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梁启超去欧洲考察。此行使其思想发生巨大转折。梁氏此行的目的，本是为了考察欧洲物质文明之繁盛及其背后的原因，但稍后出版的《欧游心影录》一书，却充满了对欧洲物质主义破产的感慨和反思。一战留下的断壁残垣与民众的潦倒困顿冲击了梁氏所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战后欧洲学界流行的“西方因物质文明过盛而趋向毁灭”的“反思”，更加剧了这种冲击。梁氏终于转而成为欧洲工业文明的批判者：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指日出现。如今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今天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在批判西方物质文明破产的同时，梁氏注意到社会主义和已经支撑了两年而未倒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梁氏说：

“各国时髦政治家公认为无法无天的过激派列宁政府，报纸上日日咒他夭折，它却成了个不倒翁，支持了两年，到今日依然存在。……不管（苏维埃政权）将来结局如何……他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

梁氏如此定义自己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要之，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认为不合人道，要重新组织一番，这就是社会主义。”

但梁氏并不赞同在中国立即实施社会主义：“讲到国计民生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但我的意见，提倡这种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固有的。……讲到实行，且慢一步罢”。

【孙中山：“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但用不着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专制】

孙中山1896年至1899年流亡欧洲时，正值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蓬勃之际。与孙氏同时代的梁启超曾说过，“孙逸仙，他不是个学者，他眼光极锐敏，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

孙氏对社会主义兴趣的由来，除西欧之外，也有“东洋传统”——1903年，孙氏流亡东京，曾与日本《共产党宣言》译者幸德秋水就社会主义问题交换过意见。同年，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书信中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1905年初，孙氏访问了第二国际书记处，以社会主义者自许，要求加入第二国际，请求第二国际“接纳他的党为成员”，并“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适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他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他们吸收我们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换句话说。由于它们，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在后来的一封致第二国际的书信中，孙氏恳切地请求：”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从学习资本主义文明迅速转向对社会主义的热衷，孙中山的转变，其实代表了20世纪最初20年里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基本心态。这种心态就是：知识分子们不但希望赶上欧美国家，完成救国的重任，而且希望一劳永逸地超越欧美国家，完成强国的使命。孙氏说：

“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我们现在提倡改革，决不能够说学到了像现在的欧美便算是止境，便以为心满意足。……欧美近来的文化才比中国进步。我们羡慕他们的新文明，才主张革命。此刻实行革命，当然是要中国驾乎欧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

孙氏认为靠“社会主义”可以使中国实现这一“驾乎欧美之上”的目标，因为欧美资本的弊病，必须靠“社会主义”来拯救：

“现在欧美两洲，像法国、美国既没有皇帝的专制，人民很可以说是极平等自由，民权可算是极发达。但是只能说到民有、民治，还说不到民享。试看他们国内的平民受资本家的压制，穷人受富人的压制，什么煤油大王、钢铁大王、铁路大王，一人之富可以敌国。那般平民和劳动者连面包都找不到手。这是何等不平等的景象呢．所以欧美现在便生出贫富不均的大问题来了。”

但与小部分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不同，孙中山反对废除私产和搞阶级斗争。《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第一段话中就明确表示，孙中山不同意在中国马上实行共产主义，“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孙氏认为，中国实业尚未发达，“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