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在梁启超身边的，有一个庞大的进步党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包括张东荪、张君劢等等；围绕在孙中山身边的，则是一个庞大的国民党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包括胡汉民、张继、吴稚晖等等。前者总体上是改良派，后者大致上是革命党。这两派知识分子，在1920年代，都对社会主义有这浓厚的兴趣。

进步党的“二张”，均对社会主义有着深入的研究和论述，张东荪既写文章谈《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又极力反对在现时段以革命的方式搞社会主义；张君劢则极力呼吁中国的社会主义之路，应效仿德国，而不是效仿俄国；而在1919年9月1日，进步党改良派知识分子创办的《解放与改造》杂志，公开发表宣言文章，宣称世界由封建专制而至资本主义再至社会主义，是一个必然的人类文明发展过程，面对第三种文明即将到来，处在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之交的中国人，决不应当再提倡资本主义的文明，而“应该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的工夫”。

国民党的胡汉民，1920年7月在广州“市民大学”开设了一门叫做“社会主义伦理学”的课程；张继、吴稚晖则一度成了另一支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的信徒；而在1917年1月4日，刚刚经孙中山改组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在其机关报《民国日报》如此公开倡言：

“科学的社会主义有预期之目的可达，有一定的阶段可循，其进化之迹象与动植物之擅蜕相同，其因果之公律与理_化学之分析无异，非仅一种之理想。”——虽然时至今日，“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有着特殊指向的名词，但在当日，信奉各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都曾以为自己所信奉的，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此外，还有许多同时横跨进步党与国民党、横跨改良派与革命党的知识分子，同样也深受社会主义影响，譬如曾是进步党成员的李大钊，后来成了革命党；再譬如曾是进步党成员的蔡元培，后来也成了革命党。二者都曾一度尝试过搞和平的社会主义实践；甚至于连周作人这样无法归类的人物，在1920年代，也曾积极将日本流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新村主义”引入到中国来。

国民党人冯自由在1919年，曾如此描述他所感受到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市场有多大：

“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松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却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最时髦的名词”，这几个字，其实恰恰也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自晚清以来，在救国图强这个大目标下，一直被西方牵着鼻子在走：被西方的资本打败之后，一窝蜂似地高呼要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当发现西方人自己在反思资本的弊端而兴起社会主义时，又一窝蜂似地高呼着要学习社会主义，趁机“驾乎欧美之上”。

之所以如此，其实正是中了西方“社会进化论”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毒。自严复“启蒙”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一直在追求一种虚无缥灭的“社会终极进化目标”，这个目标，曾极短暂地是“资本主义”；很快就变成了“社会主义”；后来终于成了“共产主义”。