轮，而非太平轮……
行情如此看好，黑市自然猖獗。虽然太平轮的有效船票早已售罄，但凭人情关系，加上足够的真金白银，大量无票乘客仍然得以登船。门路粗的人，甚至拿张公司高层的名片也能上船。据事后中联公司在上海地方法院的证词表明，包括太平轮本身124名船员在内，总人数超千人。法院因此而称太平轮“向来是超载累犯”。
多难之秋，有超载恶习的又岂止太平轮一家。海峡之上，无船不满、无轮不超。若遂了蒋大总统的意愿，恨不能把整个大陆都掖在裤腰带上带走才好。
除了搭客，还要载货。有往来商行为台北迪化街商铺准备的南北货、中药材，有铁丝、洋钉、小五金。北京荣宝斋的玉器、古董，上海小儿科名医徐小圃珍藏的名人字画，甚至有传言说从故宫流散的怀素的字也在船上。《东南日报》社全套的印刷设备，以及油墨、白报纸、资料，统统不忍割舍，重达100多吨。还有政府机关堆积如山的公文案牍，光国民党党史资料就装了180箱。中央银行秘书处、国库局的档案也装了18大箱，每个箱子要用8个壮汉才抬得动。据称船上还装了银洋200多箱，也是中央银行的，每箱价值5000元，总计100多万元。另据《新闻报》载，船上“尚有陈果夫氏别克轿车1辆，车夫1人”；最糟糕的是，此次航班还载有钢材600吨……
太平轮最初拟定的开航时间是26日。当时往基隆跑一趟，大致需要两天三夜60个小时左右，26日起航，尚可在年前抵台。但非常时期，人算不如天算，太平轮突然改口，把开船时间推延到了27日上午10点。事后，一位名叫卢超的罹难者家属陈诉法庭，27日上午他送侄子卢兆雄上船，去台湾念书，但中午接到侄子电话，说船还没开，肚子饿得吃不消，让他赶紧送吃的去。待他拎着点心和水果赶到码头，才知道开船时间已改成下午2点。“只见船上甲板已与码头齐平，以前我上船时须由梯子上船，而此次竟举足即可踏上。”
说话间2点已到，但仍然不见有起航迹象，码头上的卷扬机和搬运工，还在来来回回倒腾，把成箱成捆的货物往船舱里塞。
太平轮的吃水线眼看着没入了浊黄的水面以下，看不到了。
一位施姓女子显然是难得的清醒者之一，她在躲过这场灭顶之灾后告诉记者，当时她已看出船只明显倾斜，超载严重，她很害怕，临时决定不上船了，以后再想办法走吧，当场就把船票退了。
国民党著名将领、时任台湾陆军副总司令的孙立人的堂妹孙敬婉，原本已和姐姐一起从南京赶到上海，想尽办法买到了这趟船票，然而当日姐妹俩途经外滩赶往十六铺码头时，恰巧遇到了孙立人的副官潘申庆。潘副官盛邀2人随其同行。姐妹俩起先还有几分矜持，但一转眼看到码头上的嘈杂场面，两位自命清高藐视权贵的新女性遂向现实低头，退掉船票，随潘而去，无意中躲过了这一劫。
对于超载事实，中联公司最初拒不认账，但据民国38年（1949年）2月1日《大公报》公开披露的事实是：“载重逾额的太平轮原定26日启程，因装载钢条600吨，延到27日下午4时多才开。当这批钢条装了150吨时，船长即声明已足额，但因公司当局已收了600吨的运费，故只得照装。”
直到下午4时18分，让人等得肚肠发痒的太平轮终于“呜……呜……”长鸣两声，缓缓驶离了黄浦江码头。
各种毁人于一旦的因素
交相作用
1949年1月27日，农历戊子年小年夜，再迈过一个昼夜的门槛就是己丑新年了。终于脱离了兵家必争之地的船上各色人等，免不了款款地舒出一口长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船上是没有穷人的，穷人买不起这趟船的船票。本次航班上的乘客，颇有一些是把全部家当变现成金银珠宝，然后腰间缠满大把金条上船的。
为了对付将在旅行途中度过的除夕，太平轮管事顾宗宝在上船之前就已列出采买清单：玛琪琳、咖啡、茶叶、培根、鲨鱼、目鱼、黄鱼鲞、鳗鲞、海参、海蜇皮、干贝、鲜咸鸭蛋、猪牛羊各种肉类、火腿、冬笋、香菇、木耳、大头青蟹、白酒黄酒葡萄酒、汽水卷烟香瓜子……真是琳琅满目，过年的喜庆氛围毫不逊色于陆地。太平轮出事后，顾宗宝之父顾右春拿着儿子遗留在家中的这份清单，向中联公司索要儿子垫付的采买款。
