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日伪产业接收机关是国民党政府“东北敌伪事业资产统一接收委员会”，主要成员由东北行辕政治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政府各部(会、署)驻东北特派员、东北各省政府主席、各市市长组成，1946年3月在锦州成立，同年5月移驻沈阳。辽宁省设立了“东北敌伪事业资产接收委员会辽宁分会”，省辖市、县、旗亦分别设立分会。
　　到1947年2月，“东北敌伪事业资产统一接收委员会”完成接收任务量的80%以上，接收日伪产业物资4221528宗，出售资产价值达1.79亿元；辽宁省分会接收日伪产业338个，接收物资计3495315件，占东北地区接收物资的绝大部分，包括机械、钢铁、五金、电器、建筑材料等。国民党政府控制了辽宁全部大型工矿企业和所有重要资源，特别是重工业和机械、军工等重要企业，按行政区域划分为锦西、锦州、沈阳、抚顺、鞍山、本溪、辽阳、营口等8个工业区。
　　在光复、接收等名义之下，国民党军政要员假公济私，利用种种手段中饱私囊，大发横财。接收大员只忙于“劫收”，对企业的恢复、建设和生产经营根本无暇顾及，各工厂、矿山的大批设备、器材管理极其混乱，任意处置、拍卖、丢弃，有的被破坏，有的采取各种手段变卖为己有。
　　1946年5月到10月间，国民党接收大员进驻鞍山，一面强征乱摊搜刮民财，勾结私商大肆窃卖国家资产，一面将鞍钢(原昭和制钢所)82.6%的在籍职工遣散，造成数万工人失业，生活无着。工人、市民与当局的对立情绪日益加剧，有人在国民党市政府门前贴出一副对联：上联是“张公李公浪荡公公公办公公心何在假公济私”，下联是“税局捐局警察局局又分局局内则甜局外则苦”，横批是“民不聊生”。鞍钢弓长岭矿工人因国民党接收大员视工人为奴隶，经常无故殴打工人，愤而举行罢工，停水、停电，致全矿陷于瘫痪，迫使当局不得不将接收大员驱走。鞍钢中板厂厂警小队长殴打工人，激起愤怒的工人群起冲进厂警室，痛打了小队长。警察局闻讯派来一个中队的警察，欲行镇压。工人们不畏强暴，将带队的警察处长拖出小汽车，打掉他头上的礼帽。当局唯恐事态闹大，派厂长出面调停，根据工人的强烈要求，把厂警小队调走，才平息这场风波。
　　为配合“接收”工作，加强对各地的控制，国民党辽宁省政府制定了《收复区复员工作计划大纲》，要求各县市地方行政人员随同国民党军队协同前进，配合军事行动，迅速完成各地“接收”任务，扩大统治区，建立地方政权，行使行政管辖。为此，辽宁省政府组织“复员工作督导团”，由县市长任团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三青团干事、军队政工人员及地方士绅担任干事，以村街为重点，向老百姓灌输所谓“正统”观念和“戡乱”反共思想，以推动基层政权建设，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在接收和组建地方政权的同时，国民党辽宁省政府积极培训反共骨干，筹建行政干部训练团，对各级行政人员实施培训，以培养“戡乱”行政“人才”。1946年2月1日，“辽宁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正式在锦州成立，同年3月29日迁至沈阳大西门里同泽女子中学旧址，7月改名为“辽宁省训练团”。参加的各县市训练所受训人员达5436人，受训后充斥基层以加强统治。

