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与其他革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他与梁启超最大的相同之处，是别人满脑子只想着如何破坏旧国家、推翻旧政府，他则把如何建设新国家、组织新政府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为建设而破坏，非为革命而革命。宋教仁说，“飘忽敢死者易得，条理缜密之士盖寡，非先植其基，虽满州倾覆，犹足为忧”。在他看来，若没有做好建设新制度的准备，即使革命侥幸成功，亦将徒劳无益。这种建设重于破坏的想法，在当年革命党中并不为众人所乐闻。
　　
　　　　仅1906年初至1907年初，宋教仁一年间编译出版的政法文献就多达数十万字，如《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各国警察制度》、《澳匈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等等，1908年翻译了长达1400多页的《比较财政学》。当别人在为搞暴动还是搞暗杀而犯愁的时候，他在为未来的宪政中国默默做功课。谋划革命方略的同时，革命之后一个新国家的政制结构、政体方案，以至国计民生、财政外交，都已经在宋教仁的脑中渐具雏形。革命胜利后宋教仁之所以担当民国主要的法律起草人，实际上他是我国“共和法统”的奠基人、创始者，“民主中国的叔孙通”，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宋教仁与某些革命家另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也是他与梁启超另一个重要的相同之处，是他坚定不移的爱国心。1907年宋教仁潜赴东北，欲联络“马贼”起义，偶然获悉日本吞并我国间岛的图谋。他立即中止起义计划，转而撰写《间岛问题》一书，运用中日韩三国的史地资料，从国际法角度驳斥日本的谬论，有力地帮助了清政府对日交涉成功。时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得宋书“如获拱璧”，“谓宋有大才，特电……致意宋某，使即来京助理间岛交涉，当与以不次之擢用”，并赠银元两千。还有人说，袁世凯曾奏请慈禧太后对宋“取消通缉并赏四品京堂职”。那时，宋教仁正酝酿以“中央革命”或“中部革命”取代孙黄屡战屡败的“边地革命”，本来也有意趁机回国另寻革命门径，起程前忽然收到了两封以革命战友口吻写给“宋京卿”和“宋京堂”的匿名信，该信对他做出酸溜溜的挖苦并威胁。宋教仁知道革命党人对他有误解，为表白心迹，他不得不放弃回国，并在极端穷困的情况下将公费留学经费交回驻日使馆，以示与清政府决绝。
　　
　　　　今天看来，宋教仁帮助清政府外争国权、护卫领土，这无疑是正确的。革命者大可不必凡事皆与政府为敌。章太炎“革命不忘讲学”，宋教仁革命不误爱国，梁启超保皇不改立宪，这正是清末“体制外”诸贤精神上极其可贵之处，总比陈其美办公兼顾宿娼、孙中山革命不误泡妞（据说在章太炎宋教仁等人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掌握革命党财权的孙先生居然花大价钱娶了15岁的日本小姑娘大月薰为妾）要可贵得多。为国家民族挽回一座岛屿，实胜于向满族王公发动百次暗杀。
　　
　　　　让我们且来比一比吧：同是著名革命家，有人为了替子孙后代“爱惜领土，保护利权”，可以放弃起义而同“反动政府”一致对外（宋教仁）；有人为了筹款起事可以狮子大开口，拿未来中国的矿权、路权以至东三省主权与外国作交易（孙中山）；还有人为了推翻国民政府，可以拥护并协助外国政府策动外蒙古“独立”（毛泽东）。其间的差距，简直不可以道里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