为了赶在淞沪警备司令部1月5日新发布的水上宵禁令所限定的时间（每日下午6时至翌日上午6时）之前赶出吴淞口，以免被沿途设卡的军警发现阻截，太平轮开足马力，加大航速；并且不开灯，不鸣笛，取近道，走捷径，在无形的水面上匆匆留下了一条非正规的航路。如此一来果然奏效，天黑以后，轮船已抵近吴淞口，眼前的水面变得越来越开阔。老天爷对延时超载的太平轮很是眷顾，似乎有意助它一程。当晚，星斗满天，海面风平浪静。于是太平轮保持大马力高速度，昂首挺进。
整整忙碌了大半天，饥肠辘辘的大副二副丢开轮舵，径自交班宵夜，然而事实上，据事后脱险的太平轮厨师张顺来留在法院的初审口供显示，理应接班的三副其时并未到岗，为灾变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复审时张顺来翻供，一概说“不知情”。鉴于当事人都已死亡，法庭调查无法继续。大副二副交班后来到船舱，领导带头，与民同娱同乐。密闭的钢铁空间里烟雾弥漫，酗酒猜拳打牌的叫嚣声此起彼落。后来有人因此而厉言指责太平轮船员弃责渎职，相继脱离工作岗位饮酒作乐，是出事的根源所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连船长斯时也不知去了哪里，出事时驾驶舱内竟然无人值守。
夜深以后，太平轮已经把吴淞口远远抛在了身后，进入了长江口外30余海里处的舟山群岛海域。此处航道曲折，视野不良，水深湍急，一旦有事，救助相当困难。
超载、高速、懈怠、放纵，各种毁人于一旦的因素交相作用于这片小小的海上陆地，太平轮已经走到了尽头，大限的一刻终将来临。晚11时45分，当行色匆匆的太平轮行驶到舟山群岛大戢洋面“白吉”灯塔附近时，竟稀里糊涂拦腰撞上了迎面驶来的“建元”轮……
建元轮的悲剧
建元轮此刻正从基隆匆匆赶往上海，船上装的是上海人必需的两样东西：煤炭和木材，载货量超过2000吨。建元轮是一艘货船，不载旅客，但有船员72人（台湾方面的说法是120人），属于建新航业公司，乃荣氏家族产业。它当然不曾料到，漆黑的大海上会不见任何征兆地被人拦腰撞上。民国38年2月10日出版的《轮机月刊》发表评论文章，义愤填膺地抨击道：“太平轮连桅杆上的信号灯也未燃点，以致成直角（与建元轮）互撞。一句话，真是太疏忽了……迎面来了一艘灯火通明的船都看不到。”
呈丁字形的撞击据称不算太猛烈，并没有地动山摇的骇人场面发生，太平轮上一些早早入睡的乘客甚至没有被撞醒。然而灾难还是发生了。
被撞坏了腰脊的建元轮首先撑不住了。仅仅5分钟后，它便开始下沉，顷刻之际已被海水吞没。全船72名员工，只有2人最后获救。
太平轮的状况稍好，最初还看不出太大的异样，茶房甚至安慰旅客，建元轮已经下沉，我们没事，大家不必惊恐。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暗夜中，太平轮发出求救电报，随即向右转舵，试图自救。奈何船体本已因严重超载而倾斜，踉踉跄跄走了大约不到20分钟，就再也承受不住从舱底不断涌入的海水，整个船体轰然沉没，掀起一个巨大的漩涡，把甲板上密密麻麻的求生者席卷一空……
生还者仅36人
据官方报告，太平轮生还者仅36人，其余全部罹难。罹难者的准确数字，60多年来始终没搞清。有的说近千人，也有说上千人……
国民党国防部参谋葛克少校是侥幸生还的太平轮罹难者之一，时年34岁，但其妻子和3个孩子全部遇难。最令葛克深恶痛绝的，就是太平轮的延时和超载，如果这两条违规行为有一条得到遏制，它就不会和建元轮相撞，即使撞上了，也不至于下沉得如此之快。作为太平轮善后委员会的成员，他的证词至今仍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的库房里：
