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宋都是宪政主义者。理论上一般认为，宪政有两大功能，一为限制政权，使勿作恶；二为申张民权，保其“当家作主”。梁启超侧重前者，主张三权分立制衡，“主权在国”；宋教仁则侧重后者，主张立法权至上，“主权在民”。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两人的观点也有些不同。梁启超侧重中央集权（不过后来他也赞成“联省自治”），主张“强善政府”；宋教仁侧重地方分权，主张“省长民选”。有人认为这些政见上的差别注定了梁与宋只能做相互竞争的政敌，不可能成为志同道合的政友。这当然也是有道理的。
　　
　　　　不过，所谓宪政，原本就建立在不同党派间政见对垒和势力动态均衡之上。我一贯正确、你一向错误，我不断壮大、你不断萎缩，最后单极化、一党制，甚至于强行“统一思想”、“与某某保持一致”，则即使有宪法，也终究无宪政。这种教训，我们中国人已经见识得够够的了。诚如梁启超所说：“各国政党之潮流，皆有两派：一激进，一渐进。中国十余年来，亦本有此两派，使各一心为国，团我二派，各自发达，则中国之进步，尚可限量乎？”又说：“两党嬗代，以多数民意之向背为进退，则民视民听之实克举而政象即于良。”无论如何，不管是“主权在国”还是“主权在民”，“强善（中央）政府”还是“省长民选”，亦不管是政敌还是朋友，梁宋二人、二派所赞成的政治竞争方式是自由的政见之争、公正的选票之争，亦即宪政框架内的正当竞争。在帝制已倒、民国已立的情况下，梁宋二人的政治底线是，绝不能搞帝制复辟、政治暗杀、“继续革命”、“武装夺取政权”那一套。梁宋本来有机会教我们如何做宪政体制下一对文明的政敌，惜乎天不我与。国中愿守底线的政界绅士偏少，不择手段好走极端的政治流氓偏多。
　　
　　　　历史对梁宋这样的大贤之士是不大公平的。梁启超一直被“革命史观”所蔑视，之所以如此，据说“要害就在保皇”，一日“保皇”，便永世不容翻身。其实，“保皇”的梁先生对辛亥革命功莫大焉。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这话可能略有夸张，但与实情则相去不远。辛亥革命已过百年，如果今人仍然认为革命成功是可以凭暴力打出来的，那实在是愚蠢到家了。当一国的社会风向、政治思潮、国民心理已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革命想不成功都难，反之亦然；而转风向、改思潮、变心理的工作，正是梁启超那枝“常带感情的巨笔”所得心应手之事。更何况，梁启超还有护国讨袁、讨伐张勋的“两造共和”之功。梁之受历史蔑视的真正“要害”，恐怕不仅是因为“保皇”，更是因为梁既与中山交恶，更对后来的“赤党”深恶痛绝，犯了国共两党数代当朝者的大忌。
　　
　　　　至于革命党曾经的第三把手宋教仁，在革命史学中也早就被边缘化了。宋留在史册上唯一的革命功绩，似乎就是有幸被人暗杀，为不肯宪政转型的那一部分革命党人创造了继续革命的借口。晚年的孙中山对宋教仁屡有恶评。说实话，孙恶评宋，倒比孙夸赞宋更真实一些。在革命党之中，宋教仁感情上亲近华兴会的湖南籍诸友，组织上则推黄反孙，个人私交上与黄兴、谭人凤、章太炎、于右任等人为莫逆，却一向与孙中山格格不入。宋教仁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以孙为过气的多余的人物。同盟会每次内讧，宋教仁都站在反对孙中山的一方，革命胜利后，更有联络黄兴“架空”孙中山之嫌，至少孙派的人内心里是这么想的。当孙派成了革命的唯一“正统”后，宋教仁在历史中被边缘化，沦落为“宋案”的道具、“二次革命”的导火索，也就不难理解了。
　　
　　　　有意思的是，诋毁梁宋者还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两人都曾“想当总理”。宋教仁在民初饱受人身攻击，一是所谓“议会迷”，二是所谓“想当总理”——前者见其“幼稚”，后者见其“野心”。“狡诈”的梁启超又何尝不“想当总理”？梁曾说过“非国务大臣不做”，还说过“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求”。梁宋皆是自恃极高、抱负极大且光明磊落的阳光政治家，二人既是公认的政党领袖，又全都主张政党内阁，在内阁制政体中，“想当总理”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如宋教仁所说，此事“用不着避什么嫌疑，讲什么客气”。只要是以宪政之道得之，“当总理”何乐不为？不以宪政之道得之，即便当到了“伟大领袖”或“军委主席”那个级别，又算得老几？以宪政观点视之，梁宋二人“想当总理”无可诟病，不仅是其权利，而且是其义务，没什么好说三道四的。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将宋教仁比作“中国的杰斐逊”。我以为，梁启超似可称为“中国的汉密尔顿”（巧合的是，汉密尔顿是美国开国诸贤中唯一主张君主制的人）。我们所最缺少的人物，是“中国的华盛顿”（孙中山、袁世凯均曾被其支持者及献媚者名之以“中国的华盛顿”，其实难副）。在民初政坛上，与袁世凯、孙中山、黎元洪、黄兴等一时显赫的大人物相比，思想和主张最适合于民主宪政，且最深刻、最老练、最成熟、最稳重、站得最高、看得最远、最有真知灼见的人，是梁启超和宋教仁。然而，在二人身后，却被嘲笑为“天真幼稚”、“书生气”，被讽刺为脱离群众、不懂国情，被斥责为“议会迷”、“想当总理”。而那些满嘴胡话、大言无实之辈，满脑袋浆糊、一窍不通之辈，满肚子私欲、胡作非为之辈，满心恶念、以斗为乐为辈，却偏偏小人得志，恶人抢先，总是得了便宜，占了上风，直至今日，依然如此。这真是一件让我辈感到灰心且难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