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吴耀宗在会上发言。

      中国近代基督教界杰出的爱国领袖吴耀宗先生（1893-1979）在青年时代曾是一位唯爱理想主义者，担任过中国“唯爱社”主席与《唯爱》杂志主编。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逐渐放弃唯爱主义的主张，转变为一位为正义和国家独立而奋斗的志士。重温他青年时代的这一段经历，或许能得到某些启示。

一、爱你的仇敌

      唯爱主义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贵格会的霍德进发起成立名为“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的国际和平组织（“唯爱社”），主张以爱为最高原则，反对用武力来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该组织很快得到国际基督教界的响应，分社遍及20余个国家。1922年，“唯爱社”中国分社在北京成立，并创办机关刊物《唯爱》季刊，社员大多是外籍传教士。
      1917年，吴耀宗在参加一次基督教研经班时读到了《登山宝训》，深受感动，由此启发宗教信仰，次年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不久又辞去海关工作，加入北京青年会。他加入“唯爱社”，是因为“唯爱社”的主张与自己的理想有很多契合之处。如1921年3月，他与柴约翰、胡笃生闲谈时便明确反对柴、胡等人“用激烈手段改组政府”的主张，认为“耶稣在世的时候不曾这样做，我信他现在也不会这样做”。当时北京已有外国基督徒信奉唯爱主义，吴耀宗与他们接触，认为他们“以耶稣之爱为一切行事标准”的志向正是自己的理想，于是在1921年10月加入“唯爱社”，并积极筹备“唯爱社”中国分社的创办，起草了宣告该团体成立的“中文宣言书”，1929年又担任全国主席，成为唯爱主义在中国的积极传播者和推动者。
      吴耀宗宣传唯爱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唯爱社”的各种活动。1924至1927年在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留学期间，他和当地“唯爱社”保持联系。在各种场合的讲道中，他总是反复强调一个“爱”字，宣告要“爱一切人，连仇敌在内”，并经常引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一段话：“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只是我要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祈祷。”
      青年吴耀宗认为，“唯爱主义主张人类一切关系，都应当以爱为原则，并且要用不违反这个原则的一切手段。这个爱是无条件的爱，爱一切的人，连仇敌都在内”。“唯爱社”的目标就是实现一个“爱的社会”，在生活和行动中，一切以爱为准则。他向世人宣告：“我要被爱征服，我要作爱的俘虏，我要为爱冒险，我要因爱而得到更大的生命，这便是我唯爱的信仰。”
      在中国充满内忧外患的20世纪初，唯爱主义纯粹是一种理想。吴耀宗尽管相信唯爱的美好与伟大，但面对现实，也只能感叹“唯爱的实行，谈何容易”！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以爱反对武力，又何异于痴人说梦？但吴耀宗仍然相信耶稣的爱“像黑夜里的明星，暗中引领人类”，“这一线的微光，不断地照亮我们，使我们相信爱是我们唯一的救法。爱的力量，无限伟大”。