（我）携了妻儿登上甲板，那时下舱已有水浸入，只见两只救生艇上挤满了人，可是船上并没有一个船员把救生艇解绳入海。我们立在烟筒左侧，船向右边倾倒，不一会儿工夫我觉得脚下冰冷，怀里的两个孩子与紧挽着手臂的妻与幼儿不知何时冲散了。我立即把皮鞋脱去，手枪丢掉，抓住水面上一只木箱……这样随着海浪漂流，直到天亮7时才有一艘外国轮船把我们救起……
后来得知，那艘外轮是澳大利亚军舰华尔蒙哥号。生还者中有35人获救于这艘军舰。
还需要添加一笔的是，大难不死的葛克少校后来续弦袁世凯的孙女袁家姞，再得金童玉女一双，女儿葛蕾长大后出落成台湾地区的演艺明星。
据台湾出版的一部名为《太平轮一九四九》的纪实报告载，至少到2005年，太平轮上的另一位生还者叶伦明，以88岁高龄健康地生活在香港，并且经常参加脚踏车、游泳、慢跑铁人三项比赛，是港岛知名度很高的马拉松选手。
在上海市档案馆的馆藏中，我还读到一位名叫周侣云的交通大学肄业女生，在生还后写给她台湾父母的信：
亲爱的父母亲：
此信到时，想你们定已收到电报了，关于我死而复生的消息将怎样使得你们高兴啊……建元完全沉没后，我们的船已根本无法前进了，功哥（指她的同学叶以功）说，我们得赶快准备，于是抢了两件救生衣……他教我要竭力镇定，并教我下水后不要慌而乱跑，用两只脚好好地打水。他自己是会游水的。船上的人因为慌了，大家都挤在救生船上，船主毫不管事，结果救生船并未放下水，等到船已万分倾斜的时候，救生船还尚未放下水，绳子用刀也割不动。一会儿，我们觉得脚下全是水，忽然水到半身，再忽然船就完全沉下去了……我忽然想起功哥教我怎样浮出海面，我真的用两脚不断地划水。说也奇怪，人便渐渐向上腾了……结果不知怎的，被冲向一个大方木块，有四五个人坐在上面。我拼命向那几个人呼救，他们毫不理睬。我叫了好久以后，才有一个人肯拉我一把，总算爬上去了……我想一定是上天不允许我去台湾的……
在宏大的历史流程中，公众人物是后人的记忆坐标
说罢了生者，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眼死者。可以说，太平轮事件之所以在海峡彼岸长期纠结人心，成为各界人士挥之不去的梦魇，它同这些不幸罹难的冤魂密切相关。国民党陆军上将白崇禧之子白先勇还以之为背景写出了小说《谪仙记》（吴宇森导演2008年也曾宣布要拍摄太平轮故事《1949》，后放弃），然而在此岸，它却被人们轻描淡写到几近于无。譬如已故著名导演谢晋根据《谪仙记》改编拍摄的电影《最后的贵族》，太平轮事件就被推向了背景之背景，埋伏得很深，一般受众对故事原型、小说原著，以及电影改编之间的关系根本摸不着头脑。
有幸被历史记住的太平轮罹难人物中，军政要员有：国民党山西省主席邱仰浚及其一家，国民党辽宁省主席徐箴及其一家，蒋经国留苏时期的同窗好友俞寄虞，国民党总统府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之子，国民党台湾陆军训练部司令教官齐杰臣之家眷5人，袁世凯之孙袁家艺，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东南日报》社社长陆淑影与其先生，曾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海南岛日军投降的驻岛司令王毅将军，国民党天津市市长之子、《时与潮》总编辑邓莲溪……
公务人员有：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调台职员30多人，中央银行押运员6人，淡水合作社负责鱼苗放流的工作人员13人，邮电局职员……
