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耀宗先生是中国基督教界的一位杰出人物，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又是一位爱国者。抗日战争时期是吴耀宗思想转变的重要时期。

 

 

 

　　吴耀宗于1893年出生于广州的一个非基督教家庭。1918年6月他在北京公理会受洗入教。1920年9月，进北京青年会从事学生工作。1924年至1926年赴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学习，并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主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一些提倡和平主义的基督教徒发起组织了国际性和平主义团体“唯爱社”。吴耀宗是个和平主义者，唯爱社的主张深得他的好感，他于1921年加入唯爱社，并当选为中国唯爱社主席，1931年接办了《唯爱》双月刊。吴耀宗领导的唯爱社，目标是致力于在中国建设一个“爱的社会”。从唯爱主义出发，吴耀宗对甘地的“不抵抗主义”非常崇拜，他于1933年亲自将《甘地自传》翻译成中文。他相信积极的不抵抗比使用武力更为有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吴耀宗邀请了青年会的干事们一起讨论抗日办法，决定发起不合作运动。他亲自起草了一封致基督徒学生团体的公函，提出：用非武力的运动来对付日军的侵略；对日绝交；除两国人民谋根本解决问题应有之关系外，断绝其他一切关系等主张。他还提出“不购日货、不乘日船、不存款于日本银行、不用日本纸币、不登日本人广告、不受雇于日人、不售货于日人，不与日人发生个人及团体的关系”。这时，吴耀宗还相信可以用非武力抗日。但当时在全国处于抗日高潮，不合作运动的响应者寥寥无几。

　　1932年，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位于虹口的吴耀宗家也面临日军炮火轰击，他不得不率全家到位于法租界的八仙桥青年会避难。上海军民抵抗日军的战争打响后，吴耀宗再也坐不住了，他和夫人杨素兰女士积极参加了难民救济工作，吴耀宗参加了上海民众前敌将士慰劳会，随救护队亲去前线。杨素兰担任了第16救护支队队长，3天中救出伤兵209人。在这过程中，吴耀宗同李公朴、黄任云、邹韬奋等爱国人士有了接触，并时常在一起商谈青年救国问题，思想感情逐渐有了变化，他在《唯爱》第4期撰文《上海事件与唯爱的主张》中说：“武力的方法虽然不是我们所能赞同的，但是究竟能够表现我们‘丈夫之气’，所以我们承认它是一般人所能接纳的最好方法，而对他们表示我们的同情，给他们以精神上的援助。”他此时虽然还坚持对日不合作、不赞成武力抵抗，但态度已有很大转变。

　　1933年6月，吴耀宗的好友、原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到上海，他们的话题很快就集中到如何为收复东北做一些工作的题目上来。经过商量，他们同李公朴、丁贵堂、沈体兰、杜重远等16人共同发起组织“东北社”。吴耀宗此时已从“对日不合作”中走了出来，开始投身于救国运动。

　　1935年，吴耀宗又相继参加了以沈钧儒为首的“救国会”和陶行知创办的“国难教育社”，进一步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震撼了全国人民，吴耀宗、沈体兰、刘湛恩、邓裕志、刘良模等28位基督教人士联名发表《上海各界基督徒对时局宣言》，指出“全国民众，一致起来，对于分裂领土的企图，对于欺骗麻醉的手段，对于一切威胁与压迫，坚决地作勇敢的反抗”。

　　吴耀宗于1936年底应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和太平洋宗教学会邀请去美国演讲，他在美国44所大学演说123次，听众达2.5万多人，演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呼吁美国人民和国际力量对日本进行制裁。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吴耀宗对唯爱主义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他说，“唯爱与革命是不能分开的”，“唯其爱，所以对于一切压迫人的制度，剥削人的阶级，都要反对，都要消灭”，如果“只是袖手旁观，姑息容忍，那只是伪善，只是助纣为虐，何有于唯爱。”他感到唯爱主义不能救中国，于1937年2月写信辞去了中国唯爱社主席之职。

　　1937年5月吴耀宗赴美学习，在这期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当时他把中国抗战的前途寄托于国际干涉，在美国许多刊物上发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干涉日本侵华，但得到的同情并不多。

　　1938年3月吴耀宗回国，当时上海已沦陷，日本侵略军尚未进入英、法控制下的租界，被称为“孤岛”，人民群众还可以进行某些隐蔽的抗日活动。吴耀宗同留在上海的胡愈之、王任叔、沈体兰等发起成立了“星二聚餐会”，这是一个包括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工商金融、海关、工部局和宗教救济各界人士在内的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参加者有郑振铎、许广平、赵朴初等各界人士。他们每星期二晚上在八仙桥青年会聚餐，讨论分析抗战形势，汇报各界救亡活动的情况，布置下一步工作等等。星二聚餐会在全市发动进行了几次规模较大的活动：1939年曾两次发动全市拒挂伪旗而悬挂国旗；通过青年会团体和个人关系开展国际宣传活动；1939年发动捐寒衣、捐款行动，并将物款交宋庆龄发起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后转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支持郑振铎组织的“复社”编辑出版《西行漫记》、《鲁迅全集》，捐款支持《上海周报》、《译报》等进步刊物。

　　1938年5月，吴耀宗到内地访问基督教青年会。在长沙，经人介绍与时任18集团军驻湘代表的徐特立相识，两人交谈良久。离开长沙到武汉后，吴耀宗希望见到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让他颇感意外的是，周恩来与吴玉章竟亲自到青年会来看望吴耀宗。他们与吴耀宗进行了谈话，内容涉及抗战形势、国共合作、中国革命和宗教问题等。周恩来谈到，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并愿意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通过交谈，吴耀宗对共产党人有了了解，吴耀宗后来经常谈起他同共产党领导人谈话的情景，认为对他政治上帮助很大。

　　从1931年“九·一八”以后的短短数年中，吴耀宗完成了从唯爱主义到与各界人士共同抗战的政治思想转变，他在抗战中经受了锻炼，为他以后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