二、唯爱与武力的较量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日本的武力侵略，不少人对唯爱主义提出责难：对敌人讲爱，岂不等于自杀和投降？在民族利益面前，不少基督徒放弃了唯爱的主张，支持武力抵抗。吴耀宗的内心也很矛盾，处此国难之际，不能主张不抵抗，但根据唯爱的精神，又不能诉诸武力。为此，吴耀宗想到一个折中办法——“对日不合作运动”。事变爆发前夕，吴耀宗发表《非战运动与民意的总动员》一文，主张“非战运动”。事变后不久，他又发表《告爱国的青年》一文，提出青年运动可以努力做以下四项工作：“一曰对日不合作；一曰向民众扩大宣传；一曰培植舆论，以有效的方法监督政府；一曰养成团契的生活，以谋个人及国家的出路。”但是由于缺乏具体有效的办法，他的主张影响只限于男女青年会的一部分工作人员，不久便不了了之。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难民流离失所，吴耀宗和夫人杨素兰参加了朱懋澄发起组织的“上海民众前敌将士慰劳会”的活动，杨夫人还担任了救护队第十六支队的队长，3天救出伤病员209人。亲临前线的吴耀宗目睹日军暴行及我国军民的英勇气概，思想开始发生较大转变。与此同时，吴耀宗开始同社会上各界爱国人士广泛接触，商谈青年救国问题。如当年2月16日，吴耀宗同李公朴、黄任之、邹韬奋、杨卫玉、毕云程等人在功德林聚餐，商谈救国问题。这次聚会是吴耀宗参加救亡运动的一个有意义的标志。他还写信给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主席米勒及英美日等国的基督教学生运动组织，请他们为中日问题主持正义。
      1933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后，又向热河进攻，华北地区风云激荡。此时吴耀宗发表文章，认为从现在的局势而论，“除了抵抗，似乎没有别的办法，这是事实”。同年11月，他又发文声明：“我们不反对那些为正义而用武力的人——虽然我们不承认武力是至高的方法。”1934年3月吴耀宗再次呼吁，中国现在处在一个生死存亡关头，为了救亡，民众们应当组织团结起来。1933年，吴耀宗与阎宝航、李公朴等成立了“东北社”，为收复东北尽力；1935年，吴耀宗又相继参加了宋庆龄等组织的“救国会”和陶行知创办的“国难教育社”等爱国救亡团体，以实际行动践行抗日救亡的决心。1936年12月，吴耀宗应邀赴美国演讲5个月，遍历美国许多城市，向青年学生讲中国问题。1937年2月，吴耀宗辞去了中国“唯爱社”主席一职。“七·七事件”发生时，吴耀宗正在英国牛津参加世界基督教大会，不久又去温切斯特出席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执行委员会议，他在会上利用演讲机会呼吁国际组织对日本侵华加以干涉。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吴耀宗一度徘徊在唯爱与武力的矛盾中，在他宗教意识的深处，始终信仰耶稣所指示的爱人、饶恕人的教导是人类得救的唯一道路，但在特殊时期，却又不能不赞成、拥护武力。经过痛苦的抉择，吴耀宗最终放弃了信仰20余年的非武力的唯爱主义思想，从改良式的人格救国走向革命式的行动救国。丁光训主教认为，“这是吴先生思想发展中的第二次重要飞跃”。

三、从美丽的梦境中醒来

      1938年5月，吴耀宗离开上海到内地访问青年会，这期间先后在长沙和汉口分别拜会了徐特立、周恩来和吴玉章等共产党员，同他们商讨宗教、抗战、国共合作、中国革命等问题，这是吴耀宗同中共领导人初次接触。
      抗战期间，吴耀宗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成都。1942年9月，吴耀宗被推选为新成立的“基督教联合出版社”主席，次年2月，出版社创办《基督教丛刊》，1945年创办《天风》周刊。在这期间，吴耀宗仍经常向青年学生演讲，还支持冯玉祥先生主持的“基督教献金运动”等活动，并常去周恩来在重庆的办公处访问，畅谈时局。抗战胜利后，因交通堵塞，吴耀宗滞留成都直至1946年5月。在此期间，他同成都各大学的学生关系密切，经常给学生们演讲时局与宗教问题，并积极参加反蒋民主运动。他与加拿大友人文幼章在成都的住所被称为“民主之家”。
      此时的吴耀宗已经完全放弃了唯爱主义，诚如他在1945年《敬悼吴雷川先生》一文中所说：
“九·一八”的炮声把我们轰醒了，我们的态度渐渐改变了。我们觉得战争的基本原因是不平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也许耶稣是一个完全主张不用武力的唯爱主义者，也许不是；但基督徒目前最急迫的任务，就是把社会制度改变，如果能够不用武力最好，如果必须要用，其结果比因不主张用武力而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继续下去好得多。
      新中国成立后，吴耀宗与一些爱国基督徒发起了“基督教革新运动”，使中国基督教走向了新生。1952年，吴耀宗在回顾自己早年的唯爱主义经历及转变时说：
      三十年前，我是一个狂热的和平主义者（唯爱主义者）。我曲解耶稣的教训，把“爱仇敌”解释做无原则的爱、无原则的不抵抗，而忘记了耶稣的热爱祖国、嫉恶如仇，和他对人民的敌人所作的无情的斗争……我曾经把唯爱主义在中国的基督徒里面做了热烈的宣传……这是一个美丽的梦境。现在，三十年后，我已经从这个美丽的梦境中完全醒过来。我并没有放弃我对世界和平的热烈期望，但我清楚地晓得：和平是不能从美丽的幻想中产生出来的；相反的，和平是需要争取得来的。
从青年时期的唯爱主义理想及转变，到发起、领导“三自爱国运动”，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吴耀宗先生始终如一的社会责任感。早期的唯爱主义理想支持他以人格救国的方式来实现社会重建的理想，其后他对唯爱主义的抛弃，不妨视为基督教信仰的进一步深化，也是他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和基督教信仰相结合的必然结果，并成为他领导“三自爱国运动”的内在精神动力。始终强调基督教对于社会的责任感，这或许是吴耀宗先生留给今天中国基督徒的最为重要的启示。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责任编辑  杨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