商贾名人有：台湾清真寺创办人、永宝斋老板、翡翠巨子常子春的子女家属11人，台湾樟脑产业第一人吴禄生，香港已故女首富龚如心的父亲，著名棒球评论家张昭雄之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香港《工商日报》编辑记者等等。
著名美籍华裔刑案鉴识专家李昌钰的父亲李浩民，也在太平轮事件中不幸遇难。那年李昌钰还不到10岁。李浩民原籍江苏如皋，据说那时的如皋县有一半土地是李家的产业。李父还从事石油等买卖，是一位十分成功的富商。李昌钰曾经在自传中描述，家中常有食客上百人进出。太平轮失事后，李昌钰追忆自己的母亲李王岸佛曾专门雇飞机前往水域上空寻找，但“仅见黑色燃油漂浮水面，其他毫无漂流物或遇难乘客踪迹可寻”。李浩民遇难后，李氏一族家道逐渐中落。
向太平轮落难旅客伸出援救之手的，除了澳大利亚军舰华尔蒙哥号，还有附近舟山群岛的渔民。世居岱山岛的渔民姜思章那年13岁，小年夜当晚出海捕鱼的父亲彻夜未归，直到第二天除夕夜才驾船返回。进门后父亲说，返航途中正逢太平轮失事，他与大伙合力救起数人……
舟山渔民也有因太平轮而发财的。前文提到，本次航班中没有穷人，有些溃逃的阔佬还浑身绑满金银细软，名副其实“最后的贵族”。其中一位女性罹难后漂浮在海面上，被附近渔民捞起。只见她的躯干四肢，全都缠着金链子，渔民因此发得一笔横财。
消息传出，周边渔民蜂拥而至出事水域。
因为盛传太平轮满载金银珠宝，几十年来觊觎那片海面的大有人在，然而据说至今仍无正式的官方打捞计划出台。
无论从哪个角度推敲，太平轮的直接驾驭者和它的老板，都对这次灾难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出事后，众口一词的谴责都离不开两个字：渎职。太平轮船长罪实难逭。
有幸存者追述，“船长在浮筒上跳海死了，他说无脸见人”。对这一说法，中联公司副总经理马斯才在1949年4月6日上海地方法院庭审中予以了证实：“船长已遇难。”
逝者已矣。他带走的不仅有生命，还有尊严、真相和责任。
庭审结束一个多月后，1949年5月27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数十万大军的强大攻势下，上海宣布解放。
江山代谢，本案无法终结。
太平轮，为一个亡命天涯的王朝积谷搬仓
太平轮是一艘载重2050吨的客货轮，原属太平船坞公司，二战期间主要用于运输，功能单一。其命运的捩转始于1948年7月14日。这一天，它被上海中联企业有限公司以每月7000美元的代价，从太平船坞公司租赁过来，第二天便转身承担起上海与台湾基隆之间的往返交通。
从太平轮被租赁的那一刻起，它的命运其实已被注定。与其说它是一艘沪台之间的交通轮，不如说它是为国民党亡命天涯殉葬的逃难轮。
中联公司是由周曹裔、龚圣治、周庆云等六位宁波籍股东合资组建的股份制企业，1946年5月1日迁址上海四川中路549号。当下正走红台湾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也是股东之一。
包括太平轮在内，此时忙碌在台海之间的所有轮船，无论军用民用，都在为一个即将落荒孤岛的王朝搬仓积谷、囤金储银。故宫的国宝、中央银行的黄金，都从那一年的秋冬开始，分批装运台湾。据《李宗仁回忆录》记载，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之后，当时国民党监察院的秘密报告显示，单黄金部分，就有390万盎司被送到台湾，共计美金5亿元。除了财宝，还有政要富贾、名流菁英等各色人物，也一批批挤满东去的船舱。事后统计，仅1949年，小小台岛就骤然涌入残将败兵60万人，家眷难民70万人；而从1946年到1952年，先后登岛的总人数达200万人，与岛上600万原住民达到了1∶3。
