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荣宝斋，从革命根据地枪林弹雨中出来的侯恺颇多困惑。经营生产什么？服务对象是谁？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侯恺一筹莫展，经常一个人跑到天坛祈年殿前的石板甬道上仰天苦思。

    老荣宝斋经营的是古玩字画、文房四宝，附设小作坊、木版水印生产一些诗笺之类，服务对象大抵是一些文人墨客、士大夫悠闲阶层及一部分政界人士、少数汉奸、贩毒暴发户等。这一切与侯恺从革命根据地所受教育形成的观念格格不入，他认为老荣宝斋的一套模式与新民主主义教育毫无关系。为了面向广大工农大众，他把店堂里的古玩字画换成领袖像、连环画和新画报。许多年后侯恺告诉笔者：“开始时把荣宝斋搞了个一塌糊涂。”说这话时，他自嘲地笑着，笑容天真而灿烂。

    在主管部门领导和文化界名流的启发下，侯恺逐渐明确了荣宝斋的发展方向。他想，荣宝斋不是杂货店，它不承担直接面对广大民众的责任与义务。荣宝斋为工农兵服务，是间接的，即通过古玩字画，展现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悠久历史、灿烂文明。于是，荣宝斋的办店方针明确了，侯恺说：“以其业务所长，对内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对外增进国际文化交流。”

    为了充分发掘和展示我国源远流长的绘画传统，侯恺在荣宝斋原有藏品的基础上，提出在荣宝斋内创办《中国绘画的源流与发展》大型展览这一宏大构想。他积极从民间收集历代名家名作，将国宝级文物送交故宫博物院等各地博物馆，同时将故宫和各地博物馆的多余藏品拿回荣宝斋。他以自己的个人魅力团结了一大批古玩鉴赏专家，确立了荣宝斋的良好信誉，赢得了故宫等各地文物单位的赞赏与支持。

    故宫博物院和辽宁博物馆有一些旷世奇宝，如唐代名品《簪花仕女图》、五代《韩熙载夜宴图》、宋代的《清明上河图》，它们不仅是绘画史上的珍品，而且对研究唐宋社会风情都有重要的价值。但是由于它们独一无二，许多人难睹其芳容，为此，侯恺提出由荣宝斋组织画师、技工复制这些名作，以期有更多的人更方便地看到它们。

    侯恺的提议得到北京故宫和辽宁方面的允诺。他们提出，要复制就复制两幅，荣宝斋拿走一幅，留一幅供故宫展出，而真品则收藏起来妥善存之。

    荣宝斋与故宫的合作开始了，侯恺心目中的《中国绘画的源流与发展》大型展览也在一步步实现着。在这一过程中，荣宝斋聚集了各朝各代名家各派的大批杰出作品或其复制品。选其代表作采用木版水印法复制销售，木版水印这门技艺也在不断探索中，由起初只能复制盈尺小幅发展到复制丈二尺幅的大张巨幅，由纸本发展到绢印本。

    在这一过程中，荣宝斋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取得了双丰收。荣宝斋前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然而，1966年荣宝斋成了“大黑店”，侯恺为工农兵服务的“间接论”方针受到无情批判，《中国绘画的源流与发展》也流产了。然而侯恺和他的同仁们为此收集、复制出的大量作品，却成了荣宝斋的“镇斋之宝”，使荣宝斋赢得了“民间故宫”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