　　腐败之风严重

　　事实上，徐箴在辽宁任职时间不长，腐败之风却很严重。
　　身为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主席，徐箴利用手中权力，滥用坏人，包庇罪犯，贪污受贿，坑害百姓，犯下种种恶行。
　　辽宁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训导处长王一民，曾任伪冀东保安大队长、伪河南警察局长等职，在天津因贪污被判徒刑，释放后回到辽宁。徐箴认为王一民是人才，客客气气请他出山，委以重任。
　　国民党营口渔业局局长李安人、副局长周端芝，都是徐箴留日同学，曾任伪满洲国官员，徐箴却委以他们重任。这两个人劣行不改，滥设税目，苛征渔民，搜刮民财，贪污舞弊，大捞钱财。徐箴明知他们恶行昭彰，睁一眼闭一眼。
　　著名汉奸王叔祥曾任日本军部物资买办，在军事和经济上为日军侵华“出力”，并制造贩卖毒品，坑害中国人民，民愤很大。这样的大汉奸却被徐箴任用为省政府科长，依旧作威作福，大捞钱财。
　　有这等主官，各地官员能好哪去？
　　开原县县长艾善甫向商民每户强行摊派中华民国国旗，引起商民不满。沈阳市每面旗价格仅为390元，开原县却按每面1200元到1400元强行卖给商民，从中牟利。
　　抚顺市市长罗永年利用职权，“劫收”日伪物资变价肥己，并收受日本人金条价值10余万元。罗不投入资金却以股东身份加入企业经营，按红利40%分红，非法牟取私利。在调查处理中，罗永年调任鞍山市市长，此案不了了之。
　　锦西县参议会议长张瑞和私藏毒品，被锦西军警宪兵联合稽查处查获。
　　在国民党辽宁省政府统治的短短3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仅基层民众、人士、团体向东北行辕控告利用职权贪赃枉法、要求给予惩处的县长就有：新民县县长张瑶光、铁岭县县长李桂庭、绥中县县长周炎、开原县县长曾也石、抚顺县县长张孝儒、海城县县长孙维善、兴城县县长王梅影等人。沈阳市民众自发行动起来，聚会游行，散发传单，揭露省政府主席徐箴的种种罪行，并到东北行辕请愿，要求惩处徐箴。迫于各方面压力，东北行辕下令将徐箴免职。

　　把辽宁捞空了

　　国民政府对官员的贪腐行为采取严厉手段加以惩处，据国民党政府东北敌伪产业统一接收委员会监察处报告，截至1947年1月，该处查处侵吞物资案件及贪污案件即达988件，查扣物资价值合计东北九省流通券213900万元。
　　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事实上，国民党政府的监察院和司法院等都形同虚设，监察院和司法院根本起不到控制、监督腐败行为的作用。监察院虽为对官吏实施监督的最高权力机关，可弹劾权与惩戒是分离的，从而失去了监察权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司法院下属的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都独立行使审判权，司法院无权干涉。权力制约的失衡，必然导致政治体制的低效和松散，所以国民党政府各级政府官吏，上至皇亲国戚的孔宋家族，下至一般县长、乡长，纷纷利用职权以合法或非法的途径拼命贪污搜刮，巧取豪夺。
　　当时，国民党军政要员贪污腐化，抢房子、倒卖金子、吃馆子、玩戏子、逛“窑子”等，号称“五子登科”。
　　与国民党有权有势的官员贪污腐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大劳动人民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国民党辽宁省政府统治下的辽宁，官场腐败，社会动荡，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物价飞涨，物资奇缺。工业生产能力大幅下降，钢锭1946年生产能力为14万余吨，1947年降到6000余吨，1948年减少到不足2000吨；全省煤炭产量1946年为237.6万吨，1948年降至128.3万吨。从1946—1948年，国民党政府经营鞍钢的22个月中，仅生产钢材1.25万吨。
　　在国民党政权垮台前，一些贵重器材、设备和技术资料被拆卸、窃取运往关内。工厂矿山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兵营和堡垒，列车成了作战掩体，职工宿舍门窗被拆去烤火，钢铁被用做修筑作战工事。其间，辽宁其他工业企业如化工、机电、水泥、纺织、造纸等行业都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和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洗劫……
　　蒋家王朝覆灭后，曾经的国民党辽宁省主席徐箴携家人去台湾。1949年1月27日，农历大年除夕的前一天，往返于上海和基隆之间的中联公司“太平号”客轮，满载着当年的名流绅士，包括徐箴与夫人及一子二女。这些人都身携全部家产前往台湾。“太平号”客轮在浙江舟山水域与他船相撞后沉没，近千人遇难，史称“太平轮事件”。徐箴一家也葬身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