太平轮改航台湾基隆的第35个班次启碇于1949年1月27日。这是它踏上亡命之旅的最后一个班次。
莫怪超载，若遂了蒋总统的意愿恨不能把偌大天下统统带走
一票难求。真正是一票难求啊！
1949年1月27日，时间已交农历年关，从上海开往基隆的航班，春节前只剩下太平轮一艘了，坊间不免趋之若鹜。自从将货运改回客货两用，太平轮恢复了船上的客舱，可供应有效船票508张。然而，以区区此数应对汹涌的逃难潮，显然杯水车薪，票价于是暴涨。据当时李敖回忆：
“当时上海已经是用银元的天下，银元有袁世凯像和孙中山像之分，叫‘袁大头’、‘孙小头’，民间自动变成了银本位，金圆券没人要了。市面上的情形是‘大头小头，叮叮当当’，爸爸和我在市面上加入客串银元黄牛。”
为什么要“客串银元黄牛”？这得归功于蒋大公子蒋经国1948年强力推行的金融币制改革，将黄金白银统统搜刮充公，禁止流通。李敖的爸爸在生前日记中曾有分解，“购船票必须金圆券”，因而不得不“同敖儿去河南南路换金圆券，等同于银元小贩，在弄堂内石阶小坐，左手大洋，右手金圆券，共换得4亿多”。
4亿多金圆券，简直天文数字啊！够干什么？李敖的爸爸继续分解：“购二等票2张，三等票全票3张、半票3张，共用去4.3亿元。”共8张票，平均每张超过5000万，而且必须随兑随花，耽搁不得，不然到了第二天便会迅速缩水。幸亏李敖父子当时坐的是中兴轮，而非太平轮……
行情如此看好，黑市自然猖獗。虽然太平轮的有效船票早已售罄，但凭人情关系，加上足够的真金白银，大量无票乘客仍然得以登船。门路粗的人，甚至拿张公司高层的名片也能上船。据事后中联公司在上海地方法院的证词表明，包括太平轮本身124名船员在内，总人数超千人。法院因此而称太平轮“向来是超载累犯”。
多难之秋，有超载恶习的又岂止太平轮一家。海峡之上，无船不满、无轮不超。若遂了蒋大总统的意愿，恨不能把整个大陆都掖在裤腰带上带走才好。
除了搭客，还要载货。有往来商行为台北迪化街商铺准备的南北货、中药材，有铁丝、洋钉、小五金。北京荣宝斋的玉器、古董，上海小儿科名医徐小圃珍藏的名人字画，甚至有传言说从故宫流散的怀素的字也在船上。《东南日报》社全套的印刷设备，以及油墨、白报纸、资料，统统不忍割舍，重达100多吨。还有政府机关堆积如山的公文案牍，光国民党党史资料就装了180箱。中央银行秘书处、国库局的档案也装了18大箱，每个箱子要用8个壮汉才抬得动。据称船上还装了银洋200多箱，也是中央银行的，每箱价值5000元，总计100多万元。另据《新闻报》载，船上“尚有陈果夫氏别克轿车1辆，车夫1人”；最糟糕的是，此次航班还载有钢材600吨……
太平轮最初拟定的开航时间是26日。当时往基隆跑一趟，大致需要两天三夜60个小时左右，26日起航，尚可在年前抵台。但非常时期，人算不如天算，太平轮突然改口，把开船时间推延到了27日上午10点。事后，一位名叫卢超的罹难者家属陈诉法庭，27日上午他送侄子卢兆雄上船，去台湾念书，但中午接到侄子电话，说船还没开，肚子饿得吃不消，让他赶紧送吃的去。待他拎着点心和水果赶到码头，才知道开船时间已改成下午2点。“只见船上甲板已与码头齐平，以前我上船时须由梯子上船，而此次竟举足即可踏上。”
说话间2点已到，但仍然不见有起航迹象，码头上的卷扬机和搬运工，还在来来回回倒腾，把成箱成捆的货物往船舱里塞。
太平轮的吃水线眼看着没入了浊黄的水面以下，看不到了。
一位施姓女子显然是难得的清醒者之一，她在躲过这场灭顶之灾后告诉记者，当时她已看出船只明显倾斜，超载严重，她很害怕，临时决定不上船了，以后再想办法走吧，当场就把船票退了。
国民党著名将领、时任台湾陆军副总司令的孙立人的堂妹孙敬婉，原本已和姐姐一起从南京赶到上海，想尽办法买到了这趟船票，然而当日姐妹俩途经外滩赶往十六铺码头时，恰巧遇到了孙立人的副官潘申庆。潘副官盛邀2人随其同行。姐妹俩起先还有几分矜持，但一转眼看到码头上的嘈杂场面，两位自命清高藐视权贵的新女性遂向现实低头，退掉船票，随潘而去，无意中躲过了这一劫。
对于超载事实，中联公司最初拒不认账，但据民国38年（1949年）2月1日《大公报》公开披露的事实是：“载重逾额的太平轮原定26日启程，因装载钢条600吨，延到27日下午4时多才开。当这批钢条装了150吨时，船长即声明已足额，但因公司当局已收了600吨的运费，故只得照装。”
直到下午4时18分，让人等得肚肠发痒的太平轮终于“呜……呜……”长鸣两声，缓缓驶离了黄浦江码头。
各种毁人于一旦的因素
交相作用
1949年1月27日，农历戊子年小年夜，再迈过一个昼夜的门槛就是己丑新年了。终于脱离了兵家必争之地的船上各色人等，免不了款款地舒出一口长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船上是没有穷人的，穷人买不起这趟船的船票。本次航班上的乘客，颇有一些是把全部家当变现成金银珠宝，然后腰间缠满大把金条上船的。
为了对付将在旅行途中度过的除夕，太平轮管事顾宗宝在上船之前就已列出采买清单：玛琪琳、咖啡、茶叶、培根、鲨鱼、目鱼、黄鱼鲞、鳗鲞、海参、海蜇皮、干贝、鲜咸鸭蛋、猪牛羊各种肉类、火腿、冬笋、香菇、木耳、大头青蟹、白酒黄酒葡萄酒、汽水卷烟香瓜子……真是琳琅满目，过年的喜庆氛围毫不逊色于陆地。太平轮出事后，顾宗宝之父顾右春拿着儿子遗留在家中的这份清单，向中联公司索要儿子垫付的采买款。
为了赶在淞沪警备司令部1月5日新发布的水上宵禁令所限定的时间（每日下午6时至翌日上午6时）之前赶出吴淞口，以免被沿途设卡的军警发现阻截，太平轮开足马力，加大航速；并且不开灯，不鸣笛，取近道，走捷径，在无形的水面上匆匆留下了一条非正规的航路。如此一来果然奏效，天黑以后，轮船已抵近吴淞口，眼前的水面变得越来越开阔。老天爷对延时超载的太平轮很是眷顾，似乎有意助它一程。当晚，星斗满天，海面风平浪静。于是太平轮保持大马力高速度，昂首挺进。
整整忙碌了大半天，饥肠辘辘的大副二副丢开轮舵，径自交班宵夜，然而事实上，据事后脱险的太平轮厨师张顺来留在法院的初审口供显示，理应接班的三副其时并未到岗，为灾变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复审时张顺来翻供，一概说“不知情”。鉴于当事人都已死亡，法庭调查无法继续。大副二副交班后来到船舱，领导带头，与民同娱同乐。密闭的钢铁空间里烟雾弥漫，酗酒猜拳打牌的叫嚣声此起彼落。后来有人因此而厉言指责太平轮船员弃责渎职，相继脱离工作岗位饮酒作乐，是出事的根源所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连船长斯时也不知去了哪里，出事时驾驶舱内竟然无人值守。
夜深以后，太平轮已经把吴淞口远远抛在了身后，进入了长江口外30余海里处的舟山群岛海域。此处航道曲折，视野不良，水深湍急，一旦有事，救助相当困难。
超载、高速、懈怠、放纵，各种毁人于一旦的因素交相作用于这片小小的海上陆地，太平轮已经走到了尽头，大限的一刻终将来临。晚11时45分，当行色匆匆的太平轮行驶到舟山群岛大戢洋面“白吉”灯塔附近时，竟稀里糊涂拦腰撞上了迎面驶来的“建元”轮……
建元轮的悲剧
建元轮此刻正从基隆匆匆赶往上海，船上装的是上海人必需的两样东西：煤炭和木材，载货量超过2000吨。建元轮是一艘货船，不载旅客，但有船员72人（台湾方面的说法是120人），属于建新航业公司，乃荣氏家族产业。它当然不曾料到，漆黑的大海上会不见任何征兆地被人拦腰撞上。民国38年2月10日出版的《轮机月刊》发表评论文章，义愤填膺地抨击道：“太平轮连桅杆上的信号灯也未燃点，以致成直角（与建元轮）互撞。一句话，真是太疏忽了……迎面来了一艘灯火通明的船都看不到。”
呈丁字形的撞击据称不算太猛烈，并没有地动山摇的骇人场面发生，太平轮上一些早早入睡的乘客甚至没有被撞醒。然而灾难还是发生了。
被撞坏了腰脊的建元轮首先撑不住了。仅仅5分钟后，它便开始下沉，顷刻之际已被海水吞没。全船72名员工，只有2人最后获救。
太平轮的状况稍好，最初还看不出太大的异样，茶房甚至安慰旅客，建元轮已经下沉，我们没事，大家不必惊恐。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暗夜中，太平轮发出求救电报，随即向右转舵，试图自救。奈何船体本已因严重超载而倾斜，踉踉跄跄走了大约不到20分钟，就再也承受不住从舱底不断涌入的海水，整个船体轰然沉没，掀起一个巨大的漩涡，把甲板上密密麻麻的求生者席卷一空……
生还者仅36人
据官方报告，太平轮生还者仅36人，其余全部罹难。罹难者的准确数字，60多年来始终没搞清。有的说近千人，也有说上千人……
国民党国防部参谋葛克少校是侥幸生还的太平轮罹难者之一，时年34岁，但其妻子和3个孩子全部遇难。最令葛克深恶痛绝的，就是太平轮的延时和超载，如果这两条违规行为有一条得到遏制，它就不会和建元轮相撞，即使撞上了，也不至于下沉得如此之快。作为太平轮善后委员会的成员，他的证词至今仍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的库房里：
（我）携了妻儿登上甲板，那时下舱已有水浸入，只见两只救生艇上挤满了人，可是船上并没有一个船员把救生艇解绳入海。我们立在烟筒左侧，船向右边倾倒，不一会儿工夫我觉得脚下冰冷，怀里的两个孩子与紧挽着手臂的妻与幼儿不知何时冲散了。我立即把皮鞋脱去，手枪丢掉，抓住水面上一只木箱……这样随着海浪漂流，直到天亮7时才有一艘外国轮船把我们救起……
后来得知，那艘外轮是澳大利亚军舰华尔蒙哥号。生还者中有35人获救于这艘军舰。
还需要添加一笔的是，大难不死的葛克少校后来续弦袁世凯的孙女袁家姞，再得金童玉女一双，女儿葛蕾长大后出落成台湾地区的演艺明星。
据台湾出版的一部名为《太平轮一九四九》的纪实报告载，至少到2005年，太平轮上的另一位生还者叶伦明，以88岁高龄健康地生活在香港，并且经常参加脚踏车、游泳、慢跑铁人三项比赛，是港岛知名度很高的马拉松选手。
在上海市档案馆的馆藏中，我还读到一位名叫周侣云的交通大学肄业女生，在生还后写给她台湾父母的信：
亲爱的父母亲：
此信到时，想你们定已收到电报了，关于我死而复生的消息将怎样使得你们高兴啊……建元完全沉没后，我们的船已根本无法前进了，功哥（指她的同学叶以功）说，我们得赶快准备，于是抢了两件救生衣……他教我要竭力镇定，并教我下水后不要慌而乱跑，用两只脚好好地打水。他自己是会游水的。船上的人因为慌了，大家都挤在救生船上，船主毫不管事，结果救生船并未放下水，等到船已万分倾斜的时候，救生船还尚未放下水，绳子用刀也割不动。一会儿，我们觉得脚下全是水，忽然水到半身，再忽然船就完全沉下去了……我忽然想起功哥教我怎样浮出海面，我真的用两脚不断地划水。说也奇怪，人便渐渐向上腾了……结果不知怎的，被冲向一个大方木块，有四五个人坐在上面。我拼命向那几个人呼救，他们毫不理睬。我叫了好久以后，才有一个人肯拉我一把，总算爬上去了……我想一定是上天不允许我去台湾的……
在宏大的历史流程中，公众人物是后人的记忆坐标
说罢了生者，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眼死者。可以说，太平轮事件之所以在海峡彼岸长期纠结人心，成为各界人士挥之不去的梦魇，它同这些不幸罹难的冤魂密切相关。国民党陆军上将白崇禧之子白先勇还以之为背景写出了小说《谪仙记》（吴宇森导演2008年也曾宣布要拍摄太平轮故事《1949》，后放弃），然而在此岸，它却被人们轻描淡写到几近于无。譬如已故著名导演谢晋根据《谪仙记》改编拍摄的电影《最后的贵族》，太平轮事件就被推向了背景之背景，埋伏得很深，一般受众对故事原型、小说原著，以及电影改编之间的关系根本摸不着头脑。
有幸被历史记住的太平轮罹难人物中，军政要员有：国民党山西省主席邱仰浚及其一家，国民党辽宁省主席徐箴及其一家，蒋经国留苏时期的同窗好友俞寄虞，国民党总统府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之子，国民党台湾陆军训练部司令教官齐杰臣之家眷5人，袁世凯之孙袁家艺，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东南日报》社社长陆淑影与其先生，曾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海南岛日军投降的驻岛司令王毅将军，国民党天津市市长之子、《时与潮》总编辑邓莲溪……
公务人员有：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调台职员30多人，中央银行押运员6人，淡水合作社负责鱼苗放流的工作人员13人，邮电局职员……
商贾名人有：台湾清真寺创办人、永宝斋老板、翡翠巨子常子春的子女家属11人，台湾樟脑产业第一人吴禄生，香港已故女首富龚如心的父亲，著名棒球评论家张昭雄之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香港《工商日报》编辑记者等等。
著名美籍华裔刑案鉴识专家李昌钰的父亲李浩民，也在太平轮事件中不幸遇难。那年李昌钰还不到10岁。李浩民原籍江苏如皋，据说那时的如皋县有一半土地是李家的产业。李父还从事石油等买卖，是一位十分成功的富商。李昌钰曾经在自传中描述，家中常有食客上百人进出。太平轮失事后，李昌钰追忆自己的母亲李王岸佛曾专门雇飞机前往水域上空寻找，但“仅见黑色燃油漂浮水面，其他毫无漂流物或遇难乘客踪迹可寻”。李浩民遇难后，李氏一族家道逐渐中落。
向太平轮落难旅客伸出援救之手的，除了澳大利亚军舰华尔蒙哥号，还有附近舟山群岛的渔民。世居岱山岛的渔民姜思章那年13岁，小年夜当晚出海捕鱼的父亲彻夜未归，直到第二天除夕夜才驾船返回。进门后父亲说，返航途中正逢太平轮失事，他与大伙合力救起数人……
舟山渔民也有因太平轮而发财的。前文提到，本次航班中没有穷人，有些溃逃的阔佬还浑身绑满金银细软，名副其实“最后的贵族”。其中一位女性罹难后漂浮在海面上，被附近渔民捞起。只见她的躯干四肢，全都缠着金链子，渔民因此发得一笔横财。
消息传出，周边渔民蜂拥而至出事水域。
因为盛传太平轮满载金银珠宝，几十年来觊觎那片海面的大有人在，然而据说至今仍无正式的官方打捞计划出台。
无论从哪个角度推敲，太平轮的直接驾驭者和它的老板，都对这次灾难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出事后，众口一词的谴责都离不开两个字：渎职。太平轮船长罪实难逭。
有幸存者追述，“船长在浮筒上跳海死了，他说无脸见人”。对这一说法，中联公司副总经理马斯才在1949年4月6日上海地方法院庭审中予以了证实：“船长已遇难。”
逝者已矣。他带走的不仅有生命，还有尊严、真相和责任。
庭审结束一个多月后，1949年5月27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数十万大军的强大攻势下，上海宣布解放。
江山代谢，本案无法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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